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假药案件查处过程中“行刑衔接”问题探讨

目的分析我国假药案件"行刑衔接"存在的问题,为完善该制度提供建议。方法运用文献研究和数据统计的方法。结果现有制度存在立法不足、药监部门以罚代刑、公安部门处理不及时、信息沟通不畅、联席会议制度不完善等问题。结论应完善相关立法、规范药监部门移送案件行为、完善信息沟通机制、健全联席会议制度,进一步促进我国假药案件查处中"行刑衔接"机制的完善。

“慎罚”的当代诠释——由《刑法修正案(八)》展开

由于行政处罚与刑罚间没有不能逾越的鸿沟,加上对"人祸"的恐惧,近年修法过程中呈现犯罪化趋势。因此,为防止强大的犯罪化诉求令刑法过深介入社会生活领域,降低常见犯罪门槛须以慎用国家制裁为归旨;鉴于强大的犯罪化诉求可能破坏罪刑规范的完整性和系统性,以"必要"标准每每拷问犯罪化动议,可避免罪名冗杂。此时法律人执拗尤显稀贵。他们的质疑和追踪考察立法实效,旨在合理运用国家利器。

海事行政执法中以罚代刑问题初探

尽管中国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协调的法律框架已初步建立,但海事行政机关在执法中仍普遍存在以罚代刑问题。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部门利益的考量、证据转换存在障碍、移送程序立法存在缺憾、检察监督权虚置化、配套保障制度滞后导致案件信息封闭等。解决这一问题也要从上述方面入手,建立、完善相关的法律制度。

论行政处罚与刑罚关系的处理

行政处罚和刑罚都是法律责任的承担方式,两者关系较为复杂。厘清两者关系的前提是行政违法与刑事违法的界限划分。处理行政罚与刑罚两者关系的核心在于对于同一行为是否能双重适用。处理顺序上应当遵循刑事优先的原则,特定情况下可以对行为先行行政处罚。

被救助者讹诈行为的法律规制途径探析——以“扶老人被讹”为视角

近年来,"扶老人被讹"的事件在全国时有发生。被救助者的讹诈行为违背了基本道德要求,急需法律的规制。而选择何种规制途径,学界存在不同观点。被救助者讹诈现象频现的关键在于实践中对讹诈者惩治不力。严惩被救助者的讹诈行为,需要借助手段严厉的刑事制裁措施、高效便捷的行政处罚以及能够弥补受害人损失的民事侵权赔偿途径。三者协同配合,才能更好地矫正被救助者的失信行为,营造一个和谐的社会环境,促进互帮互助社会风气的形成。

美国海洋渔业管理及处罚制度对中国渔业立法的启示

美国确立了以产出控制为主、投入控制为辅的渔业管理制度,并对违反渔业管理的行为施以严格的处罚。美国渔业执法人员有广泛的执法权力,渔业执法程序较为简单,对妨碍渔业执法的行为可进行刑事制裁。美国严厉的处罚制度和执法规则保证了渔业执法的效果,保障了渔业管理制度的实施。对比美国的渔业管理制度,中国的渔业管理和执法制度可以在以下方面进行改进:加强相关渔业管理制度的立法工作,加大对渔业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扩大执法人员的执法权,完善渔业处罚程序。借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之机,借鉴美国渔业管理及处罚制度的实践经验,以期完善中国的渔业管理制度。

“首罚不刑”原则之提倡——以《刑法》第201条规定为切入点

《刑法修正案(七)》新增第201条第4款规定可概括为“首罚不刑”原则。对于该原则,学界存在诸多质疑。从法律规范分析,“首罚不刑”原则属于刑法分则内生性原则,于法有据;就理论内涵而言,“首罚不刑”原则蕴含尊重“行政首判”之原理,契合刑法谦抑之要义,还有利于实现教育与惩罚的有机统一,具有正当性。尤其在行刑交叉背景之下,“首罚不刑”原则回应了两法如何适用的问题。因此,有必要提倡“首罚不刑”原则,并将其推广运用到其他类似法定犯中,以发挥更大效益。但为避免该原则运用不当,在推广时应当进行一定限制。

2019年中国刑法实施报告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伟大日子。70年来,在中国的刑事法治建设取得长足发展的同时,中国刑法学在始终恪守重视基础理论的总结、创新与完善的基础上,亦更加主动地回应社会现实关切的热点、疑点、难点问题,彰显出鲜明的时代特色,凸显出刑法积极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功能,弘扬了新时代我国刑法学鲜明的问题意识与自主意识。相较以往,2019年度刑事犯罪在涉众型、风险型、科技型等领域较为突出,呈现出涉案金额巨大、危害面广、手法多样且不断翻新等特点。2019年度刑法实施报告主要将以下七个板块作为研究重点:新中国成立七十年刑事法治和刑法理论的变迁与反思、正当防卫制度的适用与完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人工智能时代刑法挑战的前瞻应对、互联网金融领域腐败犯罪治理防范问题、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实体适用问题及民刑交叉、行刑衔接等问题。

