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诗书一体”观:内涵、机理与成因

苏轼将诗书画引向深度结合,“诗不能尽,溢而为书,变而为画,皆诗之余”是苏轼“诗书一体”观的核心表达,其内涵是以“德”为灵魂,以诗意为统领的综合艺术论。破体为文、体兼众妙、形式相连、书卷气息构成了苏轼不同文体、书体之间以及文学与书法两种不同艺术形式之间的内在机理,“书卷气”是苏轼书法人文化、文学化的典型表现。苏轼的“吾所谓文,必与道俱”“慧之生定,速于定之生慧”以及“笔墨之迹,托于有形,有形则有弊”等文艺思想和哲学观念,乃是形成其“诗书一体”观以及文学与书法在求道之途上存在统一性、多样性、层次性和差异性的主要缘由。

论苏轼与元祐秘书省职官的诗歌唱和

诗歌唱和成为元祐间苏轼与秘书省文人交游的重要手段,成为引人注目的诗歌现象。苏轼在元祐间与秘书省职官唱和之作数量较多,他们的唱和之作多出于交游、宴饮、雅集过程之中,基本不涉及时政国事,在新旧法之争、洛蜀党争激烈之元祐间,体现出苏轼与这些秘书省职官们的情感选择。苏轼与这些秘书省职官皆博学高才之士,他们的唱和之作是文人逞才斗艺的一种创作形式,力求诗意深邃、用字精巧、事典广博、用韵严谨、句式规范,体现出“以才学为诗”的特征,使宋诗的题材、笔法、结构、语言等方面的特点愈加鲜明,为推动整个元祐诗坛的繁荣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黄庭坚对陶渊明的阐释与接受——从唐宋陶诗接受的整体出发

陶渊明在思想与艺术两方面都对后来文学史产生巨大影响,其思想与儒及释道相涉,而又构成一种独立影响历史。陶诗在唐代尚属局部的经典,至宋代则上升为全面的经典,苏轼、黄庭坚在这一接受史过程中是起决定作用的。苏轼运用辩证的艺术思想来论陶,突破了仅以平淡论陶的传统阐释方式,黄庭坚也从自然与法度的辩证结合来认识陶诗的高度。苏黄的观点为南宋以后诸家广泛接受,开启了陶诗接受新的历史。黄庭坚对陶渊明独立的个性、忠义的行为有较强的呼应,其对陶渊明的阐释,往往与庄、禅结合。黄庭坚突破模拟式的学陶法,以一种学而不为、自成一家的再创造的学古方法来学陶。

苏轼诗词书法作品接受中的语图关系变化

欣赏诗词书法作品可以欣赏书法艺术,也可以识读诗词内容,接受过程中表现出语图关系的变化。大多数接受者对苏轼诗词书法作品的欣赏分为三个过程:首先被书法书像所吸引,进入图像欣赏中,沉醉于视觉效果;其次对所书诗词内容进行识读,了解所写诗词的内容;再次将两者放在一起去欣赏,书法与诗歌在迭代中达到更高的融合,欣赏者获得双重的审美享受。

苏轼词中的自然审美意识

苏轼的词作中有许多对自然万物及自然审美活动的描写,蕴含着作者的自然审美意识,主要表现为天然标格与内在生命力是自然万物颇为重要的审美属性;欣赏自然需要保持超然的审美心境;自然如同家园般的存在,自然审美是抒发归隐思绪、体会居家之感的重要途径。苏轼在词中表现了自然审美意识,充分彰显出他“以诗为词”的创作倾向,这在北宋词体革新中有着重要的意义。

“意觉”通感:“自我”的隐显与唐宋词的演进

“六根互用”理论体现出通感从“五官”到“六根”的转化。“意觉”,是指人或动物受到外界刺激而在情感、心理、精神上产生的感觉,对生理、心理、文学创作意义重大。于词而言,温庭筠词中的意觉通感呈现出女性化、代言体的抒情特色,其自我意识处于隐没状态;李煜词中意觉运用得以丰富,其对自我意识的书写推动词体转型,但这种“萌发”大致属于无意识地运用与表露;苏轼词中意觉运用具有抒情自我化、书写哲理思辨等特质,其意觉运用中表现出强烈的自我认知和表达欲望,同时也为词体的功能、格调、地位都带来极大的拓展和提升。温、李、苏三位词人的创作反映出唐宋词从伶工之词向士大夫之词发展历程,而“自我”意觉的觉醒是其间重要关节点。

论苏轼的岭南际遇与生命意识

探讨苏轼的岭南际遇,是研究苏轼生命意识的有效视角。长久以来,人们普遍被苏轼的乐观精神所感染,结合苏轼的岭南经历及流传下来的大量诗文,以文学批评视野看,更能发现:苏轼在岭南,更多的是用其诗文来传递他对际遇困境、对自然山水以及对世间万物的态度,这是一种更为根本的意识——生命意识在发挥无形的作用。从日常生活中跋涉而来,不断跃升到生命的本质中去,苏轼岭南际遇所蕴含的随遇而安、圆融通达、超然物外的生命哲学,最终升华了苏轼的文学魅力与思想境界。

