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苏报案看晚清政府对政治危机的应对

1903年发生的苏报案激化了朝野矛盾、中外矛盾以及清政府内部强硬派和温和派之间的矛盾。这三对矛盾纠结在一起,影响了苏报案的进程和处理结果。革命者借助上海租界挑战清政府,为维护政府权威,朝廷一意镇压,下旨严惩。负责处理的官员却各怀心思,导致朝廷旨意执行效率不高。章太炎等人被捕后,清政府又与列强交涉,要求交犯,出于维护既得利益和西方价值,列强以尊重已达成的程序为由拒绝清政府的请求。苏报案的发生和交涉反映出晚清政府应对政治危机的无能。

“阿尔都塞国家机器理论”视角下的苏报案

苏报案中章太炎、邹容分别被轻判的结果折射出晚清国家综合控制能力的薄弱。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有多方面。一方面,由于近代租界的特殊性加之行政系统运行效率低下,致使清政府镇压性国家机器在苏报案中难以发挥"暴力机关"的作用;另一方面,由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相对独立性、多样性,造成清政府与革命派在报刊舆论、法庭辩驳等意识形态领域呈现相互较量之势,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最终的判罚结果。

《申报》与“《苏报》案”

《苏报》因宣传革命而触怒清政府,遭至封杀,撰稿人被捕,是为"《苏报》案"。作为"中国近现代史百科全书"的《申报》对此案进行了全程报道,但它在字里行间与行文的语气上有隔岸观火与落井下石之嫌,表现出了与它作为报界领袖极不相称的立场,在报界同仁遭遇不幸的时候不仅没有表示同情、施以援手,反倒充当了满清政府的应声虫。作为一个幸灾乐祸的看客,它在貌似公正的报道下,让读者看到了清政府勾结洋人戕害革命者的丑恶行径,也真切地感受到外国侵略者对我国司法的粗暴干涉,从而激起了更多的仁人志士走上革命道路,这种结局是《申报》始料未及的。

苏报案中革命党人众生相

突然发生的苏报案,使革命党人要面对安与危、生与死、留与逃的选择。由于个人气质、社会阅历、文化素养、社会背景的差异,章太炎、邹容、吴稚晖、陈范等人的表现很不一样。有的因官场有奥援,未被逮捕,亦未逃遁;有的自料大难临头,一走了之;有的能逃不逃,挺身就逮;有的激于义气,去而复返,慷慨入狱。英雄人物也是常人,章太炎怕独自承担罪名,简招邹容投案,审讯时又指使他人供出吴稚晖;邹容在法庭上为争取轻判表示已经放弃革命主张。一场大案展开的也是一幅世态人情图。

新旧与中西之间:晚清报纸视域中的“苏报案”

发生在1903年的"苏报案"曾引起中西报纸的广泛关注。中西报纸视域中的"苏报案"折射出中西文化、新旧观念和各种政治主张的交错纷呈。中文报纸受政治立场影响,由"苏报案"讨论中国政治问题,守旧、维新与革命各执一端。英文报纸出于维护既得利益和西方价值,异口同声指责中国政府残暴、中国文化野蛮,以人权高于主权为由呼吁列强拒绝交犯。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英文报纸充满傲慢和偏见,但并没有中文报纸挺身而出回应英文报纸的指责,反而连篇累牍转载其文,原因之一是中文报纸一定程度上认可英文报纸的言论。中文报纸的主流言论是维新,反感清政府中得势的保守势力,认为清政府需要改革;英文报纸也指责中国政府顽固、保守,这是中西报纸之间的相通之处,也是中西报纸之间未因"苏报案"问题发生报战的主因。在"苏报案"问题上,新旧淡化了中西。透过中西报纸视域中的"苏报案"可以看出,在国际上,大清帝国的尊严被蔑视,这与当时正在进行的"苏报案"交涉中清政府处于弱势地位相一致;在国内,清政府也不再有一言九鼎的权威,人心思变,改革已是大势所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