文学经典与生活世界的连接:抖音平台苏轼诗词短视频的互文性分析

以文学经典为代表的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网络视听系统的关键是创新跨媒介叙事的互文机制。聚焦抖音平台苏轼诗词的跨媒介叙事实践,借助“文本—话语—文化”的互文性分析框架,对抖音平台2 150条苏轼诗词短视频进行内容分析。研究发现:在文本层面,短视频“重置”了高传播力的苏轼诗词篇目,并以人生故事叙述、诗词赏析、诗词唱诵等方式呈现诗词的内容;在话语层面,社交短视频平台形成了“温暖现实主义”叙事、现代爱情悲剧叙事、互联网“模因”的“破圈叙事”等三类叙事话语;在文化层面,社交媒介不仅在具体文本中将文学经典编入短视频,而且将其与当下加速社会下当代人的生活世界相勾连,形成了连接“传统”文学经典与“现代”生活世界的双重跨媒介互文叙事策略。

苏轼“诗书一体”观:内涵、机理与成因

苏轼将诗书画引向深度结合,“诗不能尽,溢而为书,变而为画,皆诗之余”是苏轼“诗书一体”观的核心表达,其内涵是以“德”为灵魂,以诗意为统领的综合艺术论。破体为文、体兼众妙、形式相连、书卷气息构成了苏轼不同文体、书体之间以及文学与书法两种不同艺术形式之间的内在机理,“书卷气”是苏轼书法人文化、文学化的典型表现。苏轼的“吾所谓文,必与道俱”“慧之生定,速于定之生慧”以及“笔墨之迹,托于有形,有形则有弊”等文艺思想和哲学观念,乃是形成其“诗书一体”观以及文学与书法在求道之途上存在统一性、多样性、层次性和差异性的主要缘由。

论苏轼与元祐秘书省职官的诗歌唱和

诗歌唱和成为元祐间苏轼与秘书省文人交游的重要手段,成为引人注目的诗歌现象。苏轼在元祐间与秘书省职官唱和之作数量较多,他们的唱和之作多出于交游、宴饮、雅集过程之中,基本不涉及时政国事,在新旧法之争、洛蜀党争激烈之元祐间,体现出苏轼与这些秘书省职官们的情感选择。苏轼与这些秘书省职官皆博学高才之士,他们的唱和之作是文人逞才斗艺的一种创作形式,力求诗意深邃、用字精巧、事典广博、用韵严谨、句式规范,体现出“以才学为诗”的特征,使宋诗的题材、笔法、结构、语言等方面的特点愈加鲜明,为推动整个元祐诗坛的繁荣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论苏轼的读书生活与精神世界

作为生活的常态与生命的独特存在方式,苏轼的读书贯穿一生,内容关涉群经、史书、诸子、诗文集及佛、道二藏等,所作读经诗、读史诗、读子诗与读诗诗不胜枚举,颇具特色。其读书诗体现出作者独特的读书方法,其中既有广博与持久的共性,也有诸如八面受敌、熟读与抄读、夜读与美读等诸多独特之处。苏对读书的作用与意义有明确认知,尤善将阅读所得内化为自己对社会与人生的认知,展示出一副学者自画像。借助阅读,苏轼逐渐形成了充实、愉悦、儒雅与达观的精神世界。

黄庭坚对陶渊明的阐释与接受——从唐宋陶诗接受的整体出发

陶渊明在思想与艺术两方面都对后来文学史产生巨大影响,其思想与儒及释道相涉,而又构成一种独立影响历史。陶诗在唐代尚属局部的经典,至宋代则上升为全面的经典,苏轼、黄庭坚在这一接受史过程中是起决定作用的。苏轼运用辩证的艺术思想来论陶,突破了仅以平淡论陶的传统阐释方式,黄庭坚也从自然与法度的辩证结合来认识陶诗的高度。苏黄的观点为南宋以后诸家广泛接受,开启了陶诗接受新的历史。黄庭坚对陶渊明独立的个性、忠义的行为有较强的呼应,其对陶渊明的阐释,往往与庄、禅结合。黄庭坚突破模拟式的学陶法,以一种学而不为、自成一家的再创造的学古方法来学陶。

苏轼诗词书法作品接受中的语图关系变化

欣赏诗词书法作品可以欣赏书法艺术,也可以识读诗词内容,接受过程中表现出语图关系的变化。大多数接受者对苏轼诗词书法作品的欣赏分为三个过程:首先被书法书像所吸引,进入图像欣赏中,沉醉于视觉效果;其次对所书诗词内容进行识读,了解所写诗词的内容;再次将两者放在一起去欣赏,书法与诗歌在迭代中达到更高的融合,欣赏者获得双重的审美享受。

苏轼词中的自然审美意识

苏轼的词作中有许多对自然万物及自然审美活动的描写,蕴含着作者的自然审美意识,主要表现为天然标格与内在生命力是自然万物颇为重要的审美属性;欣赏自然需要保持超然的审美心境;自然如同家园般的存在,自然审美是抒发归隐思绪、体会居家之感的重要途径。苏轼在词中表现了自然审美意识,充分彰显出他“以诗为词”的创作倾向,这在北宋词体革新中有着重要的意义。

