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秦观策论对苏轼的师承

秦观凭借策论五十篇在制科考试的第一道程序中拔得头筹,并且在当时与后世都受到了许多赞誉。这不仅取决于秦观自身的努力,很大程度上还与苏轼对他的指导有关。根据苏轼和秦观各自的五十篇策论,结合苏轼的论文之语以及历代诸家对他们策论的点评,大致可以考知:在师承对象方面,苏轼与秦观二人都师法汉代的贾谊与唐代的陆贽;在论证模式方面,他们的策论都有着“翻旧为新,凭空议论”“引史为据,述其本末”“好用汉唐典故,借古鉴今”的共同特点;在议论话题方面,他们都对仁政理想、选贤任臣、朋党之争、御将用兵等政治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在文章特色方面,二人的策论具有文学化的倾向,实用性减弱。苏轼和秦观的策论在宋代散文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二者之间的师承关系及其意义值得探究。

秦更年过录何焯校本《苏学士文集》及诗学价值

秦更年过录本何校《苏学士文集》传自钱泰吉转录之元本,又以唐仁寿过录钱本、《四部丛刊》本所附何校对勘;其中内容确有胜出诸本之处,于苏舜钦诗文的研究大有裨益,是一个传录何校的珍本。钱泰吉、秦更年二人的校语不仅可以补正何校之不足,其传录何校之精审,诸题识、跋语所展现出的人文精神和文献价值都足以为学林增色。

《战国纵横家书》所见苏秦散文时事考辨

马王堆汉墓帛书《战国纵横家书》二十七章中有十五章为苏秦书信或说辞 ,为研究苏秦事迹和确定苏秦策文提供了可靠依据。对帛书所载苏秦事迹判定不一的现状影响了帛书的利用价值。苏秦主要事迹在前 312年到前 2 84年 ,结合战国史实 ,整合诸家说法 ,可基本断定苏秦散文的年代和先后顺序 。

《战国纵横家书》所载“苏秦事迹”不可信

司马迁依据《秦记》及诸侯史记,兼采“战国之权变”,记载苏秦、张仪事迹多有精确纪年;刘向校定《战国策》,亲见《苏子》、《张子》及诸子百家之书。《史记》、《国策》载苏秦合纵在前、张仪连横在后,无可怀疑。《战国纵横家书》所载“苏秦事迹”,则为后人假托,并不可信。苏氏三兄弟都主张合纵抗秦,其活动范围与对待燕、齐诸国的立场惊人相似。加上此类资料相关背景不清,多无主名,在流传过程中屡经窜改,为后人冒名假托提供了方便。司马迁、刘向都见到过类似材料,而且经过甄别毫不含糊地作出了否定的判断。帛书《战国纵横家书》的出土,又一次证实了司马迁“异时事有类之者皆附之苏秦”的论断。

君子之交,和而不同——论苏轼与秦观的交谊

秦观是苏轼最中意的弟子,元丰时期他们相识、相知,元祐、绍圣、元符时期政治上同升并黜。"苏子瞻于四学士中最善少游"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政治、文才、生活诸方面的契合。他们和而不同的相处、相交之道,对于今天的我们更有启发意义。

试论“苏子瞻于四学士中最善少游”

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下曰 :“苏子瞻于四学士中最善少游。”其原因可从两方面寻绎。从思想性格来说 ,晁、张初入“苏门” ,正处于尚未成熟的青年后期 ,与苏轼建立的是一种纯粹的师弟关系 ;秦观的情况则与黄庭坚类似 ,拜师苏轼以思想性格的相融相契为前提 ,处于亦师亦友之间 ,比较而言 ,相契程度仍有深浅高低之别。其次从交往频度来看 ,元丰元年至八年间 ,苏、秦五次相聚 ,在不曾相聚的日子里书信、诗文往来频繁。而在此期间 ,黄庭坚、晁补之。

从《战国策》与《史记》看苏秦与张仪

历史上,对苏秦与张仪二人,有着不同的有欠公允的评价,认为二人一味追求功名利禄,利欲熏心;甚至认为二人是合谋的同伙,为各自利益打算,最终为天下笑。从《战国策》与《史记》出发,通过知人论世实事求是的分析,重新认识和评价二人,可以看出二人是时代的必然产物,有其过人之处,不能以成败论英雄。

苏秦、张仪纵横说辞探研

《战国策》所录十余篇苏秦、张仪的纵横说辞,乃后学者的拟作,具有鲜明的创作色彩和文学特征,实为精心构制的“纵横家言”。它们既是纵横说辞的典型样板,也是供后学者研习纵横术的出色范本,还可看做支撑各《策》的主干。细加探究,启示良多。

苏秦故事的文本演变及其文化内涵

苏秦作为战国时期合纵家的代表,其读书人的身份定位、"落魄―发迹"的传奇经历以及世态炎凉的体验,在其后底层文人那里引起强烈的共鸣,而被代代演绎。运用中国叙事文化学的研究思路对苏秦故事进行梳理,不仅可以发覆这一故事的演变轨迹,更能透过故事的演变一窥挣扎在底层的读书人的"心史",为寒士文化的探究提供一个新的案例。

