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爱、豁达与光明——评龚文瑞的传记写作

龚文瑞关于王阳明、苏东坡的传记写作,是以传主与赣州的空间关系为中心展开书写的,这一方面使龚文瑞的传记写作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在传记中展示丰富的地方史料也为赣南历史文化的深入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另一方面,龚文瑞采用史学与文学结合的叙述方式,在拓展读者历史知识的同时,也给读者予审美想象,引发读者的情感共鸣和人生思考。在传记中彰显出来热爱、豁达与光明的格调,是王阳明、苏东坡传记的精神底色,也是龚文瑞自我的人格追求。

《冷斋夜话》“王安石改苏轼《胜相院经藏记》”事考辨

《冷斋夜话》记载,王安石在读到苏轼《胜相院经藏记》之后相当赞赏,并将苏轼原稿“日胜日负”的“负”字改为“贫”字,这一改动最终得到了苏轼的认可。不过,这两处文字在《冷斋夜话》的不同版本以及后世引用中存在截然相反的情况,历代学者对王安石究竟是“改贫为负”还是“改负为贫”、苏轼的定本所用为何字以及此事的真伪都有不同意见。根据有关史料,王安石当是通过李琮读到苏轼此文并表示赞赏的;苏轼的原稿与定稿都是“日胜日贫”,改字之事乃子虚乌有。这则亦真亦假的轶事折射出宋人讲求“以一字见工拙”的文学创作与鉴赏观念以及他们对王、苏两人理想关系的想象。

论王安石与苏轼的治水方略——以玄武湖与西湖为例

王安石与苏轼是北宋思想、文化、政治上的巨人,人们对其相互关系展开过多方面论述。王安石治理玄武湖的巨大失败是不容否认的事实,苏轼治理西湖取得巨大成功则是妇孺皆知的史实。从对玄武湖与西湖治理显示的治理理念以及对后世产生的影响探讨王安石与苏轼的治水方略,对于今天的社会治理、文化建设可以提供多方面启示。

在庙堂与江湖之间——苏轼和王守仁的仕途与文思

苏轼(苏东坡)和王守仁(王阳明),这是两个在中华文化史上具有顶级影响力的名字。他们各自所处的时代相差400余年,不可同日而语;他们一个是北宋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一个是明代哲学家、政治家、军事家;他们的生活道路、政治生涯、文化贡献、历史影响都很不相同。但苏轼和王守仁,有许多相似或相近之处,比如他们的社会背景、政治抱负、人生遭遇、思想倾向、文化情怀等等。比较苏轼和王守仁的相同与不同,对于认识、反思中国古代的政治生态和文化走向是有启示意义的。

唐宋审美转型中佛禅“空”境的文学书写新变——以王维和苏轼为中心

在唐宋审美转型背景下,王维与苏轼诗词中对于佛禅“空”境书写的新变,从写作手法、审美意蕴和内在精神追求三个层面,折射出佛禅“空”境文化气质的唐宋变化。王维通过以画入诗方式形成的“空”境,自我与宇宙万象浑然天成,圆融无碍,蕴含着一种空灵蕴藉的灵动之美,充满对宇宙自然世界美的发现的一往情深,是王维诗歌禅意盎然的重要体现。苏轼采用以禅入诗方式形成的“空”境,则大多于世事沧桑的自我人生经历中,伴随着对宇宙人生空幻寂灭的持久体验,始终关注对自我个体生命的内在超越,从而使其诗词中的“空”境,在具有形而上意义的空幻寂灭之悲剧色彩的同时,也蕴含着性命自得的内在精神追求,具有较强的禅理意味。

苏辙与王巩交谊考论——以苏辙诗文为例

北宋文人好交游,因各自志向、理想或是政治倾向组成了不同的文人集团。苏辙为北宋官员,“唐宋八大家”之一,性格深沉,感情细腻。王巩出身官宦世家,性格洒脱,潇洒恣意。二人因较高的道德水平、相似的仕途经历、相同的兴趣爱好等因素交游长达数十年。二人互相扶持,彼此成就,是古代知识分子君子之交的典范。本文以苏辙诗文为例,探讨二人友谊的发端及发展过程并简要总结二人交谊密切的成因。

