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 Shi's Yellow Tower and Its History

This paper introduced the history of Su Shi ordering to build the Yellow Tower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and also the cause and effect of rebuilding the Yellow Tower in the 1980s.From its first construction to the process of its several times of collapsing and rebuilding,the Yellow Tower has reflected cultural connotations and spiritual value of different periods,thus the textual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Yellow Tower is essential for the 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of Xu-style landscape architecture.

An Analysis of Tree English Translations of “To the Tune of ‘Water Dragon Song^1’” by Su Shi

Su Shi is known for his poems of haofang style as well as wanyue style. The author takes a comparative reading of three English renderings of"Water Dragon Song"; both achievements and problems in each version are discussed regarding imagery, meaning, poet's sentiments and poetic atmosphere, for the purpose of working out a better rendering.

论苏轼与元祐秘书省职官的诗歌唱和

诗歌唱和成为元祐间苏轼与秘书省文人交游的重要手段,成为引人注目的诗歌现象。苏轼在元祐间与秘书省职官唱和之作数量较多,他们的唱和之作多出于交游、宴饮、雅集过程之中,基本不涉及时政国事,在新旧法之争、洛蜀党争激烈之元祐间,体现出苏轼与这些秘书省职官们的情感选择。苏轼与这些秘书省职官皆博学高才之士,他们的唱和之作是文人逞才斗艺的一种创作形式,力求诗意深邃、用字精巧、事典广博、用韵严谨、句式规范,体现出“以才学为诗”的特征,使宋诗的题材、笔法、结构、语言等方面的特点愈加鲜明,为推动整个元祐诗坛的繁荣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东坡书院述略:从苏轼与书院的关系谈起

苏轼在两次兴学运动中认为当“因循旧制”,“使先王之旧物”不废于今世,也即主张书院与官学并存;但是随着官学化运动的发展,苏轼转而支持官学的发展,甚至参与其中。这与他“学者,王者事也”的学校观有关。他认为,兴王化之教才是地方官员修建学校的目的,而官学与书院均为王化之所。目前统计的10所东坡书院,主要是后人崇拜苏轼,并以之为主祀对象的祭祀性书院,这也决定了这些书院呈现尽可能地追寻先贤遗迹,但又不完全是苏轼行迹过化之地的特点。在修建东坡书院祭祀苏轼的背后,有着复杂的政治与地域文化因素。如常州东坡书院的修建缘于晁子健看重家族和苏轼的交往,而惠州东坡书院的修建则与当地民众将平安的希冀寄托于苏轼祭祀有关。这些对于认识书院的形成机理有重要价值。

中国心画理论与川端康成的文学理念——从写心、适意到求品

中国自宋以降,在苏轼等精英知识分子的自觉引领下,形成了心画(文人画)传统。这也正是川端康成热爱中国宋元美术的重要原因。在“达吾心”“适吾意”以及诗画结合的精神品格等方面,川端康成的文学理念与中国文人画家的艺术追求十分契合。首先,心画理论强调人情味和抒情性,这是宋代文人画家们在清楚地意识到自己作为士大夫群体的艺术担当之后,着力倡导并身体力行的。而川端康成也认为绘画不仅可以写形状物,更可以表达人的潜在的精神世界,这一艺术观念在其《梦》《阵雨》等小说中均有明显体现。川端康成在大量作品中所描写的绘画都是一种“心画”,它们并不是静止的物体,而是精神的流动。其次,中国宋元时代文人向绘画领域的主动渗透和理论引领,带来了绘画“适吾意”的思潮,使得绘画得以抒“胸中盘郁”。在这一点上,川端的文学创作理念与中国文人画家的主张完全相通,因此也使得其小说中的绘画作品具有了内涵的无限性和解读的丰富性。第三,宋代带有精英阶层之精神自觉的文人对绘画提出指导性的艺术理论,在诗画结合的基础上进一步追求品格。这种绘画理论也伴随中国绘画传入日本的第二次浪潮而东传,这恰值川端康成人生的前三十年,对他的文学道路产生了潜在而深远的影响。中国的心画理论不仅对日本文人画的形成,而且对日本近现代文学都产生了跨文化、跨学科的影响。从川端康成文学的个案可以看到,渗透于域外的中国画论,作为艺术理论的一个侧面,展现了中外文化交流的样态。这一越境的文化传播现象,还有很多极具学术价值的课题值得挖掘和探究。

“石鼓歌”与宋代士人的儒家理想——兼论苏轼“读书万卷不读律”

宋代“石鼓歌”系列题咏是宋代金石学与文学碰撞的结果。宋代士人通过“石鼓歌”这一形式,开展金石器物的文字考证、史实论辩、审美活动,表达相关政治理想。宋人将学术考辨融入诗歌写作,将个人体验带入历史叙事,表达致君尧舜的政治期许与现实关怀。苏轼、苏辙进而以石鼓这一周宣王时遗物与秦朝统治作对比,思考“王霸之辨”,以儒家礼乐文明的道德理想主义超越法家的实用主义,呈现了金石学背后宋代士人深沉而厚重的精神世界。

