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制与突破:苏轼涉泪词“以诗为词”的艺术实践

“以诗为词”是苏轼重要的词学观念。通过对其涉泪词的研究,可以发现苏轼“以诗为词”的词学观在具体实践中呈现出克制与突破并存的矛盾形态。一方面遵循词体特性,在扩充题材内容的同时选用了典雅字词和含蓄表达;另一方面又有意突破传统,具体表现为使用“泪典”、采用流线型意象组合、净化艳情词。由此可见,苏轼对词体特质有着清晰的认知,其“以诗为词”是有限度地将诗的题材、风格导入词体,而非刻意泯灭诗、词两种文体的界限。

苏轼词中的自然审美意识

苏轼的词作中有许多对自然万物及自然审美活动的描写,蕴含着作者的自然审美意识,主要表现为天然标格与内在生命力是自然万物颇为重要的审美属性;欣赏自然需要保持超然的审美心境;自然如同家园般的存在,自然审美是抒发归隐思绪、体会居家之感的重要途径。苏轼在词中表现了自然审美意识,充分彰显出他“以诗为词”的创作倾向,这在北宋词体革新中有着重要的意义。

论苏轼岭海词的思想意蕴与艺术特征

岭海词是指苏轼晚年在岭南和海南所作之词,共计26首,题材内容涉及咏物述怀、赠酬唱和、恋情等。通过分析可知,苏轼将咏物词进行“诗化”的润色,对咏物对象在保留本质特征的同时进行形象化、情感化处理,扩大了咏物词的意蕴;在赠亲人、友人之作中表现出苏轼儒家忠节的自我坚守;而赠灵魂伴侣的恋情词则朝着佛学化的方向发展,打破了“词为艳科”的传统词学观。苏轼的岭海词化用唐诗,用典自如,丰富了以诗为词的手法,谐趣词则尽显苏轼幽默风趣的语言风格。

再论苏轼词的词史定位——兼及如何打破“婉约”“豪放”二分法

词学史上对苏轼词的定位,主要有“豪放词”“以诗为词”“东坡范式”三种重要说法。“豪放词”从风格论出发,并不能完全涵盖苏轼词的全部艺术特质;“以诗为词”作为一种创作方法,亦非苏轼所独有;唯有作为传统“体派论”的现代发展的“东坡范式”,最适宜作为苏轼词之词史定位的总结性词汇。同时,既然“豪放词”一语已不足以概括苏轼的词史定位,那么“婉约”“豪放”二分法也自然应被扬弃,而打破这一“二分法”,并不意味着否定“二分法”这一极具简洁性的思维方式,寻找更具学理性、更符合唐宋词实际的“新二分法”取而代之,才是真正的破旧立新之道。

倡导苏辛与补偏救弊——龙榆生在现代词学史上的贡献

通过梳理晚近词坛,龙榆生发现其中有拘守词律、侧重技术之弊。他倡导苏辛词风进行补救,并借以唤起民族精神。在前人的基础上,他从文学的角度全面把握苏辛词派,并为学习苏辛可能产生的流弊预备应对之策。他在困境中调整论述,标举意格,拓宽门径,推重文廷式。他借鉴传统词学的策略倡导苏辛,以探讨苏辛引领学界的词派研究,以强调客观促进词学的现代转型,以重视创作延续词学的悠久传统,在现代词学史上有重要贡献。

前度刘郎与贞元朝士:宋人对刘禹锡玄都观诗的接受

中唐时期,《幽明录》所载刘阮天台事开始作为故实进入诗歌,这影响了刘禹锡玄都观二诗的写作。晚唐孟棨《本事诗》首次将二诗缀合为一个完整故事,宋初《太平广记》抄录了《本事诗》的相关记载,在玄都观诗流传的过程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苏轼首次将刘禹锡玄都观事纳入诗词写作,创造了“前度刘郎”这一经典表达,开启了玄都观诗在宋代的形塑。周邦彦的书写实现了“前度刘郎”在宋词中的经典化。南渡以后,“兔葵燕麦”与“贞元朝士”又成为诗人们偏爱的表达,其中寄寓了强烈的迁逝之悲和沧桑之感。

历代和词对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的接受

作为历代和词数量榜首的“金曲”,《念奴娇·赤壁怀古》的次韵创作数量曲线要比其他评价体系更为完整地呈现出词作历代接受情况与发展过程。后人的次韵词作中体现了主体情感、语句描写、字词意象、句式结构等多个接受维度,而这一接受现象的形成背后是由东坡个人影响力、作品自身与前后赤壁赋的合作用力和再接受路径的发展共同造就的。

