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书·经籍志》在日受容研究——以《日本国见在书目录》为例

《日本国见在书目录》是现存最早的日本敕编汉籍目录,其内容、体例和思想主要参考了我国唐初时期著录最全的史志目录《隋书·经籍志》,体现了多元受容的思想,可供目录学研究。文章主要从著录致用性、分类有序性、伦理价值性等方面,将《日本国见在书目录》和《隋书·经籍志》进行由浅入深的对比研究,并得出结论:古代日本对中国目录学的受容策略、经验与智慧,有助于完善展现中国图书馆学思想和实践体系及其影响。

西汉昌邑王国辅臣规谏刘贺的政治意蕴

西汉昌邑王国国主刘贺的两大辅臣王吉、龚遂,基于儒士本色和自己的政治追求,积极规谏刘贺以止其非,教导刘贺成为积极有为的王国之主。值刘贺被权臣霍光选为嗣君并登帝位之时,两人又着力规谏刘贺要恪守家国的忠孝礼制,和好霍光。王吉、龚遂因各自的性格和人生履历,规谏刘贺的内容与方式虽不尽相同,但都富含作为王国辅臣的能力与智慧,特别是在刘贺被选为嗣君的关键时刻,他们向霍光曲折地表达了自己输诚的心声,从而在刘贺政治失败后只是受到了较轻的刑罚。王吉、龚遂规谏的刘贺言行及其政治宿命,从一个特别的层面揭示出西汉武帝尊崇儒术后对地方王国政治的深刻影响,以及昭宣之际的霍光政局的政治文化性格。

释灵耀《随缘集》的宗教与文学世界——兼论明清释家别集整理的意义与价值

释灵耀的《随缘集》具有极高的佛教史、思想史、文学史价值,也是考察其生平的第一手资料。通过细致考察其若干文本,对了解当时佛门状况以及僧人创作的实际情况有重要意义。释灵耀的《莲花赋》等作品,即使放到整个中国文学史上,都堪称杰作。但释家别集的整理工作相当繁难,思想、文字等许多方面存在诸多障碍,必须认真对待。

《神农本草经》成书考

随着出土文献的不断问世,有关古书成书的讨论越发热烈。结合新的理论观点,借助出土与传世文献的综合分析,同时参考前人的研究成果,对《神农本草经》成书过程、文本状貌更为细密的探究成为可能。该书是以早期本草类文书为基础逐渐生成的,这反映出早期药物学知识不断积累的过程。目前所知最早的《本草》古书出现在东汉后期,之后的魏晋南北朝300余年,本草著作蓬勃发展。其间《本草》呈现出相当复杂的局面:其一,书名众多;其二,出现同书异本、同名异书现象;其三,《本草》的整理和研究著作不断涌现。这对于《本草》作为“经”的确立、定本的确定起到了重要作用,南朝梁陶弘景整理的《本草经集注》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文本。《神农本草经》的成书是一个动态累积的过程,其经典化历程展现出士人对技术类文本所持的一种尴尬态度和折衷处理方式。

鄂东南县域地区的岁时节俗传承——以《荆楚岁时记》所载农业民俗为参照

鄂东南县域地区作为荆楚传统农业区,其传统节俗在继承中不断深化与发展。以《荆楚岁时记》所记述的具体节俗活动为参照,深入考察代表性农业民俗的传承情况、特征及其文化成因,能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典型个案,有助于更好地认识农业民俗中蕴含的朴素的情感价值和文化认同。

《四库全书总目》对《隋书·经籍志》的征引与辨正

《隋书·经籍志》著录了大量隋代藏书,且注文附载多为隋朝已散佚的典籍,反映出六朝书籍的大致存佚状况,它是研究我国中古时期典籍流传情况的重要参考资料,其文化学术价值不言而喻。《四库全书总目》征引《隋书·经籍志》,用以考证其所收录的唐前文献。此外,《隋书·经籍志》中亦存在纰缪遗漏,《四库全书总目》凭藉有关文献典籍对其内容进行辨正补阙。