苏轼“和陶诗”的情志美学

和陶诗蕴含着苏轼的独特审美情趣和人生哲理,是其思想与美学意识的完美结合,集中体现了苏轼的美学情志——贬谪美学、逆境美学、自然美学和生活美学。贬谪美学是苏轼以自身遭贬的经历,书写坦然面对挫折的豁达心态;逆境美学昭显人生虽有跌宕起伏,却始终有怀揽风月的豪情壮志;自然美学关注山水风光,寄心灵于田园躬耕,关怀百姓之趣事;生活美学将诗意与酒食日常交融,抒发对生活的热爱。苏轼的“和陶诗”既有返璞归真、旷达洒脱的纯然意趣,又有经世致用,怀国爱民的文人志向,集中体现苏轼独特的审美情志。

“意觉”通感:“自我”的隐显与唐宋词的演进

“六根互用”理论体现出通感从“五官”到“六根”的转化。“意觉”,是指人或动物受到外界刺激而在情感、心理、精神上产生的感觉,对生理、心理、文学创作意义重大。于词而言,温庭筠词中的意觉通感呈现出女性化、代言体的抒情特色,其自我意识处于隐没状态;李煜词中意觉运用得以丰富,其对自我意识的书写推动词体转型,但这种“萌发”大致属于无意识地运用与表露;苏轼词中意觉运用具有抒情自我化、书写哲理思辨等特质,其意觉运用中表现出强烈的自我认知和表达欲望,同时也为词体的功能、格调、地位都带来极大的拓展和提升。温、李、苏三位词人的创作反映出唐宋词从伶工之词向士大夫之词发展历程,而“自我”意觉的觉醒是其间重要关节点。

论苏轼的岭南际遇与生命意识

探讨苏轼的岭南际遇,是研究苏轼生命意识的有效视角。长久以来,人们普遍被苏轼的乐观精神所感染,结合苏轼的岭南经历及流传下来的大量诗文,以文学批评视野看,更能发现:苏轼在岭南,更多的是用其诗文来传递他对际遇困境、对自然山水以及对世间万物的态度,这是一种更为根本的意识——生命意识在发挥无形的作用。从日常生活中跋涉而来,不断跃升到生命的本质中去,苏轼岭南际遇所蕴含的随遇而安、圆融通达、超然物外的生命哲学,最终升华了苏轼的文学魅力与思想境界。

原型批评理论视域下宋代诗词树木意象蕴含——以苏轼作品为例

诺斯洛普·弗莱于20世纪60年代首倡原型批评理论,荣格将集体无意识谓之原型,认为原型是从远古便普遍存在的意象,是一种民族记忆。作为文学意象,树木意象早在《诗经》《楚辞》里就有了,到了宋代,诗词里的树木意象更是丰富多彩,仅苏轼的作品中树木意象就占了很大比例。这些树木意象有着极重要的文化内涵,既有生态价值,也有实用价值,树木见证了岁月更替,是历史烽烟的记录。苏轼对树木的欣赏模式众多,有如画模式、比德模式、天成模式等,这些树木意象底蕴充盈,写树木就是写自己,苏轼用自己的创作印证了原型原理,表达了自己的文学理想。

克制与突破:苏轼涉泪词“以诗为词”的艺术实践

“以诗为词”是苏轼重要的词学观念。通过对其涉泪词的研究,可以发现苏轼“以诗为词”的词学观在具体实践中呈现出克制与突破并存的矛盾形态。一方面遵循词体特性,在扩充题材内容的同时选用了典雅字词和含蓄表达;另一方面又有意突破传统,具体表现为使用“泪典”、采用流线型意象组合、净化艳情词。由此可见,苏轼对词体特质有着清晰的认知,其“以诗为词”是有限度地将诗的题材、风格导入词体,而非刻意泯灭诗、词两种文体的界限。

将花酿蜜无复花:论集字诗的生成机制与诗体风格

文学作品意义上的集字诗自宋代苏轼集《归去来兮辞》始,后世涌现出大量的以集《归去来兮辞》《兰亭集序》字诗为代表的诗歌创作,从经典中集字成诗成为推动文学经典化的重要传播方式。明清文人以“诗牌”集字成诗颇具游戏色彩,展现汉字魅力的同时映射出士人娱乐文化的千姿百态。集字诗从“经典”到“游戏”的写作模式,也引发后人对集字诗诗体风格的雅俗之争,蕴含丰富的诗学和文化韵味。

