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心画理论与川端康成的文学理念——从写心、适意到求品

中国自宋以降,在苏轼等精英知识分子的自觉引领下,形成了心画(文人画)传统。这也正是川端康成热爱中国宋元美术的重要原因。在“达吾心”“适吾意”以及诗画结合的精神品格等方面,川端康成的文学理念与中国文人画家的艺术追求十分契合。首先,心画理论强调人情味和抒情性,这是宋代文人画家们在清楚地意识到自己作为士大夫群体的艺术担当之后,着力倡导并身体力行的。而川端康成也认为绘画不仅可以写形状物,更可以表达人的潜在的精神世界,这一艺术观念在其《梦》《阵雨》等小说中均有明显体现。川端康成在大量作品中所描写的绘画都是一种“心画”,它们并不是静止的物体,而是精神的流动。其次,中国宋元时代文人向绘画领域的主动渗透和理论引领,带来了绘画“适吾意”的思潮,使得绘画得以抒“胸中盘郁”。在这一点上,川端的文学创作理念与中国文人画家的主张完全相通,因此也使得其小说中的绘画作品具有了内涵的无限性和解读的丰富性。第三,宋代带有精英阶层之精神自觉的文人对绘画提出指导性的艺术理论,在诗画结合的基础上进一步追求品格。这种绘画理论也伴随中国绘画传入日本的第二次浪潮而东传,这恰值川端康成人生的前三十年,对他的文学道路产生了潜在而深远的影响。中国的心画理论不仅对日本文人画的形成,而且对日本近现代文学都产生了跨文化、跨学科的影响。从川端康成文学的个案可以看到,渗透于域外的中国画论,作为艺术理论的一个侧面,展现了中外文化交流的样态。这一越境的文化传播现象,还有很多极具学术价值的课题值得挖掘和探究。

论宋代贬谪谢表的书写策略

宋代是谢表文化臻于极盛的时期,其中贬谪谢表具有特殊的性质,与其他例行公事的谢表相比更具文学色彩和个性特征。贬谪谢表多从“罪深谪薄”的角度来谢恩,或谢赐予近善之地,或谢不杀之恩;从“孤寒”与“愚鲁”两个方面进行自贬与自剖,在谨慎的言语中蕴含着对自我品节的肯定与标榜;“衰病交加”之类的戚戚穷愁之语也常出现在宋人贬谪谢表中,既是自身遭遇的真实写照,也是面对君王的乞怜话术。北宋前期贬谪谢表还存在大段劝谏与辩驳之辞,但随着贬谪程度的加深和政治环境的恶化,劝谏与辩驳在此后的贬谪谢表中便较为少见。从贬谪谢表中我们可以看到士人在政治权力之下逼仄的言说空间与尴尬的生存处境,也能够看到宋代士人在集权制度与主体人格之间极力平衡,在夹缝中力图表达个人情志的努力。

苏轼诗中的“人”意象及其文化意蕴

通览苏诗,可以发现“人”意象成为苏诗一个蔚为大观、具有独特艺术品质的意象集群。这些“人”意象根据组群的不同大体可分为“有人”和“无人”意象,仙人、道人、佛人意象,以及古人与今人、舟人与游人等其他意象,苏诗中的大量“人”意象集群的出现既有对前人意象的承继,也与其儒释道交融的思想密切相关,是其哲学思辨下美学意蕴的生动体现,融哲思与诗意于一体。

苏轼“诗书一体”观:内涵、机理与成因

苏轼将诗书画引向深度结合,“诗不能尽,溢而为书,变而为画,皆诗之余”是苏轼“诗书一体”观的核心表达,其内涵是以“德”为灵魂,以诗意为统领的综合艺术论。破体为文、体兼众妙、形式相连、书卷气息构成了苏轼不同文体、书体之间以及文学与书法两种不同艺术形式之间的内在机理,“书卷气”是苏轼书法人文化、文学化的典型表现。苏轼的“吾所谓文,必与道俱”“慧之生定,速于定之生慧”以及“笔墨之迹,托于有形,有形则有弊”等文艺思想和哲学观念,乃是形成其“诗书一体”观以及文学与书法在求道之途上存在统一性、多样性、层次性和差异性的主要缘由。