行政处罚与刑罚的衔接问题研究

行政处罚与刑罚属于性质迥异而又密切相关的两种法律制裁措施。为了厘清行政处罚与刑罚的关系,规制司法实践中出现的行政处罚与刑罚的衔接问题,可以从立法与司法实践两方面入手加以完善。一方面,统一立法的内容,实现行政处罚与刑罚转化程序的有效衔接;另一方面,在司法实践中不断细化和调整两类法律的衔接工作,实现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在工作机制上的统一。

疫情防控视角下行刑衔接机制的审视与重构

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的衔接的完善和发展是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疫情防控背景下行刑衔接机制面临着规范冲突和理论争议的困境。就表层特征而言,疫情防控期间行刑衔接案件呈现出程序上“案件办理速度的加快”和实体上“处罚程度的加重”两个特征。就隐含问题来看,行刑衔接机制的运行中存在“证据转化不畅”和一事不再罚原则适用的争议。疫情防控需慎终如始,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亦应得到保障。我国行刑衔接机制的重塑应当围绕“明确行政证据向刑事证据的转化种类,完善行为同一性认定标准,规范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的并用”展开。

行刑衔接视阈下行政强制措施的可诉性审查

行政刑法背景下行政权逐渐扩大和社会关系领域复杂化,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之间的衔接机制上的阙如凸显,组织法、实体法、程序法上行政法律关系与刑事法律关系的混同产生了行政强制措施的可诉性审查诘问。行政强制措施的可诉性基础不仅指向其存在的必要性还指向对其限制的必要性,因此判断行政强制措施可诉性与否需要从司法识别与起诉条件两方面加以判断。囿于行刑衔接框架下行政强制措施在不同进路下存在特殊性,需要通过对规范条文与个案判断的清理方能确定何种强制措施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轻微犯罪的制裁体系与刑行衔接——质与量的法理思辨

随着轻微犯罪数量的增长,我国如何设置制裁体系和刑行衔接机制是无法回避的关键问题。在德国法和日本法的影响下,我国逐步形成了特殊的双层二元制裁体系,其思想基础在于对刑行关系采取了不同的理解。随着社会的发展,质的区分说和质量区分说都面临难以克服的问题,我国的制裁体系架构应当贯彻量的区分说。我国轻微犯罪应对体系的建构,应当维持治安处罚和刑事处罚构成的二元制裁体系。在刑行衔接问题上,则应当坚持立法定量模式,采取根据不法程度来界分的双层制裁体系。轻微犯罪应对体系的发展应当着眼于处罚轻缓,不可将其与轻罪扩张相混淆,在慎重增设行为类型的同时注意避免出现过罪化的问题。在此基础上,须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双层二元制裁体系,实现轻微违法行为规制的合理分流,防止刑事制裁的入罪下限泛化。

论人民检察院对行政处罚权的刑事法律监督

人民检察院通过对职务犯罪行使侦查权实现对行政权的监督是我国行政法学和检察学的传统理论。现实中行政处罚以罚代刑,不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等违反刑事法律问题普遍存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存在局限性。应对传统理论进行反思,确立人民检察院在行政处罚程序中的刑事法律监督地位,设置相应的检察监督机制,以有效地预防职务犯罪和惩治经济犯罪。

行刑衔接机制的基本问题

行刑衔接包括由“行到刑”、由“刑到行”等环节的衔接以及对各种衔接的监督。由“行到刑”的衔接旨在克服“以罚代刑”现象。“以罚代刑”并非指所有对构成犯罪但不予刑罚处罚而只作行政处罚的情形,而仅指那些情节严重应当给予刑罚处罚的犯罪行为但只作行政处罚的情形。对于没有达到刑事证明标准,以及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科处刑罚的案件,应当允许代之以行政处罚,而且,公安机关与行政执法机关都可能直接适用《刑法》第37条给予行政处罚。由“刑到行”的衔接旨在克服“以刑替罚”现象,为此,在行刑衔接工作方面,刑事追诉机关不能轻易先行介入,应当摒弃刑事绝对优先的观念与做法,行政执法机关应当遵循由行到刑的移送标准,检察机关应当加强对刑事立案的监督。

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中的问题及对策

行政处罚程序与刑事诉讼程序的衔接中,存在严重的以罚代刑问题。检察机关与行政执法机关必须切实理顺构成犯罪案件进入刑事诉讼程序的渠道,形成一套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相衔接的有效机制,使检察机关的立案监督向前延伸,建立对行政执法行为的监督机制。

论行政执法与刑事诉讼的衔接

行政执法与刑事诉讼衔接是我国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打击行政执法领域经济犯罪的必然选择,实践中行政执法与刑事诉讼衔接受立法不完善、行政自由裁量权滥用、监督不力等因素制约。借鉴国外行政刑罚制度、增设过失未移交刑事案件罪等手段是行政执法与刑事诉讼衔接的根本保证;规制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加强监督是关键因素;增强行政执法行为的独立性,保证检察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是重要保障;检察机关增强法律监督能力、强化法律监督意识是重要依托。

使“两法”衔接成为查处非法行医的要决

张家港市在采用"联动机制"打击非法行医的基础上,于2014年建立了行政执法与刑事处罚(简称"两法")衔接机制。体现公正执法、执法必严,使"有法必依、违法必究"得到真正落实,杜绝了以罚代刑,使非法行医违法犯罪分子无机可乘,使"两法"衔接成为查处非法行医最后一公里的要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