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苏辙《郭纶》诗史事发微

苏轼、苏辙兄弟早年同作有题为《郭纶》的诗文,都是为一介武官郭纶所写,全文既记述了其生平概况,也充分表达了同情之意。借助二苏诗文提供的线索,再结合有关史料记载,不仅这位职官不显的人物事迹得以还原,并且还进一步印证了宋仁宗时代西北边防的相关问题。苏轼、苏辙兄弟这些诗文表露的主旨,反映了其入仕前曾经对武臣的认识。及至他们从政后,因逐渐受到士大夫群体主流观念的影响,对武臣以及武功的态度遂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由此,也为观察苏轼兄弟二人的文武观及其变化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切入点。

论苏轼的纪行组诗

苏轼纪行组诗一百零六组,在文本形态、内容表现与风格特征三方面有显著的个人特色。这些组诗以记录行旅之间的单个事件为主,除纪行外,频繁叙及游览和社交。在宋诗重说理的风尚影响下,苏轼往往在纪行组诗中抒发一己之情感、阐发深刻的人生哲理。此外,他的纪行组诗不仅能突破传统纪行组诗对于诗人个体的关注,还能做到“情”“景”“事”“理”四者兼备,为唐宋纪行组诗的创作开辟新途。

文学经典与生活世界的连接:抖音平台苏轼诗词短视频的互文性分析

以文学经典为代表的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网络视听系统的关键是创新跨媒介叙事的互文机制。聚焦抖音平台苏轼诗词的跨媒介叙事实践,借助“文本—话语—文化”的互文性分析框架,对抖音平台2 150条苏轼诗词短视频进行内容分析。研究发现:在文本层面,短视频“重置”了高传播力的苏轼诗词篇目,并以人生故事叙述、诗词赏析、诗词唱诵等方式呈现诗词的内容;在话语层面,社交短视频平台形成了“温暖现实主义”叙事、现代爱情悲剧叙事、互联网“模因”的“破圈叙事”等三类叙事话语;在文化层面,社交媒介不仅在具体文本中将文学经典编入短视频,而且将其与当下加速社会下当代人的生活世界相勾连,形成了连接“传统”文学经典与“现代”生活世界的双重跨媒介互文叙事策略。

书信交往与苏门的发展历程——以苏轼与四学士为中心

由苏轼主盟的“苏门”在哲宗元祐年间大放异彩,是两宋影响最大的文学群体之一。在长达四十三年的时间里,书信是苏轼与“四学士”等人最主要的交往媒介。这些书信在苏门的发展历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苏门文人在书信中求教讨论、品题称扬、交流信息、劝勉慰藉、宣泄情感、传承斯文,在此过程中建构起集体认同,培养了深厚情谊,写下了传世佳作。苏轼和四学士的来往书信,在平易自然的表达中见出作者们真实的情感和隐秘的心迹,在温暖的人际关系中见出人性的真善美,具有高度的文学价值和史学价值。探讨苏门书信交往的细节和意义,有助于深化对宋代文学史和社会文化史的认识。

论苏轼“物我互证”的审美运思

苏轼在与物相处中,呈现出“物我互证”的关系,蕴含着丰富独特的审美运思,并随生活实践不断深化。他鉴赏为人所忽视的物趣,自娱以示不凡的生活情致;共情于孤独流落的物喻,自托无意妥协的精神品性;雅化谪居饮食的物味,自颂苦难之中的超然心境。苏轼以其自身行为昭示出寻常、弃置、平淡之物所具有的独特生命力与审美价值,表明对自我的肯定。这一与物互证的过程,揭示出苏轼物我关系中我适的状态,也彰显了苏轼与俗不同的生活哲学。

“奇趣”的遨游:苏轼对北宋文化与诗学的双向建构

苏轼驾驭《渔翁》诗解中提出的“奇趣”概念完成了一次北宋文化与诗学双向建构的遨游之旅。苏轼发现,柳宗元借助“奇趣”视野完成了对屈子生命美学的诠释。立足北宋文化建构之命题,苏轼用“奇趣”观照和整合了颜回乐处与渊明自得两个文化场域,在王学、洛学之外建构了以“颜陶”为核心的宋调文化意蕴与诗学审美框架,蜀洛两学实践了不同的文化取径。

苏轼对贾平凹散文创作的影响——以“石”的审美书写为中心

苏轼作为中国古代文学和传统士人文化的优秀代表,无疑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杰出代表之一。苏轼一生嗜石、赏石、写石,深得石中“三昧”,对当代作家贾平凹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具体在散文创作上,贾平凹正是通过苏轼的接引,将人心和宇宙、哲理和情思、古代与现代彼此连接起来,在观石中汲取佛禅智慧,善作翻空出奇的哲理启悟,在品石中崇拜自然,创造人石交融、自由自在的心灵物语,在写石中呈现萧散冲淡的审美趣味,最终形成了行云流水的书写风格。

