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灵耀《随缘集》的宗教与文学世界——兼论明清释家别集整理的意义与价值

释灵耀的《随缘集》具有极高的佛教史、思想史、文学史价值,也是考察其生平的第一手资料。通过细致考察其若干文本,对了解当时佛门状况以及僧人创作的实际情况有重要意义。释灵耀的《莲花赋》等作品,即使放到整个中国文学史上,都堪称杰作。但释家别集的整理工作相当繁难,思想、文字等许多方面存在诸多障碍,必须认真对待。

新見隋唐墓誌俗字例釋

隋唐碑刻保存着衆多俗字,其中相當一部分已得到準確辨識,還有一些未辨或誤辨的俗字,值得進一步考釋。文章選擇近年新見隋唐墓誌文中“■”“■”“■”等15則釋讀有問題的俗字進行綜合考察,其成果既有助於相關碑刻材料的合理解讀與科學利用,又可爲近代漢字研究、字書收字、漢字編碼等提供實證資料。

银杏文化历史变迁述评

银杏是我国特有的珍贵树种,加强银杏文化研究对推动银杏生态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根据银杏文化的发展特点,运用历史研究方法,可将中国历史上银杏文化的发展进程分为3个阶段:商周至南北朝为神学的时代,隋唐至清前期为文学的时代,中国近代以来为科学的时代。银杏文化史是银杏逐渐被认识和利用,银杏文化内涵和外延逐渐深化发展的过程。现代银杏文化建设应该在传承历史的前提下,结合时代需要,综合创新,走科学和人文和谐发展之路。

墓志所见隋炀帝亲征高句丽——兼论唐初君臣对隋亡事件的诠释

学界历来将隋朝速亡的导火线归结为隋炀帝征伐高句丽。唐人编撰的《隋书》,五代以及北宋出现的《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等史书均是如此记载。显然,树立反面教材,印证新王朝的正当性,这些颇具倾向性的记载,对于继隋而立的唐朝来说,无疑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然而,翻检甄别批判千百年来深埋地下不为人知,现存36位战争亲历者墓志史料,重温战争的萧杀氛围和征战者为国捐躯事迹,或许对自唐初以来固有的看法能有所修正。

隋、初唐时期中国、朝鲜半岛、日本佛教状况之分析

中国、朝鲜半岛和日本同处于亚洲东部,中国隋、初唐和朝鲜半岛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时代后期以及日本的推古天皇、天智天皇朝代①大致处于人类历史的同一时期,当时三个国家都有佛教。佛教之间既存在密切的联系以及相同之处,又有截然不同的特点。密切的联系和相同之处主要在于佛教的传播和相互间的影响,截然不同的特点则主要表现在佛教在各自国家不同的影响和地位。而在朝鲜半岛和日本,佛教虽然刚刚传入,却形成了政治佛教、国家宗教。

隋至初唐南方墓葬中的生肖俑

十二生肖,或称十二(相)属,本是代替十二辰名称的十二种动物的总称。是古代占星家用十二种动物来记星象、记日、记年的一种方式,同时也用来表示人的生岁*。我国的生肖俑起源较早,分布范围也比较广泛。早在公元六世纪的临淄北朝崔氏墓中就已出现动物形态的十二生肖俑**。到隋唐时期渐成体系,在南方,尤以两湖一带为盛,一直延用到宋元时期,成为当时颇具地方特色的镇墓明器。高宗永徽(650年￣655年)年后,中原也开始出现墓中放置成俑的十二生肖俑以作“压胜”、“辟邪”之用。

试析刘濞所谓燕王“抟胡众入萧关”说——兼论汉初赵国与匈奴的关系

西汉初年,刘邦对于领有北边郡及边兵的诸侯王与将领,既希望他们能担负防范匈奴的重任,又猜忌他们可能因此坐大,这种矛盾的心态无疑是促使韩王信、赵相国陈豨、燕王卢绾叛入匈奴,并与匈奴连兵侵扰北边的一个主要原因。正由于朝廷与燕、赵及匈奴之间存在错综复杂的关系,因此吴王刘濞在"敬问"诸侯书中,刻意强调"燕王、赵王故与胡王有约",并为无意反汉的燕王刘嘉杜撰出"抟胡众入萧关,走长安"的进军路线,希冀通过燕、赵将匈奴卷入七国之乱中。然而,不论战国时燕还是汉初卢绾之燕,即使与匈奴连兵,也只是"往来苦上谷以东",并没有波及代地以西地区,更遑论远在今甘肃固原东北的萧关。自文帝后七年匈奴入侵上郡与云中后,汉廷缘边严密布防,应是匈奴不愿"与赵合谋入汉",卷入汉廷内乱的一个重要的因素。汉廷则汲取七国之乱的教训,诸侯国不再领有北边郡,其后诸侯国虽偶有"叛逆"与"不轨",却再无联合匈奴为害北边郡之"约"。