论宋代贬谪谢表的书写策略

宋代是谢表文化臻于极盛的时期,其中贬谪谢表具有特殊的性质,与其他例行公事的谢表相比更具文学色彩和个性特征。贬谪谢表多从“罪深谪薄”的角度来谢恩,或谢赐予近善之地,或谢不杀之恩;从“孤寒”与“愚鲁”两个方面进行自贬与自剖,在谨慎的言语中蕴含着对自我品节的肯定与标榜;“衰病交加”之类的戚戚穷愁之语也常出现在宋人贬谪谢表中,既是自身遭遇的真实写照,也是面对君王的乞怜话术。北宋前期贬谪谢表还存在大段劝谏与辩驳之辞,但随着贬谪程度的加深和政治环境的恶化,劝谏与辩驳在此后的贬谪谢表中便较为少见。从贬谪谢表中我们可以看到士人在政治权力之下逼仄的言说空间与尴尬的生存处境,也能够看到宋代士人在集权制度与主体人格之间极力平衡,在夹缝中力图表达个人情志的努力。

苏轼诗中的“人”意象及其文化意蕴

通览苏诗,可以发现“人”意象成为苏诗一个蔚为大观、具有独特艺术品质的意象集群。这些“人”意象根据组群的不同大体可分为“有人”和“无人”意象,仙人、道人、佛人意象,以及古人与今人、舟人与游人等其他意象,苏诗中的大量“人”意象集群的出现既有对前人意象的承继,也与其儒释道交融的思想密切相关,是其哲学思辨下美学意蕴的生动体现,融哲思与诗意于一体。

依时序跨文体:苏轼作品阅读方式的一种尝试

苏轼喜欢对同一主题进行跨文体创作,即在同一时间对同一件事用不同文体多角度表达他的看法和感受。因不同文体承袭不同传统,有其自身套路,难免影响作者处理话题的态度和格调,这在以往常被忽略,对此有必要尝试依时序跨文体重读苏轼作品。苏轼散文体的尺牍、题跋和杂记的数量庞大,是其作品中被忽视的宝藏。通过对苏轼诗与非正式散文文体差异的多重考察,探讨不同文体对作家表现同一事件方式的影响。对于苏轼在不同文体中处理相同主题或事件,不能简单解释为作家热衷在每个新作中都变换手法和方式。文学形式本身,或者至少是苏轼使用它们的方式,对结果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当苏轼从一种形式转向另一种形式时,参照系随之改变,他对主题的处理也随之改变。

苏轼“诗书一体”观:内涵、机理与成因

苏轼将诗书画引向深度结合,“诗不能尽,溢而为书,变而为画,皆诗之余”是苏轼“诗书一体”观的核心表达,其内涵是以“德”为灵魂,以诗意为统领的综合艺术论。破体为文、体兼众妙、形式相连、书卷气息构成了苏轼不同文体、书体之间以及文学与书法两种不同艺术形式之间的内在机理,“书卷气”是苏轼书法人文化、文学化的典型表现。苏轼的“吾所谓文,必与道俱”“慧之生定,速于定之生慧”以及“笔墨之迹,托于有形,有形则有弊”等文艺思想和哲学观念,乃是形成其“诗书一体”观以及文学与书法在求道之途上存在统一性、多样性、层次性和差异性的主要缘由。

“苏门六君子”散文的文统与风貌

“苏门六君子”是北宋文坛很有意味的现象,他们遭际或同或异,无妨聚集苏轼门下,尚韩步苏,接受欧苏散文范式的影响,为文大体追求自然平易。从文体审视,其论说往往有家国之忧,求为世用而理明辞达;书信与序文以叙引论或论中兼有叙事,平和淡定;记文虽不乏好说理的特征,却因关乎人生,通脱超然,趣味各生。“苏门六君子”由此造就的散文风貌,尽管为苏轼的散文华章遮蔽,但在古代散文史上仍不乏自身的光彩。

“道”与“艺”:论苏轼的尚意书法

“尚意”作为苏轼凝聚的独特书风,蕴藏着“道”与“艺”两个维度。“艺”是苏轼书法尚意精神的实现路径与外在显现,是他将所闻、所见、所思、所感寓于点画之间的匠心独运,将古法烂熟于心后的独创一格;“道”作为苏轼尚意书法的核心与精髓,不仅体现儒家兼济天下的抱负,也包含老庄的自然文艺观和佛家的空静思想。从“道”与“艺”两个维度探析苏轼的尚意书法,可以从其书法中感悟其对生死及天地的认知,结合其生命体验品味其书法艺术风格的形成与变化,从而进一步领略滋养其书法艺术的中国传统的意趣、审美和气韵。

论苏轼润州诗与乾隆南巡镇江唱和苏轼诗

乾隆六次南巡都曾在镇江停留,每次都留下与苏轼有关的诗词。从乾隆唱和苏轼润州诗可以看出,乾隆对苏轼以及苏轼诗歌的了解与推崇,就此可一窥苏轼在清代的巨大影响。研究苏轼润州诗与乾隆唱和苏轼诗的相互关系,可进一步拓展苏轼研究,对促进镇江历史文化名城建设也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从“幽人”内涵变迁看苏轼黄州时期的贬谪心态