原型批评理论视域下宋代诗词树木意象蕴含——以苏轼作品为例

诺斯洛普·弗莱于20世纪60年代首倡原型批评理论,荣格将集体无意识谓之原型,认为原型是从远古便普遍存在的意象,是一种民族记忆。作为文学意象,树木意象早在《诗经》《楚辞》里就有了,到了宋代,诗词里的树木意象更是丰富多彩,仅苏轼的作品中树木意象就占了很大比例。这些树木意象有着极重要的文化内涵,既有生态价值,也有实用价值,树木见证了岁月更替,是历史烽烟的记录。苏轼对树木的欣赏模式众多,有如画模式、比德模式、天成模式等,这些树木意象底蕴充盈,写树木就是写自己,苏轼用自己的创作印证了原型原理,表达了自己的文学理想。

克制与突破:苏轼涉泪词“以诗为词”的艺术实践

“以诗为词”是苏轼重要的词学观念。通过对其涉泪词的研究,可以发现苏轼“以诗为词”的词学观在具体实践中呈现出克制与突破并存的矛盾形态。一方面遵循词体特性,在扩充题材内容的同时选用了典雅字词和含蓄表达;另一方面又有意突破传统,具体表现为使用“泪典”、采用流线型意象组合、净化艳情词。由此可见,苏轼对词体特质有着清晰的认知,其“以诗为词”是有限度地将诗的题材、风格导入词体,而非刻意泯灭诗、词两种文体的界限。

将花酿蜜无复花:论集字诗的生成机制与诗体风格

文学作品意义上的集字诗自宋代苏轼集《归去来兮辞》始,后世涌现出大量的以集《归去来兮辞》《兰亭集序》字诗为代表的诗歌创作,从经典中集字成诗成为推动文学经典化的重要传播方式。明清文人以“诗牌”集字成诗颇具游戏色彩,展现汉字魅力的同时映射出士人娱乐文化的千姿百态。集字诗从“经典”到“游戏”的写作模式,也引发后人对集字诗诗体风格的雅俗之争,蕴含丰富的诗学和文化韵味。

苏轼《灵壁张氏园亭记》“显涉讥讽”辩证

在北宋“乌台诗案”中,国子博士李宜之非任言官,却上疏弹劾苏轼所作《灵壁张氏园亭记》“显涉讥讽”,历来备受学者诟病。实际上,李宜之时任淮南东路提举常平官,负有监察地方官吏的职责,且《灵壁张氏园亭记》一文创作于淮南东路所辖之地宿州,李宜之弹劾苏轼有其制度依据,并非完全无端构衅。但是,李宜之认为《灵壁张氏园亭记》一文“显涉讥讽”则不足取信,是对文章主旨的误读与曲解。御史台审讯之时,苏轼也明言此文并无讥讽,且御史台认可其言。大理寺根据御史台的“供状”依法为苏轼定罪,也未将此文视作罪证。李宜之的弹劾在“乌台诗案”的具体审判过程中并未产生实质性作用。

空间维度下的苏轼诗词研究

从真实存在的空间及作者想象的地理和物理空间出发,可以还原生活场景及体察诗人的思想及情感。从空间维度出发,能够考究特定空间的事物对苏轼内心的触动,以及苏轼在特定空间书写中所表达出的思想及情感。苏轼对贬谪地山川风物的书写,体现了他的情感指向;对老百姓的爱与怜悯,是苏轼情感的底色;对弟弟苏辙、亡妻王弗等亲人的爱体现了苏轼的情感浓度。

信疑之间:苏轼的祈雨实践与祈雨书写

苏轼关于祈雨禳旱的诗文呈现出矛盾的状态。作为私人书写的诗歌,其中反映的祈雨心态代表着苏轼个体的思想,而作为公文书写的祝文,其祷神之词代表着守土之臣不可回避的责任与义务。这种祈雨心态与祈雨实践的矛盾,使苏轼在务虚的、非理性的祈雨实践中融入了理性与人文的因素:其祈雨实践既有北宋地方祈雨的普遍性特征,同时又展现出儒教为先、重民闵生、排斥巫术、人神对举等鲜明的特点;祈雨诗歌则在神明崇拜的蒙昧氛围中散发出人本主义与理性主义的光辉。

苏轼“和陶诗”的情志美学

和陶诗蕴含着苏轼的独特审美情趣和人生哲理,是其思想与美学意识的完美结合,集中体现了苏轼的美学情志——贬谪美学、逆境美学、自然美学和生活美学。贬谪美学是苏轼以自身遭贬的经历,书写坦然面对挫折的豁达心态;逆境美学昭显人生虽有跌宕起伏,却始终有怀揽风月的豪情壮志;自然美学关注山水风光,寄心灵于田园躬耕,关怀百姓之趣事;生活美学将诗意与酒食日常交融,抒发对生活的热爱。苏轼的“和陶诗”既有返璞归真、旷达洒脱的纯然意趣,又有经世致用,怀国爱民的文人志向,集中体现苏轼独特的审美情志。