苏轼荔枝诗词研究

宋代文学家苏轼文采斐然,在三千多首诗词作品当中,咏叹荔枝的诗词共计20首。作品中用典、比喻、拟人等手法层出不穷,含括着极其深厚的内蕴。苏轼一生虽屡遭贬谪,徘徊于入世和出世之间,但其积极乐观、爱国爱民的高尚情怀始终贯穿在荔枝诗词中,一生于逆境之中追求自在,于苦闷之中寻找趣味,于彷徨之中坚守理想。

词以言志与苏轼豪放词风的成型

宋初词主要书写女性艳情、男女恋情、友朋离情、宴饮乐情,其中也时有人生感悟、胸襟抱负的展现。柳永、欧阳修等词人就写抒怀词了,苏轼对柳欧抒怀词进行了拓展,以士大夫之身份和关涉政治的抱负入词,文人情怀被升华为士大夫志气,诗之言志功能被引入词中。苏轼关涉战争的抒怀言志词《江神子·猎词》对花间词、范仲淹词等具刚猛男儿特色的边塞战争题材,进行去“悲”存“壮”的处理,变悲抑为豪劲,突破了柳永的婉艳词风,标志着其豪放词风的成型。

续论苏轼词的创新及其影响

苏轼词对词体的改革和创新表现在艺术创作手法、语言音律两方面。在艺术创作手法方面,苏轼创造性地将叙事、议论、抒情、写景的写作手法结合,第一个在词作中大量运用典故,同时在词作中大量使用题、序,开创了题、序使用的风气。在语言音律方面,苏轼词在语言上革尽了花间词人错金镂彩的风格,在音律方面进行了不协音律的大胆创新与主动变革,同时突破词调的束缚,使词不受声情的限制。

补阳还五汤对大鼠心肺复苏后脑水肿和细胞凋亡的影响

目的 探讨补阳还五汤(BHD)对心肺复苏(CPR)后脑水肿和细胞凋亡的影响.方法 雄性SD大鼠24只按随机数字表法均分为假手术组、复苏组、BHD组.采用窒息法建立大鼠CPR模型,分别于自主循环恢复(ROSC)时和ROSC 12 h灌胃生理盐水或BHD.各组于ROSC 24 h取左侧大脑,采用干湿比重法计算脑组织含水量,原位末端缺刻标记法检测凋亡细胞,免疫组化法检测凋亡相关蛋白Bcl-2、Bax和Fas蛋白表达.结果 与假手术组比较,复苏组在ROSC后24 h脑含水量增加[(80.99±0.83)%比(78.60±0.46)%,P【0.05],脑凋亡相关蛋白Bax[(32.1±6.4)个/HP比(5.6±3.0)个/HP]、Bcl-2[(15.0±6.0)个/HP比(6.9±2.9)个/HP]、Fas[(17.3±7.7)个/HP比(3.9±2.0)个/HP]以及脑细胞凋亡[(47.5±8.5)个/HP比(10.6±4.7)个/HP]的表达增加(均P【0.01);与复苏组比较,BHD组脑含水量[(79.09±0.97)%]减少,Bax[(17.1±6.2)个/HP]、Fas蛋白[(10.9±4.3)个/HP]表达和细胞凋亡[(33.4±6.6)个/HP]明显降低, Bcl-2蛋白表达[(35.5±7.0)个/HP]明显增加(P【0.05或P【0.01).结论 BHD能够减轻脑水肿,减少细胞凋亡,具有脑保护作用.

唐宋词“第一调”中“第一人”——论苏轼《浣溪沙》的创作成就

《浣溪沙》是唐宋词坛上使用频率最高的“第一调”,苏轼则是《浣溪沙》创作数量最多的“第一人”。在《浣溪沙》的创作中,苏轼不仅突破了传统的“艳科”格局,拓展了题材内容的表现范围,提升了词体文学抒情言志的艺术品格,而且在形式体制的运用、人物形象的刻画、语言艺术的表现等各个方面都有所创新。透过《浣溪沙》这一词调的创作,我们依然能够看到苏轼对宋词的发展所作出的重要贡献。