“苏门六君子”散文的文统与风貌

“苏门六君子”是北宋文坛很有意味的现象,他们遭际或同或异,无妨聚集苏轼门下,尚韩步苏,接受欧苏散文范式的影响,为文大体追求自然平易。从文体审视,其论说往往有家国之忧,求为世用而理明辞达;书信与序文以叙引论或论中兼有叙事,平和淡定;记文虽不乏好说理的特征,却因关乎人生,通脱超然,趣味各生。“苏门六君子”由此造就的散文风貌,尽管为苏轼的散文华章遮蔽,但在古代散文史上仍不乏自身的光彩。

论苏轼润州诗与乾隆南巡镇江唱和苏轼诗

乾隆六次南巡都曾在镇江停留,每次都留下与苏轼有关的诗词。从乾隆唱和苏轼润州诗可以看出,乾隆对苏轼以及苏轼诗歌的了解与推崇,就此可一窥苏轼在清代的巨大影响。研究苏轼润州诗与乾隆唱和苏轼诗的相互关系,可进一步拓展苏轼研究,对促进镇江历史文化名城建设也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苏轼诗词书法作品接受中的语图关系变化

欣赏诗词书法作品可以欣赏书法艺术,也可以识读诗词内容,接受过程中表现出语图关系的变化。大多数接受者对苏轼诗词书法作品的欣赏分为三个过程:首先被书法书像所吸引,进入图像欣赏中,沉醉于视觉效果;其次对所书诗词内容进行识读,了解所写诗词的内容;再次将两者放在一起去欣赏,书法与诗歌在迭代中达到更高的融合,欣赏者获得双重的审美享受。

论李贽对苏轼文学思想的辩证接受

在阳明心学影响下,明代儒学思潮发生转向,以天理为本体的程朱理学开始退潮,而以情感为本体的苏氏蜀学受到空前关注。在此背景之下,李贽对苏轼的接受尤其值得重视。作为心学传人,李贽的“童心说”与王阳明的良知之说相去较远,而与苏轼的“情本论”比较接近。以此为基础,李贽对苏轼的文学思想进行了深入体认,并分别从本体论、目的论、风格论和发展论等角度对其进行了继承和发展。由于情理关系方面的差异,李贽在对苏轼文学思想的接受中又有所批评,形成了一种激进重情、影响深远的接受模式。

此心安处是吾乡——“三苏坟”相关问题再探讨

河南郏县“三苏坟”是北宋大文学家苏轼、苏辙及其父苏洵的衣冠瘗地,为宋以来历代文人学士所关注。近年来学术界将三苏坟的研究推向高潮,研究范围涉及三苏葬郏的成因、三苏墓葬和碑刻等内容。对近年来三苏坟研究的状况进行梳理和总结,并分析研究中取得的成绩和不足之处,对推动三苏与北宋中后期政治与党争的研究、提高三苏坟景区的文化品位和河南旅游经济的发展有重要意义。

苏轼“随物赋形”命题的功能发展

苏轼散文中“随物赋形”一词最初指水随着外界环境变化而改变自己形态的特点,之后发挥出“随物赋形”在为人与为文两方面的理论功能。随物赋形思想既整合了道、佛两家相关的思想,也是对陶渊明人生态度、谢赫相关画论的发展及个人生活经历的理论互动。这一命题在苏轼的书写过程中逐渐增强概括与统摄功能,伴随着这一命题的经典化,其在文学理论领域兼具概括阐释功能与创作实践指导功能的意义不断凸显,一方面持续启迪相关概念、命题的提出和文本的创作,另一方面也以一种风格形态成为理论和创作的评价标准。

守正创新:苏轼的《诗经》学思想新探

苏轼在《问<小雅>周之衰》和《既醉备五福论》中间接表达了基于《诗经》学术问题而形成的观点,其思想兼具守正与创新。在汉唐学说影响下的苏轼形成了对《诗经》基本性质、重要命题等内容的理解,而以往的研究往往忽略了这部分。苏轼文章善发议论,高倡“人情”,强调《诗经》的文学属性和通经致用的儒家传统,既是“三苏”经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反映出在北宋初年新旧学术交流碰撞的浪潮下文人学者的思想变化,为研究当时《诗经》传播、接受等情况提供了重要参考。同时,以《既醉备五福论》为代表的议论文章也具有独特的《诗经》学文献价值。