隋唐时期国家掌控乡村权力之反复

户口与土地是中国古代历朝政权维系的根本,因此,牢固掌握乡村的控制权也就成为历朝政府行政的根本出发点。魏晋以来,随着豪族势力的崛起,他们成为国家对乡村控制的有力争夺者。南北朝以后,无论是江南的宋、齐、梁、陈, 还是迁居中土的北魏跖拔氏,都对争夺乡村的控制权采取了强有力的措施。从“罢郡”开始,隋政府逐渐从豪族手中争夺了大量的户口与土地,取得了对乡村的绝对控制权。但到唐代以后,又一个削弱中央对乡村绝对支配的因素开始凸显出来,即军将专横。唐朝中后期在乡村控制方面的一个显著特色是:一方面方镇割据,一方面各级防守军将同地方行政官员争夺民赋与人丁。由此,形成了乡村控制的多元支配格局。此种情况直到宋初通过一系列手段废除军将势力,完全由县尉通管全县治安后才告结束。从此,县府完全掌控了对乡村的控制权;乡村的县府掌控亦即乡村的朝廷支配,标志着长期以来朝廷同威胁势力争夺乡村控制权局面的终结。

“战争灾难”视域下隋末唐初“折肢避役”现象探析——以贞观十六年应对敕令为中心

隋末唐初战争频发,府兵中出现了“折肢避役”的“故自伤残”现象。唐太宗为了杜绝这种现象,于贞观十六年七月颁布了“今后自害之人,据法加罪,仍从赋役”的应对敕令,史家们则特意补入了“福手福足”的特殊注文,将“折肢避役”现象远推到隋炀帝时期。注文当是百卷本《唐会要》补编者王溥补入,用意在于“掩饰”贞观时期亦有府兵“折肢避役”现象。从“自害之人”的敕令到“折肢避役”的注文,再到“福手福足”的高雅代称,不仅间接地揭示了隋末唐初“战争灾难”下府兵人员不堪繁重徭役而“折肢避役”的历史现象,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传统时期史家们在“书写历史”时“掩饰”与“隐喻”的两难心态。

论《隋书·经籍志》中的文学思想

《隋书·经籍志》本是目录学著作,但其中也包含了丰富的文学思想。具体来说,它指出文学的言志抒情的本体特征,强调文学与政治教化的互动关系,标举形式与内容并重的审美理想。《隋书·经籍志》与《隋书·文学传序》同是研究初唐文学思想的重要文献。

隋朝和唐初对昭通的略定及郡县之设置

隋朝建立,结束了长达二百八十年之久的南北分裂局面,隋文帝对南宁州的经略,基本上重演了汉武帝开西南夷的过程。东线即从今宜宾往南在昭通境内设恭州、协州,再深入滇池地区置昆州(今昆明);隋虽然二世而亡,但其创立的多项制度却为后世所遵循。唐兴伊始即全面继承了隋朝建立三省六部,州县二级政区,以羁縻手段重置隋朝废弃的南宁州,并支持南诏统一各部。

莫高窟隋初供养人服饰研究

敦煌莫高窟第303、304、305窟是一组有明确年代题记、开凿于隋代开皇初年的洞窟。通过对这三个洞窟现存百余身不同身份地位男女供养人的服饰进行辨识和分析,将其与同时期不同地域服饰资料进行比对,再与史料文献相互印证,可知敦煌地区隋代初年男女性服饰的具体形制、穿搭方式和穿用礼仪以及与前朝后代的异同点。

隋代文学思想之演进

隋代前期继承了北朝重视经学的文化传统,文学思想强调以实用为主;唯颜之推能以较客观的眼光审视文学,代表了一部分兼容南北文化的文人思想。隋代后期由于文化路线的改变,文学思想有所变化:刘善经和杨广基本上从文学本体论出发,强调内容的同时能够兼及形式;王通论文依然强调经世致用,但也不完全忽视情感的表达。

