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保护法》实施现状及其法典化“升级”

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之际,对《环境保护法》实施现状进行系统评估具有重大意义。2014年修订《环境保护法》,确立其在生态环境保护领域立法中的综合法地位,宣示立法目的和基本原则,构建统一监管体制和多元共治机制,强化环境执法司法手段,在总结三十多年环境保护法治建设实践基础上体现了“美丽中国”建设新要求。八年来《环境保护法》整体实施成效显著,为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奠定了良好法治基础。在生态文明建设向纵深推进过程中,《环境保护法》立法目的得到有效贯彻,生态环境统一监管体制基本建立,公众参与生态环境治理取得积极成效,以《环境保护法》为龙头的生态环境保护法律体系日趋完善;以多措并举的生态环境执法机制为基础,行政执法措施收效明显,执法改革不断探索创新,《环境保护法》主要制度得到良好执行;随着环境司法专门化专业化体系基本建成,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推进顺利,传统诉讼制度有效发挥生态环境保护功能,《环境保护法》司法适用取得突破性进展。然而施行至今,面对新时代生态文明法治建设的新任务新要求,《环境保护法》存在立法理念、立法思路、法律制度相对滞后,不能完全适应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新目标等问题,迫切需要通过编纂环境法典方式加以完善,促进其实现从环境保护综合法到环境法典总则的“升级”,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良法”保障。

环境法治建设十年回顾与环境法典编纂前瞻

新时代十年,中国环境法治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就。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全面修订为标志,生态环境保护相关法律立改废步伐明显加快,环境立法体系基本建成;以环境执法体制机制改革为动力,各部门多措并举提升执法质效,环境执法取得长足发展;以环境司法专门化体系建设为契机,专门环境诉讼制度与传统诉讼制度发展良好,环境司法体系运行顺畅;以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为己任,积极推动可持续发展国家战略,在全球环境治理中的引领作用明显增强。党的二十大报告赋予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在中国式现代化中的新定位,提出了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要求。面对“生态环境保护任务依然艰巨”的严峻挑战,迫切需要准确把握党的二十大报告为环境法治建设所锚定的新方向,立足环境法典编纂研究取得的丰硕成果,继续扎实推进环境法典编纂工作,为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良法”保障。

借鉴与建构:对我国环境立法法典化模式的思考

制定一部逻辑严密、结构合理、内容丰富、体系完善的环境法典,是推进依法治国、提高我国环境治理能力的必然要求,是加快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由之路。环境法典的编纂应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以可持续发展理念为价值取向、以“适度法典化”为编纂模式、以“总—分”结构为框架,为解决环境问题提供方案,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环境法法典化的困境及破解

作为环境法律渊源的体系性整合且适用于所有人的环境法律体系化的最高表现形式、能有效应对环境法治所面对的困难处境的环境法典备受关注。环境法法典化对环境法律规范体系的价值融贯性、理性化以及安定性追求,与我国当下法律对环境问题所导致的社会关系调整的碎片化相契合,然环境法法典化仍存在着作为环境法学核心概念的环境权理论尚存争议;衍生于传统法律部门的环境法律规范边界模糊;环境特别立法对环境法法典化的解法典化冲击等现实困境。环境法法典化应在界定新时代环境权理论的基础上,明晰环境法律规范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范围,缓和解法典化对环境法法典化的冲击,以推进生态文明法治建设。

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基于新《环保法》实践的分析

以2010—2020年我国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采用双重差分法的实证研究表明,新《环保法》的实施显著促进了企业绿色创新,且实施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地区内的企业绿色创新效应更为显著,企业更倾向于选择实质性绿色创新;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发现,新《环保法》的实施对高政府补助企业、低转换成本企业、国有企业和制造业企业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为更好地激励企业进行绿色创新,实现绿色转型,建议相关部门严格执行按日计罚、行政拘留、查封扣押等措施,鼓励地方政府制定适宜于本地区的各类污染物排放标准;充分考虑企业异质性特征,有针对性地实施差异化政策,完善配套措施。

迈向中国环境法治建设新征程

中国共产党以其一脉相承而又不断创新的生态文明建设理念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发展道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法治思想指引中国环境法治建设从无到有、从有到新。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突出全面依法治国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作用,为迈向新征程的环境法治建设锚定新方位、赋予新使命。为此,亟须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指引下,统筹立改废释纂,夯实环境法治基础,健全环境法治体系,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我国环境法法典化的理论困境及纾解