《隋书·经籍志》“总序”所载“五十五篇”发覆

《隋书·经籍志》“总序”所载“五十五篇”涉及《隋书·经籍志》的作者与成书,以及《隋书·经籍志》道、佛两部的演变,然历代学者皆语焉不详。“五十五篇”实指“部类”而非“篇序”,其虽源自魏徵贞观年间整理图书所撰“书序”,且此“书序”后入《隋书·经籍志》成其“总序”,但魏徵并未参与编修《五代史志》,魏徵与《五代史志》经籍部分转变为《隋书·经籍志》无直接联系。今本《隋书·经籍志》分四部四十类,附道、佛两部及其大纲,与魏徵贞观初年整理图书典籍时的规划不同,是因《五代史志》对“五十五篇”进行了调整,删除了道、佛两部之细目,究其缘由,则是《五代史志》的官修史志性质以及对前代旧例的遵循。

谢元淮年表

谢元淮(1784-1867?)字钧绪,号默卿,湖北松滋人。他参加了陶澍所主持的淮北票盐改革,后来又主持了淮南票盐改革,有效地解决了清代中期盐政荒敝的局面。道光二十四年,谢元淮将《九宫大成》所收的词乐谱辑录为《碎金词谱》,后来又用昆曲唱词,编纂了新一版的《碎金词谱》,使词得以重新传唱,谢元淮还有散曲、词谱、诗词等著作,于文学、政绩都是一位值得关注的人。

“脊髓康”对大鼠脊髓损伤区Nogo-A表达的影响

目的:观察中药"脊髓康"对大鼠脊髓急性损伤后脊髓组织Nogo-A表达的影响。方法:选用162只SD大鼠,随机分成假手术组、模型组、强的松组、脊髓康高剂量组、脊髓康中剂量组、脊髓康低剂量组,每组27只,分别于干预后3天、7天、14天处死大鼠,以免疫组化、Western Blot及荧光定量PCR检测大鼠脊髓组织中Nogo-A的表达量。结果:脊髓损伤各组在损伤后3天时Nogo-A蛋白和m RNA表达较低,7天后迅速上升达到高峰,至14天逐渐下降。与模型组比较,脊髓康中剂量组和强的松组在损伤后3天、7天、14天时,Nogo-A蛋白和m RNA表达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中药"脊髓康"能有效抑制大鼠脊髓损伤区Nogo-A表达,有利于脊髓损伤修复。

荆州胡家草场汉简《岁纪》研究

新公布的荆州胡家草场汉简《岁纪》简内容涉及秦昭襄王、秦王政、汉高祖、吕后时期,为战国秦汉史研究提供了新史料、提出了新问题。《岁纪》秦昭襄王时期的三枚简,主要记载了秦对韩、魏之地的攻占,与史书记载有同有异。秦攻占宜阳是在秦武王四年,而《岁纪》却系于秦昭襄王元年。秦昭襄王四年,秦分别攻取了韩国的武遂,以及魏国的蒲反、阳晋、封陵。秦昭襄王十四年伊阙之战中秦军大胜韩、魏,杀死韩、魏联军主帅司马喜。《岁纪》秦王政时期的两枚简,记载了秦王政十六年、十七年,秦灭韩的过程,以及韩王安流亡吴房的情况。《岁纪》西汉早期的三枚简,分别记载了汉高祖元年王汉中,以及还定三秦,消灭章邯之事;汉高祖九年立赵王、大疫、因日食改朔日等事;吕后元年优待官吏和五大夫爵位者、减低免老者年龄增加傅籍者年龄、立号称制、改铸八铢钱等事。《岁纪》记载的内容,或见于史书记载,或未见于史书记载,或与史书记载有异,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深化了对战国秦汉历史的认识。

汪灏《随銮纪恩》的历史文化价值刍议

汪灏的《随銮纪恩》,以日记的形式记载了116天扈从清帝避暑塞外和木兰秋狝的全过程,内容丰富多彩,既有对沿途御道和行宫的描写,也有对木兰秋狝弘大场面的描述,以及有关地理、水文、气候、农作物、动植物等一些内容的记载。这些记载是作者亲见亲闻亲历,有较强的可信性,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弥补正史之不足,也使得这一时期历史的记载更为丰满,同时对今天制定民族政策,研究区域经济和城镇发展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

