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大犯罪圈的立法逻辑与价值导向

在积极刑法观主导下,采取新增罪名和改变犯罪构成要素方式扩大犯罪圈,是近年刑法修改的主要态势。设置抽象危险犯、改结果犯为情节犯或具体危险犯,以及帮助行为正犯化,都因降低犯罪门槛而使得刑法触角深及传统行政领域。除将背信行为犯罪化外,刑法扩张目前尚未逾越公法制裁中的人身罚边界。面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立法者在网络空间和新经济领域布设行为禁区,既有犯罪化性质又同时彰显刑法作为最后的保障法的作用。这符合法律稳定性和适应性的辩证统一规律,而且顺其修法,整合公法制裁和提升其司法化程度似成气候。但犯罪化毕竟不具有天生正当性,为确保刑法定位于“保护人民”,法益尤其是具体法益仍是划定犯罪圈的中轴,防止犯罪圈因为安全需求而无节制扩张,具体法益原则是确保犯罪圈扩大和人权刑法平衡的保险阀。

基于GWR模型的高铁站域犯罪风险预测及影响因素空间分异研究

为掌握城市建成环境对高铁站域犯罪的影响规律,确保高铁站域公共安全,通过两个典型新老高铁站域的对比,研究不同发展阶段的高铁站域犯罪关联性因素及其空间异质性。结合CPTED理论与圈层理论,运用地理加权回归与GIS空间分析等方法,构建了犯罪风险预测模型,测度新老高铁站域犯罪风险程度,探究了不同圈层犯罪分布特征,分析了不同建成环境对高铁站域犯罪的影响机制。

中国刑法犯罪化与非犯罪化的述评与展望——以犯罪化与非犯罪化的概念解构为切入点

犯罪化与非犯罪化既非此即彼又能共同发展。这一悖论存在的原因在于这两个概念内核的丰富性、复杂性,导致同样的表述下隐藏着多个层次的内涵,有必要将其明晰化。犯罪化与非犯罪化概念可从多个维度解构,两者宏观上互斥,微观上共存,而无论哪个层面均不存在二选一的问题。我国刑法发展的现实是既有犯罪化又有非犯罪化;既有罪质上的,又有罪量上的犯罪化与非犯罪化;整体呈犯罪化趋势。这是社会发展内在需要驱动下的结果,不是刑法发展刻意追求的目标。对具体的犯罪化或非犯罪化举措的合理性评价应以刑法规制的必要性为依托;对一国犯罪化与非犯罪化的整体评价应同时考虑增量和存量。未来我国刑法发展将呈现犯罪化与非犯罪化并行的趋势,一定时期内仍将主要体现为犯罪化,并应同步推进刑罚的轻缓化。这是法治化以及刑法现代化的应有之意。

中美洗钱罪主观要素界定的比较

美国是世界上最早将洗钱行为犯罪化的国家。《美国法典》第18编第1956、1957节的规定被视为美国反洗钱刑事立法的核心。其在洗钱罪主观要素的规定凸显了犯罪对象性质明知的开放性,主观罪过包括"蓄意"和"明知"的多样性,"明知"样态包括"推定明知"和"故意不知"的实用性等特点。与我国《刑法》第191条洗钱罪上游犯罪圈明知规定的封闭性,主观故意规定的单一性,主观要素规定不能涵盖洗钱类型等问题形成鲜明对比。

划分盗窃犯罪圈的基本规律

定性盗窃须依据实体标准,《刑法修正案(八)》扩大盗窃犯罪圈却有收紧制裁圈之效;司法解释虽在立法基础上具体定性规则,数额的经年不变却可能令犯罪圈隐性扩张;为此,个案情节的适用能够起到内敛犯罪圈的作用。定性盗窃还须经程序控制,因为出罪案件未经刑事诉讼程序的过滤,相关立法及司法解释之疏漏可能被遮蔽,因动机、赔偿情节豁免出罪的理由可能不甚清晰。

犯罪圈的扩张及其合理限制——以我国刑事立法的变迁为视角

犯罪圈的扩张是我国刑事立法的主导方向,现代化的发展、权利的保护是犯罪圈在特定时期不断扩大的主要原因。立法上的犯罪化的内在根据,在于行为具有应受刑罚处罚程度的社会危害性。犯罪圈的扩张应当受到合理限制:遵循刑法的谦抑性原则,考虑新增罪名与其他罪名的关系,考虑国民的感受与认同并理性对待民意,在注重入罪的同时,也应做到及时地岀罪。