自民法典正式实施以来,我国迎来了“法典化”的热潮。环境法法典化的理论研究成果在近三年呈井喷之势,基本达成了“环境法法典化条件已经成熟”的共识。但我国环境法法典化理论研究仍存在诸多现实困境,例如环境法律体系“独立性”阐明、环境复杂性和稳定性之间存在矛盾、环境法典编纂内在价值和逻辑主线匮乏及环境权基础理论亟需适应我国国情等。应在“领域法”的视域下实现环境法的独立性阐明,坚持将“可持续发展”作为环境法法典化内在的价值追求和逻辑主线、赋予环境权“生命共同体”下的新内涵和跨时空的新定位,以求环境法法典化基础理论共识的达成和环境法法典化目标的实现。

论我国环境法法典化的基本路径与模式

在新的形势下法典化已经成为环境法发展的新路向,我国亦当对此予以积极回应。尽管我国环境法仍未发展到成熟的基本法阶段,但基于现实国情和形势发展需要,我国环境法应当跨越基本法发展模式,直接进入法典化发展阶段,实行渐进式、阶段性的法典化。在具体模式选择上,我国环境法的法典化应当在充分借鉴瑞典、法国和德国的环境法典(或草案)模式的基础上,采用法典法和单行法共存互补的方式,按照"总则-分则-附则"和"编-章-节"的体例结构来进行环境法典的编纂。

环境法典编纂何以能--基于比较法的背景观察

随着中国环境法典编纂提上日程,研究环境立法“何以成典”至关重要。对环境法典、草案及其编纂背景进行比较观察,可以发现各国在环境法典编纂上分享着相似的动因,编纂过程中的经验教训从不同侧面印证了国家目标之于法典编纂的重大意义,最终形成的环境法典对于良法善治的贡献价值主要取决于其体系性与实践性。为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编纂环境法典也当以此为鉴。

关于编纂“自然地理环境保护法编”的构想

自然地理环境是人类环境的重要方面,防治自然地理环境损害应当成为环境保护法调整的除污染防治、生态损害防治、资源损害防治之外的第四个环境保护事务领域。编碁我国环境法典的自然地理环境保护法编在学理上、立法上和法典编纂技术上都是可行的。自然地理环境保护法编是环境法体系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是我国环境法典中较为成熟的一个分支。编纂环境法典需要对涉自然地理环境保护法编作出典或入典安排。制定自然地理环境损害防治基本法、宅候变化与大气层环境损害防治法、地质灾害防治法,修改现有自然地理环境损害防治法,是自然地理环境法编编纂工程中的立法任务。

类型化思维下的环境法典规范体系建构

对环境法律规范进行类型化梳理,是环境法典编纂的基础性工作。在环境法律规范发展实践“溢出”一般法律规范分类理论的背景下,类型化思维作为概念式思维的补充,其双向性、开放性、价值归依性等特性在方法论上有益于环境法典规范体系的建构。在实质理性层面,有助于在可持续发展价值目标与生态环境概念之间建立沟通管道,通过构建污染控制、自然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展法律规范类型,实现环境法典规范的实质体系化。在形式理性层面,可以通过描述环境法律规范的“整体形象”为法典编纂提供形式识别标准,并对环境法律规范进行重新归类,进而提出环境法典的规范配置方案。

中国环境立法应适度法典化

近年来,随着环境形势日益严峻,完善中国环境立法的呼声高涨。如何选择环境立法的完善路径,学界观点不一。基于中国的立法传统和目前环境法制现状,我国的环境立法应当选择适度法典化的模式,即中国环境法的法典化应当是一个渐进式阶段性过程,在一定时期内法典法与单行法共存互补。

环境法法典化之难题及其克服——以党政联合规范性文件与法律之关系为视角

近年来,生态文明领域由党政联合发文的形式启动重大改革,已逐步呈现常态化的趋势。法典需要具有稳定性的特征。一般认为,党政联合规范性文件具有外部效力,并且具有“党规”与“国法”的双重性质。这决定了环境法典编纂中必须处理与生态文明领域党政规范性文件的关系。环境法典的稳定性、难以变动性及修改程序的复杂性决定了与党政规范性文件之间衔接的困难。党政规范性文件与单行法之间的衔接更具可能的条件和实践优势。环境法典编纂须直面这一难题。

习近平法治思想和生态文明思想的自足与互助:以环境法典为中心

习近平法治思想和生态文明思想立足"新时代"和"百年变局"的历史方位,深刻回答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和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是内涵深刻、逻辑严密、理念科学、视野宏大的理论体系。首先,习近平法治思想和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构建具有自足性:在理论创新层面,汲取以"儒释道"文化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精髓并发展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观和法治观;在问题应对层面,破解当下"四大赤字"危机并提出以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绿色发展观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为核心的中国方案;在全球视野层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并提出未来全球伦理观。其次,习近平法治思想和生态文明思想的功能表达具有互助性:二者互为价值观指引、互为方法论支撑,并共同助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最后,在形式理性层面,环境法典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治理思路,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保障生态文明建设的稳步推进;在实质理性层面,环境法典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运用体系性、系统性、整体性方法和"生命共同体"理念构建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环境法典不仅通过适度法典化的路径实现环境法典形式外观的体系性、结构内容的开放性、逻辑关联的自恰性,还通过"总则+分则"的立法技术支撑实现制度编排的合理性、程序运转的流畅性、法律体系的稳定性。因此,环境法典是最优承载习近平法治思想和生态文明思想的集大成者。

