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据法视角下的夫妻共同债务推定规则

从证据法角度来看,现行夫妻共同债务推定规则实践效果不佳的根本原因在于该推定规则除外情形限缩不当和推定效力过高。与此相适应,现行夫妻共同债务推定的完善方案也必须将扩展除外情形方案和减轻举证责任方案结合起来,即一方面扩展除外情形,至少应增加"该举债没有经过举债方配偶事前同意并且没有用于夫妻共同生活"这一应当认定为举债方个人债务的情形;另一方面,应减轻举证责任,即将现行的夫妻共同债务推定由转移客观证明责任的推定改为强制性仅转移主观证明责任的推定。

司法认知:证明责任的新视角

证明责任解决的是当事人对哪些事实应当举证证明,否则承担败诉风险。司法认知解决的是哪些事实不需要当事人举证证明,免除当事人的证明责任,而由法官直接确认。在证据法学中,人们往往热衷于从证明对象的角度来把握哪些事实应该由当事人承担证明责任,而鲜有从司法认知的角度来把握证明责任的承担。如果从司法认知的角度来把握证明责任,那么司法认知影响证明责任的分配。但是司法认知只影响主观证明责任的分配,而与客观证明责任没有实质的关联。

论我国环境侵权因果关系的证明路径

关于环境侵权因果关系的证明路径,我国学界主要有两种理论,即证明责任倒置和因果关系推定。二者均未能对司法实务之乱象进行有效的疏导,根本原因是都没有厘清客观证明责任与主观证明责任的内在关联以及各自的功能界限。基于现行法上的证明责任分配原则,我国环境侵权因果关系的证明路径应该是:先由侵权人对因果关系的不存在进行证明(本证);若法官对此形成确信,再由被侵权人对因果关系的存在进行证明(反证)。采用此路径产生的其他证明难题,可以通过对不负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施加解明义务、运用经验规则、适度降低证明标准并依赖法官在证明评价中的能动作用等,予以有序化解。

大陆及英美法系证明责任制度比较

大陆法系的客观证明责任制度是在职权主义诉讼中产生的一种裁判依据;大陆法系的抽象的主观证明责任与英美法系的说服责任有一定的对应性,一旦其与证明标准结合起来,客观的证明责任就失去了用武之地;大陆法系的具体的主观证明责任和英美法系的提供证据责任具有部分的对应性。两大法系证明责任的合理分配都必须综合考虑多方面的因素。

影响我国刑事抗辩事由证明责任分配的因素

违法阻却和责任阻却抗辩事由的证明责任由控方还是被告方承担,可以从刑事推定的适用、犯罪构成理论、诉讼模式的差异以及价值权衡等诸多角度进行分析。通过对这些因素的考量,得出我国刑事抗辩事由的客观证明责任由控方承担的结论。

民事诉讼证明责任的法理探析

在对民事诉讼证明责任的概念进行界定的基础上 ,通过对主观证明责任与客观证明责任的分类与比较 ,阐述民事诉讼证明责任的内涵并对证明责任的法律属性进行了分析 ,最后结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诉讼民事证据的若干规定》 ,分析我国民事诉讼理论中有关证明责任的相关内容。

刑事证明主体浅析

证明问题是刑事诉讼的核心问题,刑事证明主体问题是刑事诉讼证明的首要环节,因此刑事证明主体问题的明晰对于我国刑事证据法学和刑事诉讼法学的发展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传统的刑事证明主体理论由于一直受到片面认识论的指导,使得证明问题与查明问题互相混淆,进而导致刑事证明主体的认定范围也过于宽泛,文章从证明责任和证明对象角度对刑事证明主体的范围进行重新的审视,以最终确认我国刑事证明主体的实际外延。

论后悔权中商品完好要件的证明责任

对于后悔权中商品完好要件的客观证明责任,基于大陆、英美法系学理的分析无法得出明确结论;基于我国的现行法律研究得出的结论,由于其理论基础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立法趣旨相悖而有失妥当;从后悔权的趣旨和法经济学出发,应由经营者承担。对于主观证明责任,证明活动参与方应积极协同;同时充分利用表见证明、证明妨碍、主观具体证明责任转换等理论,推动证明活动呈近似正弦曲线的轨迹展开。由于经营者反驳后悔权的理由各异,有必要运用类型化分析方法展开不同理由下的证明活动。

民事证明责任概念的新分歧

当前我国民诉法学界对证明责任概念的争议多是由结果责任外延的认识分歧引发的。在部分学者眼中,结果责任与行为责任不完全对应于德国理论中的客观证明责任与主观证明责任,国内民诉法术语中的结果责任不仅仅适用于"真伪不明"。证明责任的本质在于依实体法进行的分配,"真伪不明"问题不过是认识这一本质的中介。"真伪不明"的"风险"(客观证明责任)之于当事人而言就是诉讼上的"责任"(主观证明责任),主、客观证明责任在功能上殊途同归。无论在"辩论主义"还是"职权探知主义"的诉讼模式下,依实体法进行证明责任("败诉"后果)的分配都存在。从"真"/"伪"/"真伪不明"所代表的证明标准区间看,通说关于证明责任概念的界定是精练的。当前亟待解决的是学者在主、客观证明责任的外延上各说各话。从实践情况和学术概念不断化繁为简的角度出发,将结果责任作扩大解释更为适宜。