民国西安易俗社秦腔媒介传播考述

作为由陕西近代知识分子主导,陕西军政、教育、文化各界共同发起创建的秦腔改良剧社,西安易俗社一经出现便引发了民国初期秦腔剧坛的新变。与传统秦腔班主制不同,易俗社全新的生产运行体制和模式在省内外催生了大批秦腔新兴班社,剧社新编经典秦腔剧目被省内外戏曲班社广泛移植;剧社"毕业"学员和因故脱离剧社的演员流动于西北五省,成为各大秦腔班社的"台柱子";尤其民国中后期,易俗社组织最佳演出阵容前往汉口办分社和二进北平,更将西北地方剧种秦腔的传播推向民国剧坛中心区域。易俗社全新的艺术生产范型形成的秦腔传播效应,无疑对20世纪上半叶秦腔传播产生了重要影响。

苏秦、张仪说服艺术之比较研究

战国时期群雄逐鹿,纵横家崛起。以苏秦、张仪为代表的纵横家,靠“三寸不烂之舌”成就了自己的一番事业,对社会、对历史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他们各自形成了一套自己的说服口才模式,直到今天仍值得我们借鉴。

苏轼《潇湘竹石图》真伪新考

苏轼《潇湘竹石图》真伪,迄今尚无定论。吴湖帆、徐邦达先生认为,元明二十六家题跋均系真迹,但此画非真。而邓拓、杨仁恺、谢稚柳先生的观点与之相左。笔者研究发现,不仅此画非真,而且杨慎、吴勤、熊冕等诸家题跋亦系伪作。

苏秦年代问题再检视

自钱穆《先秦诸子系年》称苏秦行事"盖非情实"之后,近世不少学者以为苏秦的年辈晚于张仪,致使司马迁所述战国历史的基本面貌随之发生根本改变。然据《战国策》《史记》有关记载细加推考,可知苏秦卒于公元前319年,比张仪辞世要早十年。这说明司马迁、刘向对《战国策》的精心研究和整理,所言苏秦合纵在前、张仪连横在后的历史框架是有根据的。那种以为《史记》有关苏秦的记载错误百出,可凭信者十无一二的说法,未必符合历史的真相。

《战国纵横家书》之苏秦与墨家说服性推理方法之比较

《战国纵横家书》之中有关苏秦与燕王、齐王的书信内容,分析其说服性推理方法包括:类比法、对比法、多难论法、层次分析引导法及主体转换演绎法;墨家说服性推理方法主要为推类法,包括:辟、援、推及双向式、归谬法等方法,比较两者推理方法,可见苏秦的许多方法是在墨家方法的基础上作进一步的转化。苏秦求新求变,并不以古者圣王之事迹为根据,不采墨家的“本之者”。在因果关系上,苏秦常用假设性因果关系来推测未来事态发展的可能性,而不像墨家寻索事态发展中的必要条件与充要条件。这些考察将有助于我们更深入了解纵横家苏秦在思想史上的地位。

宋人著述之政治文化生态考察——以《续资治通鉴长编》收录苏舜钦《火疏》一文为例

中华书局2004年版《续资治通鉴长编》全文移录了玉清昭应宫灾后苏舜钦诣登闻鼓院所奏《火疏》,但此文与《苏舜钦集》中的《火疏》之间不一致之处颇多。在对两者比勘时,笔者发现宋代个人撰述在从己入官、再由官入史的传递过程中,存在着明显被"整理"的痕迹,史籍中现存的资料与原作迥异之处甚多。比勘两者差异,不仅为考察宋代著述之政治文化生态提供了一认识视阈;也要求史学研究者在关注史料版本的同时,努力追寻最贴近史源的材料。唯有如此,方可获得更为信实的成果。

秦简《数》之“秏程”、“粟为米”算题研究

叙述了对岳麓书院藏秦简《数》的算题"秏程"和"粟为米"的编连和研究。这两例算题记载了舂米的损耗和粟米的换算,反映了秦代粮食加工、交换、仓储等事务中的一些细节,验证了在上古时代"石"这一单位具有特殊性的观点。

韩愈琴诗初探

韩愈描写音乐的诗篇不多,但是一首《听颖师弹琴》和十首《琴操》,却使他在音乐史上占有一席重要地位。《听颖师弹琴》被称为唐诗中描写音乐最著名的三篇诗歌之一,但自欧阳修以后,对它又有许多误解,应予廓清。《琴操》十首,既是拟古之作,又是韩愈因谏迎佛骨而被贬谪的悲愤心情的表露。它们的艺术性也很强,被多种琴谱所收录,对后代琴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南戏《金印记》的流传和变异

南戏《金印记》从最早的宋元旧篇《苏秦传》到明代的《冻苏秦》《金印记》《金印合纵记》,在流传过程中,产生了不同的版本,一类是只演敷演苏秦衣锦还乡的情节,而另一类在敷演苏秦衣锦还乡的情节中,却插入了另一纵横家张仪的情节。

论《战国纵横家书》对苏秦事迹研究的贡献及价值

《战国策》、《史记》中关于苏秦事迹的记载历来存在错乱、混淆或杂糅的情况。帛书《战国纵横家书》的出土,提供了比较集中的苏秦资料,可以校正和补充这一时段的历史记载,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和文学价值。

战国中期秦、齐两国称帝及其迅速废除帝号的原因

战国中期,周王朝已经衰落不能号令天下,诸侯中老牌霸主魏国也已衰落,新的强国秦、齐、赵先后崛起,称王已不再显赫,于是秦国率先称西帝,而送东帝给齐国。由于燕国为了达到报齐国灭国之仇,派间谍苏秦到齐劝说齐王废除了帝号,再加上其他各国不愿秦国强大,然后合纵攻秦,迫使秦国也废除了帝号。最终造成了齐灭宋国,激怒了各国,形成了合纵攻齐的态势,秦国由此形成一强独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