从李煜到苏轼——“士大夫词”的承继与自觉

李煜后期的词作“感慨遂深”,与前期词作的绮靡香艳绝不类同,在词史上第一次“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但这一开创性的贡献直到苏轼的出现才真正得到了自觉的继承。从李煜突变性的开创,到宋初诸人有意无意地渐变,再到苏轼明确地自觉,“士大夫之词”在各种内因外因的作用下完成了它演进确立的过程。而李煜和苏轼,则是千年词史上两个重要的关节点。

也谈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中的几个问题

本文对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中历来有争论、至今看法不一的几个问题阐述 了己见，看起来是断句和词语诠释的问题，实际上关系到对作品构思的理解、主题的把握， 及创作背景、作者创作心理的认识。词作为一种特殊诗体，也有自己的语言、结构特征，在 对词的断句和分析中，不少人忽略了这一点。故本文所谈问题，对词的分析、鉴赏具有 普遍的借鉴意义。

论苏轼词中的自然生态美学思想

苏轼热爱自然、钟情山水,创作了大量具有自然生态美学思想的词作。在其词中,苏轼通过对外在自然美的发现,感受到自然的亲和力,体认到自身的生命价值,实现了人与自然世界的和谐交融,追求诗意的栖居地。苏轼词中的自然生态美学思想表现为以自然为友,将个体生命与自然生命进行关联,认识到人对自然的依存和人与自然的高度融合,生发出对于生命的热爱之情以及对于理想世界的追求之情。

苏辛农村词比较

北宋的苏轼和南宋的辛弃疾都创作了以农村生活为题材的农村词,扩大了词的堂庑。苏辛农村词的差异主要体现在苏轼常以关心民瘼的地方官之眼看农村,辛弃疾则作为失意英雄从农村中得到慰藉;苏轼的农村词常直书所见、感性直观,辛弃疾的农村词则蕴意更深、含更多理性思考;辛弃疾农村词的意象较苏轼的丰富;苏轼的农村词善用比喻,辛弃疾则常用白描。此外苏辛的农村词也表现出一些共同之处。

《西江月 世事一场大梦》系年考辨

《西江月世事一场大梦》作于何时、为谁而作历来存在不同看法,从中秋的本来含义,从苏轼中秋诗词的惯例,从苏轼与苏辙兄弟的情谊角度分析,《西江月世事一场大梦》应该是写给苏辙的;从该词表露的情感,从苏轼在黄州、儋州所处的地理位置与苏辙所处的地理位置分析,《西江月世事一场大梦》作于儋州的可能性相对大一些。

元祐学术与北宋中后期辞赋创作——以苏轼为中心的考察

元祐学术共同的思想品格是追求秩序的完善和对仁政理想的传承。在王安石变法的话语背景下,苏轼等元祐党人在辞赋创作中对社会历史的重视,对心灵秩序与自然、社会秩序如何统一的深入思索,都展现了传统儒家的理想。以苏轼为核心的文学创作,反映了当时知识界对维护现存秩序的焦虑。文学对历史的书写,融汇着元祐君子对变法的态度。苏轼探寻的是统摄人事与自然的规律性,他的思想没有充分地和儒家的纲常结合起来,因而更具开放性和超越性。非唯苏轼,贯通天道自然也是北宋后期文学创作的普遍追求。为了捍卫思想方面的主导地位,元祐学术将道统的内涵赋予了个人命运与家国情怀,个人与社会、自然、宇宙得到统一,从而完成了对儒学的革新。

苏轼思想与宋词关系发微

苏轼对词的历史性的锻炼和完善 ,除了他具有超常的智慧和渊博的才学外 ,还与他独特的思想意识密切相关。儒家的执著专注、佛家的空幻虚无、道家的率性自然 ,均奇妙地统一在苏轼的生命实践中 。

论苏轼的辞赋创作

苏轼是北宋后期最重要的辞赋家,他的融汇古今的辞赋创作思想和深湛的辞赋艺术修养深刻地影响着北宋后期的辞赋创作。辞赋创作贯穿于苏轼文学创作的各个时期。苏轼的赋论与创作密切结合,综观其辞赋和辞赋观,有以下几个特征一、重视辞赋创作与作家素养的联系;二、融会贯通的集大成意识;三、寓深刻于平淡之中,追求理趣盎然;四、融聘词于流畅自然中的艺术表现。苏轼的辞赋观和辞赋创作代表着北宋后期赋坛的主调,众多赋家深受他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