王禹偁、苏轼谪黄心态比较论——以二人黄州谢表为中心

王禹偁与苏轼被贬黄州之后心态上有较大差异。王禹偁上《黄州谢上表》自明其志,表现出强烈的职责意识,其对于贬谪一事是问心无愧的。王禹偁还继承了《楚辞》中的抒情手法,抒发了自己的一腔怨情。而苏轼的《到黄州谢表》则充满了“劫后余生”的侥幸,他对神宗皇帝的赦免深怀感恩,并深刻反思了自己的过错,在文中流露的感情是哀而不怨的。苏轼的谢表有全身避害之意,较之王禹偁之文更能得君臣之体,体现了他豁达的个性。

从《集注分类东坡先生诗》看王十朋对苏轼诗的接受

王十朋是著名的南宋状元,同时也是一位出色的诗人,这样的双重身份使其在南宋诗坛中占有特殊的地位。由于王十朋在政治上的名声远大于其在文学上的影响,后世对于王十朋的研究大多集中于生平事迹、从政履历等方面,故而对其诗歌的研究相对滞后。王十朋和苏轼虽分属两宋,但个人经历和立身行事思想都有共通之处。王十朋还曾为苏诗作注,通过对《集注分类东坡先生诗》的分析探究,可知王十朋较为青睐苏轼的七言诗,注释相对较多。其中,王十朋的诗歌典故多出自苏诗,他也曾多次化用苏诗,其诗歌风格也与苏轼有相通之处。

“汉壁晨驰大将床”典故发微——兼析王世贞、吴乔对严羽用典理念的不同接受

王世贞有七律《寄赠杨仲芳武选》,吴乔认为其中“汉壁晨驰大将床”句化用《左传》中华元夜登子反之床的记载,故批评“晨”字不当。实则该句典源为《史记》中刘邦晨入韩信寝帐夺印事,诗人以此书写明帝收缴卧病在床的大将军仇鸾的军权和将印。吴乔对该句的误批,表层原因是误会了该诗的创作时间,深层原因则是用典理念与王不同。王世贞通过揣摩苏轼的用典实例而接受了严羽的主张,因此不追求诗句的直接切题,不追求用语与典源的一致。吴则以严说为谬,强调典故下字要有来历,故以“床”字为线索而误认典源,也误导了后世学人。有此个案,则宋人对明代复古派诗人的影响也值得加以研究。

王肃《诗》礼阐发与郑学之异

对于《诗经》中蕴含的礼学内容,王肃多能提出与郑玄相左的学术观点,不乏较郑说更为贴合诗旨者。这些经注除了运用礼制仪文注解诗歌外,还有部分涉及对礼义的认识与理解,它们在不破坏诗境的基础上阐发己意,体现出相对独立的见解。郑玄阐《诗》以《毛传》为依据,王肃则随文赋义,以贯通诗义为基础;郑玄笺《诗》善于以刻板礼制阐《诗》,而王肃在使用礼书或礼学知识阐释《诗经》时也不妨碍诗歌人情气息的表达;郑玄注《诗》以宗毛为主,王肃则以宗毛为前提兼采三家诗说;与郑玄“以礼说诗”相比,王肃对《诗经》礼学内容的阐释往往能够融合诗义与礼义,在释放诗歌情志的同时也注重表现礼的内涵。对于《诗经》礼学内容的阐释,郑、王二说呈现出不同的风格形式。郑玄将《诗》看作礼的衍生物,以礼为主、以《诗》为辅,而王肃的礼学精神则展示出一种强烈的“人间属性”,更突出对人情的关怀与对现实政治的实用性。

从诗歌看苏轼的仇池公案、仇池情结及其他

仇池是甘肃一座山名,仇池也是华夏民族一个国名。元祐七年(1092),知扬州期间,苏轼偶得产自广东的两块奇石,并写有《双石》诗。回朝后,把奇石命名为“仇池石”。苏轼仇池情结形成究其原因,是因为倾心歌咏仇池的杜甫,爱屋及乌;也是因为仰慕歌咏仇池的陶渊明,石头等于桃源;更是因为仕途失意,欲以“仇池”寻求寄托。没想到却引起当年好友画家王诜的觊觎,给苏轼“以小诗”“借观”奇石,实际“意在于夺”,霸为己有,于是形成一桩诸多诗友借与不借纷纷唱和著名的仇池公案。仇池公案给我们启示是交友要有道德底线,不能夺人所爱,爱物不能凝滞于物。