中国古代注释性书目述论

注释性书目和提要性书目、题录性书目一起构成古典书目的三大类型 ,但是目录学界一直缺乏对于注释性书目的认知和界定 ,造成了诸多误解。注释性书目源远流长 ,有效地揭示了文献信息 ,检索更为便捷 ,使书目更加工具书化 ;作为一种书目编纂传统 ,注释性书目在今天仍有强大的生命力。

《文选》所载诸篇史辞类序考证

萧统所编《文选》载诸篇序共 70篇 ,其中以史辞为序者 10篇。这类序言 ,盖皆源于史书 ,作者别集编纂者或一些总集编纂者在编集时一并录入 ,可惜这些集子现已亡佚。从《文选》所载诸篇史辞类序 。

政统与道统之间:传统目录学体系建构的政治基础与道德基础

《汉志》等书目最初是受彼时朝廷旨意"典校祕书"且"因校书而叙目录"的结果,期以达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目的。在政教意图的指导下,"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成为传统书目体现政教意图的主要书写范式,从而规定目录学者的职责。不同时期的目录学编纂者藉此不断调整,以使所编书目成为沟通统治阶级的政教意图与学术思想之间的重要媒介,为该时期的政权统治服务。而人伦道德、"风俗人心"作为传统目录学体系建构的道德基础,又建构了以政教意图为主导的体系所需要的践行机制,使目录学著述能够承担起满足"时君世主"的需求与引导"风俗人心"的政治责任。

《汉志》与《隋志》的道家文献目录比较

《汉书·艺文志》和《隋书·经籍志》的道家文献有很大的差异,二者在数量、种类、形式、收录标准、注解等方面的不同,体现了道家的影响从黄老道家向老庄之学的演化。

纪昀《瀛奎律髓刊误》的得与失

纪昀批评方回《瀛奎律髓》有《瀛奎律髓刊误》一书,虽然在全书之总序中,对方书采取基本否定的态度,但是在书中之具体评语中,却承认方回有大量“精确之论”。本文对纪评之得失作出详尽分析,揭示纪评由一概之抽象否定到大量之具体肯定的深刻矛盾现象,指出研读《瀛奎律髓》,既不能存《瀛奎律髓刊误》先入之见,以妨碍对方回原评的正确理解,也不能置纪昀之卓论精识于不顾,需要仔细判别,参酌取用。

《通典·边防典》“吐火罗”条史料来源与《西域图记》

本文对《通典·边防典》“吐火罗”条史料来源进行较详细的注释,并恢复了《西域图记》有关吐火罗国的一条佚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隋书·西域传》与《西域图记》的关系及《通典·边防典》“西戎”门的编纂特点。

姚燧《牧庵集》的文中自注现象及其标点问题

元代文学家姚燧为文具有明显的拟古风格。一个明显表现就是他发现了《史记》《汉书》等典籍的“文中自注”文例,并在文学创作中有意识地进行模仿。本文以姚燧《牧庵集》中的八例“文中自注”现象为例,进行剖析与辨析,以期为古籍整理和深入认识姚燧的文学创作风格、评价其文学史地位提供一些新的思考。

长安新出隋《张寂墓志》与隋代宦官史事辑略

对于隋代宦官史事的研讨,因限于史源的匮乏而一直显得较为沉寂而薄弱,其服务于宦官机构的人物与职能亦颇见稀少而不详。近数十年来,幸有墓志文献络绎出土遂得以稍窥隋代宦官人物与史事之一斑。本文意图藉助对长安新出土隋代仁寿元年《张寂墓志》的研讨,而进一步将所能见知的隋代宦官文献予以梳理补充并做综合考察,以期在隋代宦官人物史事乃至职能制度层面有所认知。

总集生成考——兼论章学诚《文史通义·文集》

总集编撰研究是中国书籍编撰史上的重要问题。自觉的总集编撰始于魏晋。"总集"是与"别集"相对而言的一种编撰体式,不以"文学"为域限。从《隋志》著录看,早期总集多按文体编排,大致分单体总集和多体总集两种。前者产生略早,其编撰出于各种实用的目的;后者的产生取资于前者尤多,二者均发生于文体辨析的大背景。《后汉书》著录文士各体著述的方式直接启发了单体总集的编撰。《文章流别集》是总集生成的一个范例。章学诚《文史通义.文集》对"总集生成"问题的研究有重要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