苏轼《灵壁张氏园亭记》“显涉讥讽”辩证

在北宋“乌台诗案”中,国子博士李宜之非任言官,却上疏弹劾苏轼所作《灵壁张氏园亭记》“显涉讥讽”,历来备受学者诟病。实际上,李宜之时任淮南东路提举常平官,负有监察地方官吏的职责,且《灵壁张氏园亭记》一文创作于淮南东路所辖之地宿州,李宜之弹劾苏轼有其制度依据,并非完全无端构衅。但是,李宜之认为《灵壁张氏园亭记》一文“显涉讥讽”则不足取信,是对文章主旨的误读与曲解。御史台审讯之时,苏轼也明言此文并无讥讽,且御史台认可其言。大理寺根据御史台的“供状”依法为苏轼定罪,也未将此文视作罪证。李宜之的弹劾在“乌台诗案”的具体审判过程中并未产生实质性作用。

清初对苏轼“和陶诗”评点的海南视角——以樊庶《苏文忠公海外集》为例

苏轼“和陶诗”多作于海南,清初樊庶所编《苏文忠公海外集》是目前已知的唯一从海南地域视角对苏轼和陶诗编录且多加评骘的选本。樊庶对苏轼和陶诗篇目统计和写作地点的确定存在疏误。樊庶纂评苏轼和陶诗的特色有三:一是对东坡和陶诗的理解具有其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二是对理解明末清初苏诗批评的演变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价值,为清人选评苏诗的全面繁荣铺垫了道路;三是能据情据理,进行深度阐释,常能另辟蹊径,富有创见。

中人之教与古代诗教的天人策略——以李杜、苏黄天人有别论背景下的师法抉择为中心

早在魏晋时期,中国文学界便进入了一个天才崇拜时期。然而,诗歌启蒙中经典作家的取法却与文艺主体论的如此天才崇拜产生了一定悖离:以李杜优劣论争中李白天才绝、杜甫人才绝的剖判背景,苏黄优劣论争中苏轼天才高妙、黄庭坚学力精严的理论共识,历代诗教所倡导的师法对象却恰恰以杜甫、黄庭坚为主。这一绕过天才的师法抉择,所体现的正是中国古代的“中人之教”思想。“中人之教”源自上智下愚不易而“中人之性”可塑的认知,体现了儒家人性反思之际确立的“中人”关怀:凡论教化,非就上智说法,乃是围绕中人立言;而其施教策略则为行远自迩、登高自卑。作为中华文化具有方法论意义的教化原则,“中人之教”的相关思想浸淫贯彻于文艺理论与批评实践,形成了文艺审美价值认定与师法取径对于天才的不同立场。如此天人权宜策略,既丰富了古代文才思想理论,又直接影响到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的言说形态:天人双提而侧注于人力法度。

古诗词艺术歌曲《念奴娇·赤壁怀古》创作思想及演唱解读

古诗词艺术歌曲是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将古代文人的诗词与音乐结合起来,以歌唱的形式传达古诗词的意境和作者情感,具有文化创新融合的意义和鲜明的艺术特色。作品《念奴娇·赤壁怀古》,是苏轼贬官黄州后,因对历史和人生的深刻思考和感悟而作,内涵深刻。因此,演唱时要根据苏轼的生活经历,并依据作者心境和情绪合理运用嗓音,避免炫耀嗓音和歌颂式的演唱,还要注重形体语言的恰当运用,以准确传达苏轼诗词中蕴含的文化力量和人格力量。

空间维度下的苏轼诗词研究

从真实存在的空间及作者想象的地理和物理空间出发,可以还原生活场景及体察诗人的思想及情感。从空间维度出发,能够考究特定空间的事物对苏轼内心的触动,以及苏轼在特定空间书写中所表达出的思想及情感。苏轼对贬谪地山川风物的书写,体现了他的情感指向;对老百姓的爱与怜悯,是苏轼情感的底色;对弟弟苏辙、亡妻王弗等亲人的爱体现了苏轼的情感浓度。

信疑之间:苏轼的祈雨实践与祈雨书写

苏轼关于祈雨禳旱的诗文呈现出矛盾的状态。作为私人书写的诗歌,其中反映的祈雨心态代表着苏轼个体的思想,而作为公文书写的祝文,其祷神之词代表着守土之臣不可回避的责任与义务。这种祈雨心态与祈雨实践的矛盾,使苏轼在务虚的、非理性的祈雨实践中融入了理性与人文的因素:其祈雨实践既有北宋地方祈雨的普遍性特征,同时又展现出儒教为先、重民闵生、排斥巫术、人神对举等鲜明的特点;祈雨诗歌则在神明崇拜的蒙昧氛围中散发出人本主义与理性主义的光辉。

苏轼《望江南·超然台作》与杜牧《清明》诗比较论

清明节作为中国重要的传统节日之一,相关的诗词数量巨大,其中传播面最广的当属杜牧的《清明》诗。随着苏轼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其清明词《望江南·超然台作》逐渐被更多的人认识和喜爱。从创作背景、内容的丰富性、画面的容量与优美程度、感情的充沛度与积极性、哲理的包含度等方面来看,后者都超过前者。《望江南·超然台作》才是最美的清明诗词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