《春秋》“素王”考论

孔子一生栖栖惶惶,奔走于列国诸侯之间,以行道为己任。晚年归鲁,作《春秋》,欲垂法于后世。汉代儒家因以孔子为“素王”,并欲行其道于汉代。然“素王”之说,汉人皆无疑议,至魏晋始以为僭妄之说,后世儒家遂讳而不言。文章详考“素王”说的基本内涵及后世儒家的不同态度,并结合古代相关文献,揭示出孔子欲效法汤、武而得国自王的抱负,从而使儒家的政治思想得到更深层次的理解。

休戚相关 荣辱与共——论苏轼与王巩的交谊

苏轼与王巩关系密切而全面,既有政治上的休戚相关、荣辱与共,也有文学艺术上的共同爱好,更有生活上的多种联系。双方不因境遇变化而有所改变的真挚情谊,特别是患难时的不离不弃,谱写了人间自有真情的乐章。

三苏蜀学的“人情为本”论

三苏蜀学是北宋中期一个重要的儒学学派。其主要代表人物三苏(苏洵、苏轼、苏辙)认为,"礼"的精义是"顺人情",圣人制礼的目的就是以礼来调适人情。三苏把"人情"作为古礼的本质内容,他们在解经时往往以人情为原则。表现在政治上,苏轼、苏辙以王安石为不近人情者,用"人情"、"公议"作为攻击王氏的武器。

千秋功罪任评说——苏轼与王安石关系及其评价的审视

苏轼与王安石的关系是苏轼研究绕不开的话题。苏轼与王安石的直接交往关系是简单的,但当事者本身的丰富性、复杂性和矛盾性,北宋末、南宋初复杂的政治变局,以及当时的政治追星族和文学追星族撰写的真真假假的野史笔记,使其关系变得扑朔迷离。这对如何评价苏、王及其关系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也为苏、王及其关系成为聚讼千载的不了公案埋下了伏笔。简单而复杂的苏、王关系,其实牵涉到两人在思想、文化、政治、性格诸方面的全面冲突。

修辞技艺·信息传递·知识扩散:诗歌自注的多重功能——以王安石、苏轼、黄庭坚为例

自注,出自作者之手,以补充注解本文。由汉至宋,诗文自注渐趋增加,从史书走向文学,演变为一种重要的创作修辞手段。诗人通过自注,补充传递特殊信息,引导读者理解,维护作者权威,调节诗作的阅读接受效果,助力表情达意功能的实现。借助自注,诗人变为沟通者,意图将诗歌呈现给更广大、甚至跨越时空的读者群;承载了个人经验的自注信息,依托诗歌文献传播,进入公共传播领域,扩展读者视阈,参与和丰富了传统中国的知识内容和生产模式。唐宋时代,尤其元祐时代诗人的自注,不仅是一种重要的文学、文化现象,还反映了彼时诗人关注知识的范围和兴趣,具有思想史的意义。

当代话语转型视角中的“王朔现象”

对于众说纷纭的“王朔现象”,我们应以科学理性的严肃态度,将其置入当代文学话语转型的历史语境中来加以考查。因为“王朔现象”将文学还原为生活,把人性复归于自然,用边缘化的生活方式来彰显个性,生动地揭示了当下人的生存环境与精神状态,最终填补了自然主义在中国现代文学运动中的历史缺席,并确立了一种影响深远的文学话语模式。

汉初“孔子素王论”考

在梳理汉初素王话语流变的基础上,通过对《淮南子.主术训》篇与董仲舒的孔子素王论同后世孔子素王论进行比对的方式,确定后者即后世孔子素王论的直接源头。董氏素王论缘起于对秦制的不满及其实现儒家德治的冲动,其主要营建工具为布衣受命论,对"西狩获麟"的新解则是其营建契机。

天上人间情难寄 一曲梅词谢知音——苏轼《西江月·梅花》赏析

《西江月.梅花》是苏轼为纪念他的侍妾王朝云而作。这首词以花喻人,含蓄空灵。通过描写岭南梅花特有的形状特点,写出了王朝云的精神风貌和高尚情操,表达了词人对这位与自己患难与共、心心相通的红颜知己深深的悼念之情。

由古典文学看历史上的夷夏之辨与文化认同

作为华夏民族的传统观念,夷夏之辨不仅反映于上古典籍,而且到中古时期就借助于苏武、王昭君、蔡文姬的故事得到文学化的表达,并以典故或素材的形式参与后代文学文本的构成,以意象化的方式强化了其文化内涵及认同。同时,夷夏之辨中文化品味的不确定性,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也通过个人体验显示出文化认同的复杂性。古典文学与夷夏之辨及文化认同的复杂关系,可通过若干历史人物和诗歌作品的具体分析而得到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