“幽人”语汇贯穿苏诗创作全过程,而在谪宦黄州时期,“幽人”实现内涵的粉碎、颠覆与重塑。苏轼《东坡易传》丰富了“幽人”的内涵,涵盖了“幽隐”“幽囚”和“幽愤”等义项。从初至黄州的“幽囚”情感,到求道的人生尝试中“幽隐”与“幽囚”心态的矛盾徘徊,促成“幽愤”心态的萌芽,从而彻底落于“幽愤之人”的自我体认,皆足以洞察苏轼演“易”所带来的痕迹,生动地展露其贬谪心态的复杂演变。从易学视角入手,为我们理解“幽人”的多重含义及其嬗变脉络指明方向,由此窥测苏轼贬谪黄州的心态,理解其贬谪心态由惊惧避祸转向自我疏解与自我观省,从而实现自身文化人格自立的内在成因。

苏轼诗词书法作品接受中的语图关系变化

欣赏诗词书法作品可以欣赏书法艺术,也可以识读诗词内容,接受过程中表现出语图关系的变化。大多数接受者对苏轼诗词书法作品的欣赏分为三个过程:首先被书法书像所吸引,进入图像欣赏中,沉醉于视觉效果;其次对所书诗词内容进行识读,了解所写诗词的内容;再次将两者放在一起去欣赏,书法与诗歌在迭代中达到更高的融合,欣赏者获得双重的审美享受。

论李贽对苏轼文学思想的辩证接受

在阳明心学影响下,明代儒学思潮发生转向,以天理为本体的程朱理学开始退潮,而以情感为本体的苏氏蜀学受到空前关注。在此背景之下,李贽对苏轼的接受尤其值得重视。作为心学传人,李贽的“童心说”与王阳明的良知之说相去较远,而与苏轼的“情本论”比较接近。以此为基础,李贽对苏轼的文学思想进行了深入体认,并分别从本体论、目的论、风格论和发展论等角度对其进行了继承和发展。由于情理关系方面的差异,李贽在对苏轼文学思想的接受中又有所批评,形成了一种激进重情、影响深远的接受模式。

此心安处是吾乡——“三苏坟”相关问题再探讨

河南郏县“三苏坟”是北宋大文学家苏轼、苏辙及其父苏洵的衣冠瘗地,为宋以来历代文人学士所关注。近年来学术界将三苏坟的研究推向高潮,研究范围涉及三苏葬郏的成因、三苏墓葬和碑刻等内容。对近年来三苏坟研究的状况进行梳理和总结,并分析研究中取得的成绩和不足之处,对推动三苏与北宋中后期政治与党争的研究、提高三苏坟景区的文化品位和河南旅游经济的发展有重要意义。

苏轼“随物赋形”命题的功能发展

苏轼散文中“随物赋形”一词最初指水随着外界环境变化而改变自己形态的特点,之后发挥出“随物赋形”在为人与为文两方面的理论功能。随物赋形思想既整合了道、佛两家相关的思想,也是对陶渊明人生态度、谢赫相关画论的发展及个人生活经历的理论互动。这一命题在苏轼的书写过程中逐渐增强概括与统摄功能,伴随着这一命题的经典化,其在文学理论领域兼具概括阐释功能与创作实践指导功能的意义不断凸显,一方面持续启迪相关概念、命题的提出和文本的创作,另一方面也以一种风格形态成为理论和创作的评价标准。

守正创新:苏轼的《诗经》学思想新探

苏轼在《问<小雅>周之衰》和《既醉备五福论》中间接表达了基于《诗经》学术问题而形成的观点,其思想兼具守正与创新。在汉唐学说影响下的苏轼形成了对《诗经》基本性质、重要命题等内容的理解,而以往的研究往往忽略了这部分。苏轼文章善发议论,高倡“人情”,强调《诗经》的文学属性和通经致用的儒家传统,既是“三苏”经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反映出在北宋初年新旧学术交流碰撞的浪潮下文人学者的思想变化,为研究当时《诗经》传播、接受等情况提供了重要参考。同时,以《既醉备五福论》为代表的议论文章也具有独特的《诗经》学文献价值。

齐文化对苏轼宦密作品的影响

熙宁七年(1074)至熙宁九年(1076),苏轼宦密州。密州浓郁深厚、灿烂多姿的齐文化,对苏轼宦密的文学创作产生了巨大影响。齐文化的开创革新使苏轼词风发生巨大转变,婉约词深情凝重、豪放词“新天下耳目”;齐文化的崇武尚功催生了苏轼猎诗、猎词的创作,名作《江城子·密州出猎》横空出世;齐文化的多元融合促进了苏轼宦密时期的哲学思考,旷达自适的超然思想在密州大地上成熟,有名篇《超然台记》。由此可见,密州是苏轼宦游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地理单元,齐文化是标识苏轼文学建构进程的阶段性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