行政赔偿诉讼证明责任分配的二元建构--兼评2022年行政赔偿司法解释第11、12条

行政赔偿诉讼的证明责任分配应当进行“原则+规范”的二元建构。原则层面,规范说具有普适性和明确性优势,值得采纳。规范层面,我国现行立法“原则与例外”式证明责任分配规则体系基本符合规范说的要求,但由于需要同时适用行政诉讼法与国家赔偿法,而两法本身存在逻辑冲突并伴随具体规则的差异,使得同时适用模式面临困境。对此,应打破两法并立的格局,确立国家赔偿法的唯一基础规范地位,并将司法解释的内容纳入其中,赋予其法律地位。

论刑事证明标准及其层次性

在刑事诉讼中，由于诉讼阶段不同，认识的层次和阶段任务有所差异，这就决定了在不同的刑事诉讼阶段应适用不同的证明标准；同时，由于证明责任机理的存在，控方与被告方所负的证明责任或举证责任的性质不同，导致对控、辩双方所适用的证明标准有所差异。另外，从诉讼效率及保护人权出发，对于不同的证明对象也应适用不同的证明标准。本文在考察国外立法例以及对相关原理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对我国证明标准的多元化和层次性进行了探讨，并提出了相应的立法建议。

民事证明责任本质的再认识——以《民事诉讼法》第112条为分析对象

证明责任制度是现代司法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理论界对证明责任本质的认识经历了从主观证明责任到客观证明责任的深化。主观证明责任从当事人的视角解释证明责任,将这一制度解释为当事人就所主张的事实向法院提供证据进行证明的责任,客观证明责任从裁判者的视角解释证明责任,把这一制度解释为法官在适用法律过程中用于克服要件事实真伪不明的裁判规则。法官适用《民事诉讼法》第112条处置疑似虚假诉讼案件,是法官主动提出可能是虚假诉讼的假设,然后依职权收集证据进行确认,如果最终是否为虚假诉讼无法确定,法官就不能适用第112条驳回诉讼请求并对当事人进行制裁。这表明法官适用了证明责任的裁判规则,同时也表明证明责任可以与当事人的主张无关、与当事人提供证据的责任无关。正是在这一过程中,证明责任的本质得到了充分体现。

民事诉讼中的举证责任

本文考察了举证责任的基础概念、一般理论及目前我国民事诉讼制度对这些概念理论的接受状况或程度,在此基础上展示举证责任倒置和减轻在我国民事立法上及司法实务运作中的种种形态。本文不强调定义的精确和理论的新颖,而着力于尽可能紧扣我国民事审判实务的具体场境,去尝试系统地整理相关的基础知识。

犯意引诱型侦查的认定与证明:实务观察与理论反思

通过实务观察发现,在犯意引诱型侦查的认定与证明问题上,我国法官目前倾向采取主观审查基准。在这种基准下,法官较多考虑源于被告人的因素,甚少对侦查人员的侦查行为进行评价,且仅依据某个单一因素即做出判断的现象较为突出。在证明是否存在犯意引诱情形时,我国法官在裁判中阐述的证明责任也并不一致。在我国《刑事诉讼法》已增订"不得诱使他人犯罪"规定的新背景下,我国法官应将传统的主观审查基准转变为混合的双重审查基准,并应综合考虑四个方面的因素,做出认定或不认定的决定。

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

现行刑法中规定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在理论上存有重大缺陷。立法上的弊端必将随着司法实践的增多而凸显。更为重要的是 ,其规定导致了刑法体系的不协调 ,破坏了刑法公正与功利合理的平衡关系 ,并将造成诉讼程序上的诸多困难。因此 ,在完善国家工作人员财产申报制度的同时 ,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为拒不申报财产罪无疑是可行之策。

客观—主观证明责任体系解构

客观—主观证明责任体系是大陆法系证明责任概念的主流话语理论,其与域外的其他证明责任概念话语理论有较大的区别。该理论虽在中国学界最受推崇,但也多有"迷思":无论是信奉者,还是异见者,往往都没有完全正确认知其概念逻辑与问题。该理论值得肯定的问题意识是,概念的建构需要处理在某些制度语境中可能出现当事人自身的证明不能与裁判者的不利后果分配之间不具有直接对应性的问题。但是,其在概念方法上存在着不当地将证明责任的行为责任与结果责任割裂开来、将行为责任进行抽象责任与具体责任的虚假区分,以及这些概念方法与"打包"型概念的规范指引功能不足等问题。有必要抛弃客观—主观证明责任体系,重构证明责任的概念话语体系。

证明责任制度本质重述

证明责任概念本质所指为客观证明责任,主观抽象证明责任为客观证明责任之表象,而具体举证责任实为证明责任之假象。在“规范说”的方法论下,证明责任既非事实问题,也非纯粹的法律问题,而属将事实与法律连结的“法律适用”问题。证明责任规范应直接来自实体法规范,其本质是一个实体法规范要件的补充规范。现代证明责任是一种作为案件事实真伪不明情形下的一般性克服方法的形式理性制度,其最深层的本质就是以法律价值权衡化解事实认知模糊状态,化消极无解之事实判断为积极的法律价值引导,其性质属于“实质司法权”。

正当防卫案件证明责任的分配逻辑

我国正当防卫案件的证明责任分配规则长期缺位,不仅在理论上难以形成基本共识,在实践中也容易引发“同案不同判”,严重限制了正当防卫的司法适用。回归证明责任分配理论的内在机理,可发现证明风险分担与实体规范要件存在深层互动。要件属性决定控方客观证明责任的履行范围,而主观证明责任之设置须兼顾一国刑事诉讼构造下的制度需求。破解我国正当防卫案件证明责任之难题,应明确被告人具有客观形势下的举证必要而非证明责任,并在此基础上激活司法机关职权调查对事实认定与权利保障的主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