马丁诺夫“帝国理论”视角下的苏轼哲学思想研究

俄罗斯汉学家马丁诺夫结合苏轼“尽展其彦,尽泄其才”的人生际遇,论述苏轼文学作品中体现的“佛、老、孔”融摄哲学思想。其学术研究的重大意义和价值在于采用“帝国理论”视角,采用“帝国”这一核心概念来分析和考察苏轼哲学思想与中世纪“中华帝国”意识形态的实质背离,论述儒家思想实践与帝国治理的关系,阐明苏轼“不为大用”的根本原因。这一独特的研究视角、方法思路和价值判断为国内学界苏学研究提供了一些他者视角借鉴。

公安派的崇苏尚俗与晚明文学思潮的嬗变——兼论苏轼典范的确立

在苏轼接受史上,明代是最特殊的一个时代,经历了从湮没无音到炽盛至极两个极端。这一转折产生的节点,是公安派袁宏道等人对苏轼的大力推崇。明文坛宗立派系领袖成风,流派之间的论争自然绕不开各自宗主之间的人为比较与对峙。针对复古派的文学主张,公安派在其文学革新的探索道路上,选择了苏轼作为与复古一脉抗衡的旗帜。除了宋文学代表这一典型身份,无论是所面临的文学环境,还是谐谑尚俗的文学主张,苏轼都与公安派形成了深度共鸣,这使得公安派选择苏轼成为历史的必然。崇苏与尚俗,作为一体之两面,贯穿了公安派文学革新的整个理路。袁氏兄弟对苏轼的推尊,也逐渐蔓延到整个明文坛,成为晚明到清初崇苏乃至宗宋的先声,文学风尚彻底转向。

论苏轼的岭南际遇与生命意识

探讨苏轼的岭南际遇,是研究苏轼生命意识的有效视角。长久以来,人们普遍被苏轼的乐观精神所感染,结合苏轼的岭南经历及流传下来的大量诗文,以文学批评视野看,更能发现:苏轼在岭南,更多的是用其诗文来传递他对际遇困境、对自然山水以及对世间万物的态度,这是一种更为根本的意识——生命意识在发挥无形的作用。从日常生活中跋涉而来,不断跃升到生命的本质中去,苏轼岭南际遇所蕴含的随遇而安、圆融通达、超然物外的生命哲学,最终升华了苏轼的文学魅力与思想境界。

文助江山:论苏轼对宋朝各地的文学塑造

关于文学与地理的关系,中国传统的权威理论是“江山之助”。但从中唐到清末,也存在“人助江山”“文助江山”之说,宋人对文学塑造地域的重要作用有更自觉的认识,苏轼的作品就是“文助江山”说的典型例证。他形塑、创造了宋代的许多地方,描绘地理特征,建构地方形象,造就观念空间,投射心理结构,捍卫多元化和包容性,体现出宋朝历史过程的空间维度以及历史在空间中的嵌入方式,宋朝山川藉此永存。透过苏轼的地理感知和地理表达,读者看到一个空间化、在地化、去中心化的宋朝。江山助文,文亦助江山,帮助促成地理的人文化。文学创作是一种表达感知、塑造形象、留存记忆、建构意义的超越性行动,比地理的生命更长久,纵使陵谷变迁,文学也能通过记忆和想象令江山不朽,并创造新的胜迹。“文助江山”说揭示出中国古代文学的别样特色和成就。