苏轼《望江南·超然台作》与杜牧《清明》诗比较论

清明节作为中国重要的传统节日之一,相关的诗词数量巨大,其中传播面最广的当属杜牧的《清明》诗。随着苏轼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其清明词《望江南·超然台作》逐渐被更多的人认识和喜爱。从创作背景、内容的丰富性、画面的容量与优美程度、感情的充沛度与积极性、哲理的包含度等方面来看,后者都超过前者。《望江南·超然台作》才是最美的清明诗词作品。

《苕溪渔隐丛话》本“乌台诗案”的编录视域及文本特色分析

“乌台诗案”是宋代新旧党争的重要节点,再加上主角苏轼的名望与地位,向来广受关注。现有研究偏重编录本案的朋九万本与敕牒本,胡仔本则仅被视作文学读本,价值亦被低估。其实,从重订文字讹误、重构叙事逻辑、重申党争立场、重建苏轼形象四重维度来看,胡仔本在看似无序的表面之下,蕴含独特的编录视域及话语意图,拓展了诗案的既有叙述,并与其他版本构成相通相异的掎角之势。而且,胡仔本宽广的编录视野与丰富的诗学材料,符合受众的期待视野,呈现出独特的文本优势与传播潜力,故而有必要重估胡仔本的编录价值。

论苏轼“有为而作”的讽喻诗学思想

中国古典诗歌具有关注现实、批判现实的讽喻功用,这种文学与现实的紧密联通关系在士大夫参政议政的宋代社会表现得格外显著。苏轼提倡“有为而作”的诗歌讽喻精神,批评晚唐五代诗风的过分雕琢,坚持诗歌创作要针对现实弊病直言讽刺,传达出人自觉的主体意识和忧国忧民、心系天下的家国情怀。与此同时,激烈政党斗争使文学讽喻精神变得模糊多义,乌台诗案的文字狱经历更促使苏轼及宋诗坛对讽喻诗学思想进行反省,导致苏轼转而追求内心的自适,也引起宋诗坛向温柔敦厚诗风靠近,这些转变总体来说仍属于儒家诗学范畴,表现了宋诗人对讽谏劝诫的顽强坚持和力求补偏救弊的士人风范。

苏辙《诗集传》初名考

苏辙的《诗集传》是《诗经》学史上由汉学向宋学转变过程中的关键性著作。此书上承欧阳修《诗本义》,下启朱熹《诗集传》,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尤其是它从整体上“腰斩”《诗序》的做法,更是对《诗经》的研究开辟了新途径。因此,此书也被后世学者频繁称引。但在具体的称引过程中,学者对苏辙此书的称谓却各凭己意,互有出入,以致有十几种之多。更有甚者,例如朱熹、王应麟等学者称引苏辙此书时,就曾因名实不副,犯下张冠李戴,难证其引的错误。这样繁乱的现象已造成学术上的严重困扰,并且仍继续影响着现今学界的研究。但学界对于这一现象却并未引起重视,偶有一二学者讨论到这个问题,却也含糊不清。厘清前人对苏辙《诗集传》的误称并探析其初名具有重要意义。

再论苏轼词的词史定位——兼及如何打破“婉约”“豪放”二分法

词学史上对苏轼词的定位,主要有“豪放词”“以诗为词”“东坡范式”三种重要说法。“豪放词”从风格论出发,并不能完全涵盖苏轼词的全部艺术特质;“以诗为词”作为一种创作方法,亦非苏轼所独有;唯有作为传统“体派论”的现代发展的“东坡范式”,最适宜作为苏轼词之词史定位的总结性词汇。同时,既然“豪放词”一语已不足以概括苏轼的词史定位,那么“婉约”“豪放”二分法也自然应被扬弃,而打破这一“二分法”,并不意味着否定“二分法”这一极具简洁性的思维方式,寻找更具学理性、更符合唐宋词实际的“新二分法”取而代之,才是真正的破旧立新之道。

苏轼《浣溪沙·端午》创作时间新论

苏轼《浣溪沙·端午》(轻汗微微透碧纨)一词,自曹树铭最早为其编年以来,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创作于绍圣二年(1095)端午前一日,唯有张志烈认为创作于绍圣三年(1096)端午前一日,但其编年仅根据该词与《王氏生日致语口号》一诗内容上的相近,欠缺说服力。通过对苏轼端午词创作的考察,知苏轼端午词往往不以端午节俗为重心,仅将端午节作为抒发自我胸怀的背景,而《浣溪沙·端午》却连写三项旨在辟邪除病的端午节俗,可知辟邪除病即为苏轼创作此词时心中最为重视之事。再联系绍圣二年(1095)秋所作表现朝云染病的《三部乐》一词以及朝云在绍圣三年(1096)端午过后仅仅两个月便因病逝世,可推知《浣溪沙·端午》一词当作于绍圣三年(1096)端午前一日,其背景则是苏轼为病重的朝云祈福望其能够健康长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