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海德格尔《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的批判性评析

海德格尔《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由于涉及现代人普遍关心的人的问题,并且相对较为通俗平实,在学界和普通读者中造成了巨大的影响。但由于思想中固有的局限性,他的论证多有不能自洽之处。第一,他在超越形式逻辑和日常语法方面,以及对“存在之历史”的思考上,都无意中借重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但却自以为是对包括黑格尔在内的“形而上学”的“克服”。第二,他对“常人”的存在和语词的本质的追问本来是对语言分析哲学和科学主义的批判,但却将整个近代西方人道主义裹挟其中,形成了海德格尔式的对人道主义的“批判”,即认为人道主义与形而上学不可分离,都是“对存在的遗忘”,从而带来了现代社会的灾难;但同时却又无法否认他自己的这些观点本身仍然属于“人道主义”。第三,所谓“语言是存在之家”命题极其含糊,这里的语言不能理解为一般语言,只能理解为上帝的圣言(道),而“人的本质”由此则被归结于“神的本质”,真正的存在即神。尽管海德格尔极力否认自己的理论与上帝的关系,但仍然摆脱不了成为继黑格尔等人之后基督教神学的又一翻版(“基督教的人道主义”)的命运。第四,他对萨特等人的主体主义哲学的批判也是不成立的,他无法从理论上真正划清与萨特的界限,反而本人仍然走着一条主体性的道路。这是因为,他对什么是“形而上学”的规定始终是不清晰的,并且他自己也不能不用形而上学的语言来进行描述。结果是,海德格尔一口气反了四个东西:人道主义、主体性、神学、形而上学。但仔细分析起来,他哪一个都没有真正反掉,而只是做出了一些反叛的姿态。第五,他不承认自己的理论也是一种伦理学,认为那降低了自己的思维层次;他宁可认为自己是通过诗的“道说”而在寻求一条通往圣言之途。这是对一切形而上学、人道主义、主体性、神学的超越,同时又是对伦理学、语言观、诗和思等的包容。

书信文化

书信交往的蓬勃发展是十八世纪中后期德语区的重要文化现象之一。它的历史意义与研究价值跨越并融合了文学史与媒介史两大学科,为考察文学作品与媒介技术提供了自身场域之外的视角。本文从书信文化的媒介基础、革新意义、行为准则、发展趋势及其文学特质等五方面着眼,对其做简要的文化学梳理。

感知(下)

十九世纪西方社会对感知与主体性的重构以对身体的生理考察为起点,并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起逐渐转向对具有历史文化维度的感知者心理经验的综合探讨。在这一过程中,生理学研究视角首先使视觉的主观性逐步凸显,感知的客观指涉及感知主体内外界限渐渐消逝,被生理学家视为包含感知真相的生理身体不再蕴含一个稳定的先验主体,综合统一的先天解决方案也日渐失效,这些因素共同导致了十九世纪末的感知、主体性与认识论危机,而在生理学和心理学研究中凸显注意力被视为了某种化解危机的应急措施,并由此成了当时的感知与主体性考察焦点。

文化学关键词:游戏

作为人的基础行为,游戏不仅充盈了日常闲暇时间,对人的自我建构和文化建构也有着重要的作用。纵观游戏话语的发展历程,对游戏的定位与人对自己的构想密切相关:游戏或是被置于真实、严肃、无聊等概念的对立面,或是被视为审美教育的手段、人的理想形态,或是被用以观察人际交往模式、人类文明进程,游戏概念的复杂性和多元性可见一斑。在高度数字化的当今社会,游戏一方面以或虚拟或实体的方式进一步拓宽了人的行为模式和存在方式,另一方面也引发了更多关于主体性问题的讨论和反思。

主体构建的典范?——汉斯·布鲁门贝格读恩斯特·荣格尔

德国哲学家汉斯·布鲁门贝格的思想史书写兼具历史现象学和为个体生存辩护的维度。人类理论和文化的创造,在他看来无一不是人在充满威胁的现实中搭起的符号庇荫。令人意外的是,他对于恩斯特·荣格尔这位充满争议的作家有着浓厚的兴趣。荣格尔不论是叙事作品、日记还是杂文,都以冷漠、疏离、狂狷的方式见证历史,他对暴力、恐惧、灾难入木三分的刻画,也充满残酷的美学和诗意,游走在道德边缘。荣格尔之于布鲁门贝格,无疑构成了一个在虚无主义悬崖边起舞并塑造自我的极端案例,兼具示范性和危险性。本文将重点关注布鲁门贝格遗稿中关于荣格尔的内容,并结合布氏著作的基石,为破解和评价他的思想和写作方式提供新的切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