地图分析法在犯罪情报分析中的应用

地图分析法是一种古老的情报分析方法,它被广泛运用到各个分析领域。在犯罪情报分析中,分析人员运用地图分析中的"圆周假设"理论,可以实现"历时"信息与"共时"信息,地理要素与心理因素的多重结合,具有独特的"时空"与"心物"交叉优势,从而帮助分析主体立体积聚有效信息,获得增值情报。

中国四地洗钱罪规制状况对比研究

外界对中国大陆地区在洗钱罪方面的规制状况存在着一定的非议。研究以近年来大陆地区与港澳台三地对洗钱罪起诉的案件数据为分析进路,从表象上看,大陆地区对该罪的查禁状况的确难以令人满意。然而,通过对四地洗钱罪犯罪圈之比较后发现,这一现象的产生主要是由于大陆地区现行刑事法律规制下的狭义洗钱罪之犯罪圈设置过窄。通过引入广义洗钱类犯罪的概念,拓宽大陆地区洗钱罪之犯罪圈范畴,大陆地区洗钱犯罪数据有显著提升,在所占全部刑事案件的比重绝不较港澳台地区逊色。

犯罪圈扩张视野下二元犯罪论体系的重构

行为刑法是古典学派构建的以“行为”为本位的犯罪论体系,行为人刑法是实证学派构建的以“人身危险性”为中心的犯罪论体系。随着时代与环境的变迁,两者之间从对立与论争逐渐走向了折衷与调和。我国刑法修正案和司法解释在立法上扩大了犯罪圈,实践中的情绪性执法、机械性司法更是加剧了犯罪圈的扩大,使得刑法过度地介入了社会生活。应在坚持以行为刑法为主轴的基础上,吸收行为人刑法的合理内核,在处理案件时要重视对人格因素的考量,构建“行为—行为人”二元的犯罪论体系。

刑法立法的正当性根据——一种历史维度上的观照

刑法立法的正当性根据分析作为一个宏大的系统命题,需要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等多视角地展开。现代民主社会主权在民以及代议制之宪法思想,赋予人民代表代表人民立法之主体资格。市民社会的兴起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政治国家的刑权力,判断行为是否应受刑罚处罚和是否具有社会危害性,是其价值判断主体——社会主文化群依据其利益欲求进行衡量的结果。法律本位的历史变迁要求实现国权主义刑法向民权主义刑法的转变;刑法保护法益的最后手段性决定刑罚的内缩性而非扩张性。适中的犯罪圈与刑罚是人类社会宽容精神在刑事法领域之具体化。罪刑法定原则实质上的明确性和内容的适当性确保刑法实体内容的合理性。这些要素缺一不可地成为刑法立法正当性的基本元素。

串案窝案的文化根源及其治理

串案窝案频发是传统社会"圈子"文化"复兴"的产物。权力的过分集中和封闭式运行是其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条件;对各类资源的绝对垄断是其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奴化与效忠是其生存的社会基础;传统伦理是其生存和发展的心理基础。必须推动实现传统"圈子"文化的现代转型,使其成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积极因素。具体措施包括: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让权力在阳关下运行;完善社会主义法律制度,实现依法治国;加强公民教育,培育现代公民;加快推进社会改革,建立资源公平分享机制;加强社会监督与制约,规范权力运行;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普及现代价值。

轻罪治理背景下增设社会服务刑研究

刑事立法和犯罪态势的变化,需要治理方法和治理手段及时调整。创设新型的轻刑是轻罪治理的一个重要策略。通过考察域外立法经验,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有必要增设社会服务刑这种轻刑。增设社会服务刑是应对犯罪圈扩张的需要,是构建合理的刑罚结构的需要,是行刑社会化的需要。从可行性的角度考虑,现有的社区矫正制度和曾经试点的社会服务令为增设社会服务刑提供了现实土壤和实践基础,国外社会服务刑的立法为我国增设社会服务刑提供了可供参考的经验。因此,社会服务刑作为一种极具潜力和生命力的非监禁刑,完全有必要纳入我国的刑罚体系,就社会服务刑的性质而言,应当将其定位为主刑的一种,主要适用于轻罪。