中国环境立法发展的路径省思

环境法律规范的激增使环境立法面临着如何体系化和综合化的现实困境,瑞典、法国和德国等国家选择通过制定环境法典的方式来解决这一问题。而考察法典法的发展变迁可以发现,经过现代化祛魅后的法典法,其立法模式发生了重大转向,在环境法这一新兴领域中进行法典编纂已具有现实可能性。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制定一部开放式环境法典应当是实现环境立法发展的正确路径。

以实质故意论破解事实错误与法律错误的区分难题:以环境犯罪为例

国外通常不在刑法典中对犯罪故意下定义,而我国刑法第14条第1款规定"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因而构成犯罪的,是故意犯罪",采一种实质的故意概念。无论采平面式还是阶层式的犯罪构成体系,事实错误与法律错误的区分的实质均在于能否肯定故意犯罪的成立。就猎捕、杀害珍贵和濒危野生动物而言,可根据行为人的职业、知能水平、行为的地点、时间、次数等因素,判断是否可能认识到所捕杀对象的野生性、稀少性、要保护性等特征,即有无实质的违法性意识,是否达到了值得以故意犯罪予以非难的程度。

宪法环境基本国策对环境法法典化困境的纾解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的环境基本国策条款,即宪法环境基本国策,具有客观法秩序性质,是环境法法典化和体系化的最高位阶逻辑主线。“生态文明”时代环境法法典化面临范畴性困境、解法典困境和规范性困境。基本国策的宪法教义学可以发挥环境法典编纂的目标引导、边界控制和内容形成等功能。导向型宪法环境基本国策可以促进环境法典的体系融贯性与价值融贯性,协调环境法典的规范拘束力与结构开放性,并对“适度法典化”模式进行动态优化。要素型宪法环境基本国策可以对环境法典总则和分则进行规范指引,既可以课予国家公权力机关“共同但有区别”的环境保护义务,又可以通过反射性利益及其主观化来保障公民的环境权益。长远观之,应加强法典化与体系化思维导向下的“面向宪法的环境法”研究转型,妥适处理环境法法典与行政基本法典等其他部门法典的内、外部结构关系。

习近平法治思想对环境立法法典化的指引

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环境保护成为了立法关注的重点领域,但现行生态环境立法决策体制还存在诸多问题,环境立法法典化被提上议事日程。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生态文明法治观在弘扬和创新“天人合一”中华法文化的基础上,阐明了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全过程民主立法、坚持山水林田湖草人系统立法等环境立法决策的系列新观点新理念,构成了新时代环境立法法典化的指导思想和方法论。为了建立完备的生态环境法律规范体系和法治保障机制,新时代环境立法法典化应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以环境治理决策法为目标导向,促进环境保护法向环境政策法的基本法地位转变,落实重大决策党政同责的制度,进一步规范地方环境立法决策体制。

德国环境法法典化失败原因探究

环境法典作为联邦德国16届立法周期的"灯塔式引领性项目",在消除了联邦与州对于环境立法权的分歧后,仍然没有逃脱立法失败的厄运,核心阻力源于一体化预案许可证制度的推进。除了联邦制政体的局限性、部分政党和地方政府缺少改革意愿和短视的区域闭锁政治外,环境法典的编撰已经不能为现行环境法律提供立法收益是法典化失败的根本原因,而现阶段审批手段在不断改进后更加灵活,这也使得一体化审批制度丧失了竞争优势,制度设计本身的激进也成为德国环境法典的重要瑕疵。

我国环境法法典化刍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环境法治建设在取得长足发展的同时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如立法模式的碎片化导致出现立法冗余、“多龙治水”状况,冲突解决机制的不完善导致不同法律规范对同一事项出现规范重叠、矛盾抵牾情形,自由裁量权的扩张导致出现权力滥用、贪污腐败现象等。通过比较、分析和借鉴其他国家环境治理的经验可知,环境法法典化是解题之匙。202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将编纂环境法典列入立法工作计划,环境法法典化的理论条件和实际条件已经成熟。本文认为,按下环境法法典化“快捷键”的关键在于做到“三个明确”,即明确环境权的宪法地位,明确环境法典的立法思想,明确环境法法典化的时间表和路线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