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天爵师承考述

苏天爵是元朝中后期的一位汉族名臣。他位居高位,一生在宦业、学术、事功等方面均取得卓越成就,这与其一生师承和交友有密切关联,而这也恰是蒙元政权下汉人士大夫群体的活动特点。对其师承关系的总结对于元史的研究有一定的拓展意义。

苏天爵与元代史学

苏天爵是元代颇有文史之才的杰出史家,在当代史撰著和历史文献整理与编纂方面成就卓著;在历史编纂理论与思想方面卓有见识。他所纂《国朝名臣事略》和《元文类》两部著述至今仍在中国史学史和历史文献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系统考察其史学实践与思想,对于探讨元代史学的主要成就和特点,具有极其重要的学术价值。

元代史学家苏天爵研究刍议

元代史学家苏天爵在史学研究上有自己独特的贡献。他不仅有意识保存元代文献,而且提出有关文献编纂整理的看法。他一生著述丰富,其主要成就和贡献,都体现在他的著述之中。目前的学术界,关于苏天爵的研究取得不少成就。本文撰写主要考虑到三个方面:一是对有关苏天爵研究概况和现状作一番梳理;二是在此基础上分析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三是为今后的研究方向提出自己的一些见解,发掘继续研究的空间。

元末名臣苏天爵为官操行溯源

元末名臣苏天爵一生为官清正廉洁、不畏强权、严于执法、勤政爱民,具有极高的为官操行,在当时有"苏青天"之美誉。而其之所以具备这些优秀品质,一方面源于严格家教下儒家文化对他的浓厚熏陶;另一方面源于祖辈们尤其是父亲苏志道的榜样示范效应。

试论苏天爵的法制思想及实践

苏天爵有多年的从政经验,深知法制刑政对于巩固统治的重要性。他重视立法,希望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主张用刑以宽仁为本,既要慎重,又要平允适中;强调惩治法制贪腐,听狱宜速,严刑慎赦,选用合格刑狱官吏。

《金史》本纪与《国史》关系再探——苏天爵“金亦尝为国史”辨说

苏天爵《三史质疑》是研究《辽史》《宋史》《金史》纂修问题最重要的文献,然而疑点颇多。据此提出的金朝纂修《国史》,以及元修《金史·太宗纪》《熙宗纪》的底本为《国史》本纪的观点,须重新检讨。目前支撑苏天爵“金亦尝为国史”说的佐证《金史·酷吏传序》《地理志》《大金德运图说》及赵秉文《祁忠毅公传》,其实都存在诸多破绽。唯有探索整体编纂模式,才能彻底厘清史料来源、构成的诸条脉络,从而解决史书体例问题。笔者从金代文献中发掘《太宗实录》《熙宗实录》,将其文本与《金史》互证,由此整合出元人修史所据太宗、熙宗两朝文献的整体面目。其总量绝非今本《太宗纪》《熙宗纪》所呈现得如此之少,而是具备一定规模,各形式的材料相当丰富,如诏令文书、君臣对话、叙事细节及人物附传等等。这些根本不是《国史》本纪这种体例承载的内容,真正来自实录。最终表明,元修《太宗纪》《熙宗纪》蓝本当为实录。

蘇天爵的《元文類》與元代中後期的大都文壇

本文考察蘇天爵《元文類》的編纂意義,並以此書編列的元代中後期大都文人官員作品爲研究重點。此時期在大都供職的主要官員虞集和馬祖常與蘇天爵關係密切,《元文類》選入他們多篇作品,反映蘇天爵對大都文壇的重視。本文從三個角度作論述:先由外緣的元代政治文化背景窺探蘇天爵的編纂理念;次由内緣角度論書中作者與作品的編列,分兩層論述,一層見蘇氏的理想大都文人群體的示範意義,另一層見選詩表現的美刺傳統用心;最後用比較研究法,以兩本《皇元風雅》的選本意義比對《元文類》的選編意識,突顯後者本乎風雅的一代文化意義。

踵金宋餘習:蘇天爵《元文類》中的詩歌史開端探論

蘇天爵(1294—1352),字伯修,爲元代中葉館閣文臣的代表人物。其精通史學之餘,亦善於詩文,有總集《元文類》七十卷傳世。《元文類》具備豐富的材料與龐大的規模,以賦體爲始,傳體爲迄,合計收録34類文體,文學史價值不可忽視。本文擬聚焦於《元文類》的詩歌部分,特别是各個類别的開端部分。蘇天爵固然希望建立元詩的主體性,卻必須處理元詩成形以前,與金、宋兩代詩學交雜的時期。這涉及元代對前朝詩歌與文化的認可與接受。是以本文希望從總集的編選手法入手,探討《元文類》對這問題的態度,以及處理手法。本文將分成三部分。首先是整理有關元詩開端之議題的理路,以及其與《元文類》之性質的關係;其次,本文會由元好問於總集中的位置入手,分析金人詩歌進入《元文類》的情況與意義;最後,本文會關注其他金、宋遺民,嘗試梳理隱於總集中的前朝記憶與遺民情感,並考察蘇天爵如何接受它們。

《元朝名臣事略》史源探讨

《元朝名臣事略》是元末苏天爵私修的本朝名臣传记,传文辑录自行状、家传、碑文、墓志及时人文集等第一手资料,部分已佚篇章仅存于此书。由于苏天爵对辑文作者皆讳本名,而以字号、里贯、官称、谥号代替,为此本文逐一考订引文的作者是谁、在当时文坛的地位、有何著作、与传主的关系等,并追溯引文的存佚情况,存者现存何书、何地（石刻、方志）,原文篇名及与《事略》引文的异同等,有助于研究者充分认识本书的史料价值,以便于参考和利用。

《治世龟鉴》的治国智慧及其当代价值

《治世龟鉴》是元代名臣苏天爵编撰的一部史书,集中体现了他的经国治世理念。该书由治体、用人、守令、爱民、为政和止盗六部分内容组成,每个部分都列举了大量典型事例和名言警句,涉及到国家治理的方方面面,蕴含着丰富的治国理政智慧,体现了苏天爵的良苦用心。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从传统文化中寻找治国理政的经验借鉴和智慧启示。作为我国古代有代表性的传统史学政论著作,《治世龟鉴》是先贤留给后人的宝贵财富,在国家和社会治理方面有着重要启示,许多原则和经验对新时代治国理政仍有借鉴意义。

元朝前中期族群政治与南北儒士道统争议析论

元朝前中期政治中来自不同民族和文化习俗背景的官僚群体,除了因族群文化差异导致的汉族官员与蒙古、色目族官僚之间的冲突外,汉族士人内部也有巨大差异:因为经历了'北宋—南宋—元朝'和'北宋—金朝—元朝'两条不同的历史路线,南北儒士在文化道统传承追认方面存在明显分歧。南宋末士人对朝廷内部党争有自觉认识,《元史》虞集和元明善本传中的冲突叙事,表明二人作为南北士人代表的'竞争合作'微妙关系,从中亦可见南北士人的文化认;同差异;南士文化领袖赵孟頫被迫离开大都外任江浙,在南方文人圈寻求认同也是这种争斗的结果;而苏天爵《国朝名臣事略》的编纂,则是北方儒士整合自身政治文化资源的尝试,该书收录名臣不局限于汉族,但能入选者皆为北方人士,系当时政治力量对比的现实反映。苏天爵以北方将相名士为主导建立'国朝名臣'谱系,既是对许衡之后北方政治世侯家族与学术文人联姻势力的自觉彰显,也是对南方士人以朱子学理'正统'自居的高扬姿态的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