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总目》对《隋书·经籍志》的征引与辨正

《隋书·经籍志》著录了大量隋代藏书,且注文附载多为隋朝已散佚的典籍,反映出六朝书籍的大致存佚状况,它是研究我国中古时期典籍流传情况的重要参考资料,其文化学术价值不言而喻。《四库全书总目》征引《隋书·经籍志》,用以考证其所收录的唐前文献。此外,《隋书·经籍志》中亦存在纰缪遗漏,《四库全书总目》凭藉有关文献典籍对其内容进行辨正补阙。

《隋书·经籍志》“总序”所载“五十五篇”发覆

《隋书·经籍志》“总序”所载“五十五篇”涉及《隋书·经籍志》的作者与成书,以及《隋书·经籍志》道、佛两部的演变,然历代学者皆语焉不详。“五十五篇”实指“部类”而非“篇序”,其虽源自魏徵贞观年间整理图书所撰“书序”,且此“书序”后入《隋书·经籍志》成其“总序”,但魏徵并未参与编修《五代史志》,魏徵与《五代史志》经籍部分转变为《隋书·经籍志》无直接联系。今本《隋书·经籍志》分四部四十类,附道、佛两部及其大纲,与魏徵贞观初年整理图书典籍时的规划不同,是因《五代史志》对“五十五篇”进行了调整,删除了道、佛两部之细目,究其缘由,则是《五代史志》的官修史志性质以及对前代旧例的遵循。

中国古代注释性书目述论

注释性书目和提要性书目、题录性书目一起构成古典书目的三大类型 ,但是目录学界一直缺乏对于注释性书目的认知和界定 ,造成了诸多误解。注释性书目源远流长 ,有效地揭示了文献信息 ,检索更为便捷 ,使书目更加工具书化 ;作为一种书目编纂传统 ,注释性书目在今天仍有强大的生命力。

政统与道统之间:传统目录学体系建构的政治基础与道德基础

《汉志》等书目最初是受彼时朝廷旨意"典校祕书"且"因校书而叙目录"的结果,期以达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目的。在政教意图的指导下,"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成为传统书目体现政教意图的主要书写范式,从而规定目录学者的职责。不同时期的目录学编纂者藉此不断调整,以使所编书目成为沟通统治阶级的政教意图与学术思想之间的重要媒介,为该时期的政权统治服务。而人伦道德、"风俗人心"作为传统目录学体系建构的道德基础,又建构了以政教意图为主导的体系所需要的践行机制,使目录学著述能够承担起满足"时君世主"的需求与引导"风俗人心"的政治责任。

《汉志》与《隋志》的道家文献目录比较

《汉书·艺文志》和《隋书·经籍志》的道家文献有很大的差异,二者在数量、种类、形式、收录标准、注解等方面的不同,体现了道家的影响从黄老道家向老庄之学的演化。

《文选》所载诸篇史辞类序考证

萧统所编《文选》载诸篇序共 70篇 ,其中以史辞为序者 10篇。这类序言 ,盖皆源于史书 ,作者别集编纂者或一些总集编纂者在编集时一并录入 ,可惜这些集子现已亡佚。从《文选》所载诸篇史辞类序 。

总集生成考——兼论章学诚《文史通义·文集》

总集编撰研究是中国书籍编撰史上的重要问题。自觉的总集编撰始于魏晋。"总集"是与"别集"相对而言的一种编撰体式,不以"文学"为域限。从《隋志》著录看,早期总集多按文体编排,大致分单体总集和多体总集两种。前者产生略早,其编撰出于各种实用的目的;后者的产生取资于前者尤多,二者均发生于文体辨析的大背景。《后汉书》著录文士各体著述的方式直接启发了单体总集的编撰。《文章流别集》是总集生成的一个范例。章学诚《文史通义.文集》对"总集生成"问题的研究有重要参考价值。