Historical Changes of Ginkgo Biloba L. Culture

Ginkgo Biloba L.is a rare species endemic to China,strengthening the study of Ginkgo culture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eco-economic development.This paper uses the historical research methods to study the Ginkgo and its cultural development process in China.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evelopment of Ginkgo culture,the process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stages:Shang and Zhou Dynasties to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which is named theological era),Sui and Tang Dynasties to early Qing Dynasty(which is named the literature era),and the modern China which is named the scientific era.The history of Ginkgo culture is a history of Ginkgo being gradually recognized,and the Ginkgo culture's connotation and extension are gradually deepened and developed.The construction of Ginkgo today's culture should be in the inheritance of historical culture,and combined with the needs of the times comprehensive innovation,take the science and human harmonious development road.

隋唐之际皇帝受称“可汗”称号新探

贞观四年,唐太宗李世民被西北诸蕃共同拥戴为“天可汗”,结合北方游牧民族的萨满教信仰与突厥语去考证“天可汗”含义,可以发现它是当时北方游牧民族对君主的无上称谓。实际上,在隋代与唐代前期的历史进程中,受称“可汗”称号的皇帝不止唐太宗,从隋代开始中原皇帝已经开始接受北方民族的“可汗”称谓,反映了隋唐之际农耕、游牧两个政治系统及所辖民众的高度融合,也反映了隋唐皇帝对皇权的拓展,在秦汉的基础上更为广泛地覆盖已知世界。可是若从整体北方民族的视角进行考虑,隋唐皇帝获得的可汗称号便会逊色一些。

道教与隋末唐初的政治

隋末天下大乱,道教在向各种势力兜售谶言,也对李唐势力夺取政权建立王朝出力甚多。李唐兴起利用李氏当王的谶言来应谶,建立政权后冒认老子为先祖,李唐王朝利用谶言本质为神道设教。李唐王朝与道教合谋制造谶言并利用道教谶言增强政权的合法性,同时也借助道教无为之教的思想资源来消除政权的合法性危机。道教在唐初的政治介入并不是屈服于国家的过程,而是上层贵族道教影响唐代国家治理之道的成功实践。

隋末唐初新置正州郡县考论——以关陇地区为中心

唐初在再造与重构地方行政区划制度时,并非简单地直接承袭隋朝的成果。隋末经历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农民大起义,同时隋朝旧官僚集团或各地豪强集团等割据势力四起,在混战中终于由李唐政权完成了统一。虽然这一历史进程为时短暂,但各割据势力在其势力范围内,为了巩固地盘和与其他割据势力作军事斗争,大量析置州郡县。这一现象在关陇地区表现得尤为明显。

论初盛唐时期古体诗体制的发展

唐人古体虽是以汉魏古诗为模范,但作为唐诗的一种体裁,与近体一样有它确立与发展的过程。自永明体产生后,从齐梁迄初唐的诗坛就出现古今体分流的现象,这是唐人古体的先驱。但唐诗古体的真正确立,则是与近体诗体制的完全确定分不开的。唐诗古体的发生、确立与发展的过程,不仅是对汉魏晋宋诗体的继承,更是对齐梁陈隋诗歌体制与创作程式逐渐摆脱的过程。

隋及唐初九品中正制的废除

九品中正制的废除经历了一个历史过程。在隋代,九品中正制的废除与地方行政制度改革密切攸关,并经历了三个阶段。唐高祖武德年间,由于门阀势力的影响以及门荫制度的盛行,九品中正制曾一度恢复,但旋于唐太宗贞观初年再次被废。自此以后,九品中正制便退出了历史舞台。

隋末唐初岭南政治势力探析

在隋末唐初的乱局中,岭南因为僻处南疆而未介入中原逐鹿的大战,从而显得相对平静,但这不过是表面现象。事实上,因为自然和人文环境的多样,岭南的割据局面之复杂,并不亚于中原地区。本文运用政区地理和政治史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全面复原了隋末唐初岭南地区的政治形势,将众多的地方势力一一勾勒出来,并考证出诸多史籍记载不确和不全之处:前者如被夸大的邓文进、宁长真、冯盎等割据势力;后者如实力强大却广被忽视的李光度,以及南康州周边地区晦暗不明的陈氏集团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