当代韩国学者论朝鲜时代的苏轼传播与接受

朝鲜半岛历史上的朝鲜时代历时五百余年(1392-1910)。当代韩国学者在本土发表的论朝鲜时代苏轼传播与接受的论著,主要涉及朝鲜时代汉文学对苏轼的接受、朝鲜时代《赤壁赋》的接受与“赤壁船游”研究、朝鲜时代的苏轼著述版本考证几个方面。朝鲜时代汉文学对苏轼的接受研究,发轫于1964年,2010年以降形成高潮。其中,曹圭百和柳素真分别着眼于文人群体和文人个体的苏轼接受,贡献尤为突出。对于《赤壁赋》接受以及“赤壁船游”的研究,始于1975年,2010年以来渐入佳境,因“赤壁船游”而产生的一些重要的唱和诗文集,如《壬戌泛月录》《蚕头录》等,也成为重要的研究对象。韩国现存的苏轼作品集为数不少,大部分为朝鲜时代刊印,或直接从明清两朝引进。1985年以来,零零星星地出现了一些版本介绍或文献考证的论文;2009年后,成果数量有较大增长,但始终未能形成较大规模,研究主题也较为分散。

《勿听子俗解八十一难经》版本源流考

明代熊宗立所撰《勿听子俗解八十一难经》是首部通俗化《难经》注本。全书语言通俗,浅显易懂,为学习《难经》的门径书。其四卷本系统囊括国内诸传本,六卷本始于原书。本文通过综合考查历代史志、书目著录,结合《勿听子俗解八十一难经》国内外馆藏情况,对其版本源流进行梳理,发现该书国内传本有四仁堂本、富春堂本、种德堂本及存德堂本,上述传本均源自同一四卷本,且与原刻本分卷不同,阙误较多,整体质量较差,皆非善本。日本传本始于谷野一柏所刊天文五年(1536年)本,又有元和三年(1617年)、宽永四年(1627年)、宽永十年(1633年)、正保二年(1645年)刻本,及以和刻本为基础的活字本、抄本。日本传本内容完整,版面清朗,极大程度地保留了该书原貌。此外,该书尚有朝鲜刻本传世。

唐宋审美转型中佛禅“空”境的文学书写新变——以王维和苏轼为中心

在唐宋审美转型背景下,王维与苏轼诗词中对于佛禅“空”境书写的新变,从写作手法、审美意蕴和内在精神追求三个层面,折射出佛禅“空”境文化气质的唐宋变化。王维通过以画入诗方式形成的“空”境,自我与宇宙万象浑然天成,圆融无碍,蕴含着一种空灵蕴藉的灵动之美,充满对宇宙自然世界美的发现的一往情深,是王维诗歌禅意盎然的重要体现。苏轼采用以禅入诗方式形成的“空”境,则大多于世事沧桑的自我人生经历中,伴随着对宇宙人生空幻寂灭的持久体验,始终关注对自我个体生命的内在超越,从而使其诗词中的“空”境,在具有形而上意义的空幻寂灭之悲剧色彩的同时,也蕴含着性命自得的内在精神追求,具有较强的禅理意味。

原型批评理论视域下宋代诗词树木意象蕴含——以苏轼作品为例

诺斯洛普·弗莱于20世纪60年代首倡原型批评理论,荣格将集体无意识谓之原型,认为原型是从远古便普遍存在的意象,是一种民族记忆。作为文学意象,树木意象早在《诗经》《楚辞》里就有了,到了宋代,诗词里的树木意象更是丰富多彩,仅苏轼的作品中树木意象就占了很大比例。这些树木意象有着极重要的文化内涵,既有生态价值,也有实用价值,树木见证了岁月更替,是历史烽烟的记录。苏轼对树木的欣赏模式众多,有如画模式、比德模式、天成模式等,这些树木意象底蕴充盈,写树木就是写自己,苏轼用自己的创作印证了原型原理,表达了自己的文学理想。

清初樊庶编东坡《海外集》版本考与价值论

明清海南本土对苏轼海外诗文选本的整理尤为重视,先后形成了《居儋录》《海外集》两个版本体系。清代临高县令樊庶自发编纂的《宋苏文忠公海外集》(康熙四十三年,1704)上承“居儋”,下启“海外”,是迄今所见唯一一部评批本《海外集》。其价值有二:一是樊庶本《海外集》在戴熺本《海外集》(万历四十七年,1619)域内失传的背景下,作为后世《海外集》的实际母本,在东坡海外诗文选本的编纂史上厥功至伟;二是樊庶本《海外集》对海南风物的注释、对东坡诗文(特别是和陶诗)的评点别出心裁,在清初诸多注苏、评苏选本中独树一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