《隋书·经籍志》标点考校二则

中华书局1973年版《隋书·经籍志·序》中的谢灵运、王亮、谢朏、任昉、殷钧等之"《四部目录》"、王俭之"《目录》",包括梁有之"《五部目录》",其书名号均当去除。《隋志序》相关叙述重在交代目录著作的部类变化,"四部目录"、"五部目录"意指将书籍分为四部或五部的目录,而非目录著作的称名。加上书名号,掩盖了《隋志序》原本叙述目录部类划分的主观意图,使其目录学史料价值大打折扣。该版《隋书·经籍志》史部大序的最后"班固以《史记》附《春秋》"中的"《史记》",其书名号亦当以去除为是。

试论《<隋书·经籍志>考证》中的“类中分类”

《隋书.经籍志》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四部分类书目,但《隋志》分类也有编次不当之处,于是姚振宗在其《<隋书.经籍志>考证》中对《隋志》进行了"类中分类"。文章从"类中分类"的缘起、特点及意义等方面对姚振宗的分类法做一初步的探讨。

《隋志》与魏晋南北朝赋学

据《隋书·经籍志·集部》的著录及有关资料 ,在魏晋南北朝文化学术发展的历史进程中 ,由于文体辨析的发达 ,“赋”的内涵和外延渐趋明晰 ,故而逐渐与骚、七、颂等文体区别开来 ,成为一独立文体 ,且为目录书单独著录。赋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在这一时期也具有了相当规模。理论探讨方面 ,与汉代相较 ,六朝不唯赋论材料明显增多 。

“‘经史子集’始立于《隋书·经籍志》”说辨正

目录类著作以"经史子集"为部类名称始于《隋书·经籍志》,这一观点被作为目录学常识为学界普遍接受,但此说仍值得商榷。《隋书·经籍志》"经部""史部""子部""集部"的部类名称源于南北朝时已深入人心的"经史子集"的书籍分类观念,并极有可能直接袭自魏征于贞观年间所编的"贞观目"。今人对此问题的错误认识在于,把"现存最早"混同于"首次"。

从《隋志》集部与《汉志》诗赋略之比较看文学观念的演变

班固编撰《汉书·艺文志》诗赋略,首次将文学文献单独著录,其作为文学目录的肇始,对之后文学目录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隋书·经籍志》是继《汉书·艺文志》后的第二部史志目录,其中集部与经、史、子部的并立为文学文献的独立发展指明了方向。而《汉志》诗赋略与《隋志》集部在文学史叙述、文体收录和分类标准上的不同,恰与自汉以降至有唐一代之文学观、文体观和文学史观的发展演变相呼应。这三方面的变化共同构成了文学观念的演变。

《隋书 · 经籍志》中书籍的依附

隋唐以降,四分法一直居于古代图书分类的主导地位。《隋书·经籍志》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以经、史、子、集之称谓来命名四部的目录学著作。四分法始创时期,该书类目设置不尽完善造成大量书籍依附现象,并对书籍的隶类及书目背后的学术系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婆罗门教在古代中国的传播与衰落研究

婆罗门教东传的时间很早,甚至在东汉以前就已经传入我国了。但是,婆罗门教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异域文化特色有悖于以儒家为正统思想的古代统治阶级的旨意,一般不受统治阶级重视。尽管如此,婆罗门教始终没有放弃在中国传播的诉求。南北朝时期,一些沙门僧人宣扬法术,作歹为非,甚至威胁社会安全和政治统治。这与佛教的意旨有很大的不同,显示我国古代的沙门中含有婆罗门教的因子。

从古典文献入手试论古代中医的发展变化

中医是我国传统文化中极具代表性的一部分,早在原始社会,春秋战国中医理论已经基本形成,出现了解剖和医学分科,已经采用"四诊",并在以后持续不断的发展,我们通过古书记载便可以看出其大致发展历程。《汉书·艺文志》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图书目录,是现存最早的六部分类史志目录;《隋书·经籍志》则是我国现存最早最完整的四部分类目录,奠定了四分法的基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则是集大成之作,任何一本书的产生都尤其深刻的社会背景,而这两本书中都收集有涉及中医的书目,通过其中所收录的书目及不同时期的变化情况,体现我国中医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