论“亚文化群”对青少年集团犯罪的影响

针对当今世界青少年犯罪中的集团化趋势,分析了“亚文化群”的存在对青少年集团犯罪的影响,青少年集团犯罪的社会成因、心理成因、青少年需要结构的变化及家庭状况对青少年犯罪的影响,探索了其社会、教育及法律方面的解决途径。

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中国新疆与周边国家恐怖主义犯罪及打击对策

在环新疆经济圈新疆主体功能区的建设中,恐怖主义犯罪对该经济圈的建设构成重大威胁。本文就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新疆及周边国家的恐怖主义犯罪活动对环新疆经济圈的危害,以及如何有效打击该地区的恐怖主义犯罪进行了分析并提出相应的对策。

专利侵权行为犯罪化的边缘性审视

专利领域由刑法规制的犯罪目前只有假冒他人专利罪,更为常见的侵犯专利权人独占实施权的行为一直被置于民事救济和行政救济的保护下,专利侵权行为犯罪化的问题值得探讨。以犯罪圈的划定、被害人的权益保护和刑事政策的指导为视角来进行专利侵权犯罪化的边缘性审视,应限制性地设置侵犯专利罪,将情节严重的专利侵权行为纳入刑法的规制。

论青少年集团犯罪成因及解决途径

针对当今世界青少年犯罪中的集团化趋势,分析了青少年集团犯罪的社会成因,探索了其社会、教育及法律方面的解决途径,并提出在法律上通过时间上的限制、空间上的分离以及缓刑制度的开展来解决这一问题的一些建议。

中国危害社会行为二元界分理论及其缺陷

中国公安机关在调查违法犯罪行为时经常发生“两栖案件”现象，即涉案行为在治安违法与刑事犯罪两者之间难以界分，导致在立案环节既可能被受理为治安案件，也可能被立为刑事案件，或者在调查程序申，发生改变案件类型和处理程序的情况。在案件处理结果上，也存在着治安处罚、刑事处罚或劳动教养几种可能性。“两栖案件”的产生缘于中国法制将本质相同的危害社会行为政策性地二元界分为治安违法和刑事犯罪，这种二元界分法存在诸多违背法学理论或法律原则的缺陷，也导致现实中的执法障碍。立法部门和理论研究者应当反思这种制度设计。

我国金融业反洗钱机制现状分析及对策研究

目前我国金融业已基本形成了以“一规两法”为主要内容、以中国人民银行反洗钱局为主要机构的反洗钱机制。但是仍然存在诸多不足,打击洗钱犯罪的立法结构和立法内容不够完善、“一规两法”存在缺陷、反洗钱实践遇到困难以及国际合作存在一定难度等。因此,必须加快反洗钱法制建设,建立金融机构的内部控制机制,完善金融机构反洗钱基础性工作,建立与金融机构反洗钱制度相衔接的社会反洗钱系统,加强打击洗钱犯罪的国际合作。

论边缘性网络犯罪的可罚性边界——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为参照

边缘性网络犯罪可罚性边界的明确应建立在厘清网络犯罪圈外延罪名的基础之上。随着传统犯罪表现形式的多样化与新型网络犯罪的不断涌现,在纯正网络犯罪与不纯正网络犯罪二分法下,对网络犯罪涵盖罪名的梳理为探讨边缘性网络犯罪可罚性边界设立了逻辑前提。增设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作为网络犯罪圈的外延罪名,是积极刑法观在网络安全领域的具体体现,同时完善了刑法治理体系。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为参照,前置义务的违反、“明知”的有无、综合考量下的罪量因素、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贯彻皆为划定边缘性网络犯罪刑事处罚边界的考量因素。

论网络犯罪的刑法应对选择——从刑法谦抑性谈起

网络犯罪伴随着网络的兴起而萌生与蔓延。本文主要立足于网络犯罪的刑法规制,运用文献研究、对比分析的方法,对网络犯罪的现状进行研究,分析出网络犯罪规制中存在的网络犯罪圈日益膨胀、帮助行为定性不合理、犯罪化事由择定不合理等问题,主张在刑法谦抑性原则下作出合理的应对选择,以求防范刑法规制网络犯罪中存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