苏轼“诗书一体”观:内涵、机理与成因

苏轼将诗书画引向深度结合,“诗不能尽,溢而为书,变而为画,皆诗之余”是苏轼“诗书一体”观的核心表达,其内涵是以“德”为灵魂,以诗意为统领的综合艺术论。破体为文、体兼众妙、形式相连、书卷气息构成了苏轼不同文体、书体之间以及文学与书法两种不同艺术形式之间的内在机理,“书卷气”是苏轼书法人文化、文学化的典型表现。苏轼的“吾所谓文,必与道俱”“慧之生定,速于定之生慧”以及“笔墨之迹,托于有形,有形则有弊”等文艺思想和哲学观念,乃是形成其“诗书一体”观以及文学与书法在求道之途上存在统一性、多样性、层次性和差异性的主要缘由。

论苏轼与元祐秘书省职官的诗歌唱和

诗歌唱和成为元祐间苏轼与秘书省文人交游的重要手段,成为引人注目的诗歌现象。苏轼在元祐间与秘书省职官唱和之作数量较多,他们的唱和之作多出于交游、宴饮、雅集过程之中,基本不涉及时政国事,在新旧法之争、洛蜀党争激烈之元祐间,体现出苏轼与这些秘书省职官们的情感选择。苏轼与这些秘书省职官皆博学高才之士,他们的唱和之作是文人逞才斗艺的一种创作形式,力求诗意深邃、用字精巧、事典广博、用韵严谨、句式规范,体现出“以才学为诗”的特征,使宋诗的题材、笔法、结构、语言等方面的特点愈加鲜明,为推动整个元祐诗坛的繁荣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苏轼的地方记忆与文本构建——以凤翔和儋州时期为例

凤翔和儋州是苏轼生命中的重要驿站,苏轼对这两地的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地理环境都有亲切而独特的文学书写。自然地理环境的江山之助和人文地理环境的化育熏染,构成苏轼文学地方书写的丰厚内蕴。苏轼对凤翔的自然地理环境有改造之举,在儋州则以努力适应为主;对凤翔的人文环境,他赞叹其深厚的历史积淀,在儋州则主动改善相对落后的人文环境。苏轼对凤翔和儋州的文本构建,既一以贯之他积极的生活态度、智慧的生活方式和豁达的精神境界,也有年龄、身份迥异而造成的不同。纪实性书写方式、自我视角、对比手法的运用等,形塑了苏轼文学的凤翔和儋州地方记忆。

长江与运河:苏轼的人生坐标

长江是横穿东西的中华民族母亲河,大运河是隋唐以来纵贯南北的交通大动脉。苏轼的一生,以长江为横线,连接眉山、黄州、江州、金陵、润州、常州等地,构成了抒发人生感怀、政治体悟、佛禅哲理等诸多情思的脉络;以运河为纵线,连接徐州、扬州、湖州、杭州等为宦之地,彰显出勤于政事、关心民瘼的事业轨迹。而其终老常州,恰恰回答了“乡归何处”的人生命题。

作为纪念的空间及其生成——以苏轼东湖故事为中心视域

苏轼东湖纪念空间有三类景观组成:其一,苏轼在凤翔入仕期间率人兴建的建筑物;其二,苏轼所建但居于东湖之外,后来被人迁入东湖的建筑物;其三,后人在东湖之中新建的纪念性建筑物。围绕苏轼和凤翔东湖,每一处景观都有一段流传于世的故事或传说,成为人们缅怀和纪念苏轼时所无法遗忘的一种文化景观。苏轼东湖纪念空间的形成离不开苏轼和凤翔东湖,更离不开基于某种理想而来的纪念之情,后者才是构成这一纪念空间的关键要素。

东坡书院述略:从苏轼与书院的关系谈起

苏轼在两次兴学运动中认为当“因循旧制”,“使先王之旧物”不废于今世,也即主张书院与官学并存;但是随着官学化运动的发展,苏轼转而支持官学的发展,甚至参与其中。这与他“学者,王者事也”的学校观有关。他认为,兴王化之教才是地方官员修建学校的目的,而官学与书院均为王化之所。目前统计的10所东坡书院,主要是后人崇拜苏轼,并以之为主祀对象的祭祀性书院,这也决定了这些书院呈现尽可能地追寻先贤遗迹,但又不完全是苏轼行迹过化之地的特点。在修建东坡书院祭祀苏轼的背后,有着复杂的政治与地域文化因素。如常州东坡书院的修建缘于晁子健看重家族和苏轼的交往,而惠州东坡书院的修建则与当地民众将平安的希冀寄托于苏轼祭祀有关。这些对于认识书院的形成机理有重要价值。

“石鼓歌”与宋代士人的儒家理想——兼论苏轼“读书万卷不读律”

宋代“石鼓歌”系列题咏是宋代金石学与文学碰撞的结果。宋代士人通过“石鼓歌”这一形式,开展金石器物的文字考证、史实论辩、审美活动,表达相关政治理想。宋人将学术考辨融入诗歌写作,将个人体验带入历史叙事,表达致君尧舜的政治期许与现实关怀。苏轼、苏辙进而以石鼓这一周宣王时遗物与秦朝统治作对比,思考“王霸之辨”,以儒家礼乐文明的道德理想主义超越法家的实用主义,呈现了金石学背后宋代士人深沉而厚重的精神世界。

论苏轼的读书生活与精神世界

作为生活的常态与生命的独特存在方式,苏轼的读书贯穿一生,内容关涉群经、史书、诸子、诗文集及佛、道二藏等,所作读经诗、读史诗、读子诗与读诗诗不胜枚举,颇具特色。其读书诗体现出作者独特的读书方法,其中既有广博与持久的共性,也有诸如八面受敌、熟读与抄读、夜读与美读等诸多独特之处。苏对读书的作用与意义有明确认知,尤善将阅读所得内化为自己对社会与人生的认知,展示出一副学者自画像。借助阅读,苏轼逐渐形成了充实、愉悦、儒雅与达观的精神世界。

依时序跨文体:苏轼作品阅读方式的一种尝试

苏轼喜欢对同一主题进行跨文体创作,即在同一时间对同一件事用不同文体多角度表达他的看法和感受。因不同文体承袭不同传统,有其自身套路,难免影响作者处理话题的态度和格调,这在以往常被忽略,对此有必要尝试依时序跨文体重读苏轼作品。苏轼散文体的尺牍、题跋和杂记的数量庞大,是其作品中被忽视的宝藏。通过对苏轼诗与非正式散文文体差异的多重考察,探讨不同文体对作家表现同一事件方式的影响。对于苏轼在不同文体中处理相同主题或事件,不能简单解释为作家热衷在每个新作中都变换手法和方式。文学形式本身,或者至少是苏轼使用它们的方式,对结果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当苏轼从一种形式转向另一种形式时,参照系随之改变,他对主题的处理也随之改变。

苏轼诗中的“人”意象及其文化意蕴

通览苏诗,可以发现“人”意象成为苏诗一个蔚为大观、具有独特艺术品质的意象集群。这些“人”意象根据组群的不同大体可分为“有人”和“无人”意象,仙人、道人、佛人意象,以及古人与今人、舟人与游人等其他意象,苏诗中的大量“人”意象集群的出现既有对前人意象的承继,也与其儒释道交融的思想密切相关,是其哲学思辨下美学意蕴的生动体现,融哲思与诗意于一体。

齐文化对苏轼宦密作品的影响

熙宁七年(1074)至熙宁九年(1076),苏轼宦密州。密州浓郁深厚、灿烂多姿的齐文化,对苏轼宦密的文学创作产生了巨大影响。齐文化的开创革新使苏轼词风发生巨大转变,婉约词深情凝重、豪放词“新天下耳目”;齐文化的崇武尚功催生了苏轼猎诗、猎词的创作,名作《江城子·密州出猎》横空出世;齐文化的多元融合促进了苏轼宦密时期的哲学思考,旷达自适的超然思想在密州大地上成熟,有名篇《超然台记》。由此可见,密州是苏轼宦游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地理单元,齐文化是标识苏轼文学建构进程的阶段性文化。

“道”与“艺”:论苏轼的尚意书法

“尚意”作为苏轼凝聚的独特书风,蕴藏着“道”与“艺”两个维度。“艺”是苏轼书法尚意精神的实现路径与外在显现,是他将所闻、所见、所思、所感寓于点画之间的匠心独运,将古法烂熟于心后的独创一格;“道”作为苏轼尚意书法的核心与精髓,不仅体现儒家兼济天下的抱负,也包含老庄的自然文艺观和佛家的空静思想。从“道”与“艺”两个维度探析苏轼的尚意书法,可以从其书法中感悟其对生死及天地的认知,结合其生命体验品味其书法艺术风格的形成与变化,从而进一步领略滋养其书法艺术的中国传统的意趣、审美和气韵。

论苏轼润州诗与乾隆南巡镇江唱和苏轼诗

乾隆六次南巡都曾在镇江停留,每次都留下与苏轼有关的诗词。从乾隆唱和苏轼润州诗可以看出,乾隆对苏轼以及苏轼诗歌的了解与推崇,就此可一窥苏轼在清代的巨大影响。研究苏轼润州诗与乾隆唱和苏轼诗的相互关系,可进一步拓展苏轼研究,对促进镇江历史文化名城建设也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