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一统的都城规划——再论隋大兴的空间形制建构及其历史意义

隋大兴是在一统全国过程中规划建设的新都城。其营建不仅在于都城空间本身,也包括以都城为核心面向整个疆域的一系列空间建构。本文分析了中国古代“大一统”思想的发展演变以及隋大兴的建设背景,认为隋初围绕大兴城在疆域范围、近畿区域、都城形态三个层面的一系列空间建构是中国古代“大一统”思想与全国一统进程实际需要相结合的空间政治实践,呼应了当时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需求,丰富和发展了“大一统”理念在都城规划中的表达,提高了都城在国家秩序建构和国家认同形成方面的作用,推动了隋唐“大一统”时代的形成和巩固。

关于曾国的政治中心及其变迁问题

曾国是一个不见于历史文献记载的古国,通过若干金文和传世文献的对比发现其应是历史文献中的随国。结合曾国青铜器的主要出土地点、居址发掘资料和考古调查资料,可发现其初封的疆域并不大,与古鄂国并存于随州。随着鄂国的灭亡,其疆域逐步扩大,在西周晚期至春秋时期,曾国的畛域达到顶峰并一度成为汉东之大国。现有考古发掘及文物调查资料证明,曾国的政治中心应经历了四次变迁,时间分别为西周早期、西周中期至晚期、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春秋早期至战国时期。除西周中期至晚期不明外,其余政治中心都在随州境内,整体呈由东北向西南迁徙的趋势,其中金文所见的曾国都城"西阳"应在今随州市。通过对已掘侯墓葬制、出土器物、金文材料和传世文献进行分析,京山苏家垄和枣阳郭家庙均不是曾国的政治中心,而可能是同一曾侯不同之子的封地。此外,对于将建立起曾国陶器完整的年代学标尺以及曾楚两国在汉东的博弈进退纳入到曾国政治中心的研究视野中来,也是值得学界进一步深思和探索的问题。

荆州胡家草场汉简《岁纪》研究

新公布的荆州胡家草场汉简《岁纪》简内容涉及秦昭襄王、秦王政、汉高祖、吕后时期,为战国秦汉史研究提供了新史料、提出了新问题。《岁纪》秦昭襄王时期的三枚简,主要记载了秦对韩、魏之地的攻占,与史书记载有同有异。秦攻占宜阳是在秦武王四年,而《岁纪》却系于秦昭襄王元年。秦昭襄王四年,秦分别攻取了韩国的武遂,以及魏国的蒲反、阳晋、封陵。秦昭襄王十四年伊阙之战中秦军大胜韩、魏,杀死韩、魏联军主帅司马喜。《岁纪》秦王政时期的两枚简,记载了秦王政十六年、十七年,秦灭韩的过程,以及韩王安流亡吴房的情况。《岁纪》西汉早期的三枚简,分别记载了汉高祖元年王汉中,以及还定三秦,消灭章邯之事;汉高祖九年立赵王、大疫、因日食改朔日等事;吕后元年优待官吏和五大夫爵位者、减低免老者年龄增加傅籍者年龄、立号称制、改铸八铢钱等事。《岁纪》记载的内容,或见于史书记载,或未见于史书记载,或与史书记载有异,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深化了对战国秦汉历史的认识。

论美国数据库保护的发展

长期以来，美国都是运用版权法对数据库进行保护，以Feist案为界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但作为数据库大国，为了保证其数据库在欧盟国家享有同样的保护，从1996年开始，美国国会在数据库立法保护问题上就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和探究，相继在第104届、第105届、第106届、第108届、第110届提交相关议案，希望建立一种类似于欧盟《关于数据库法律保护的指令》、又能在数据库权利人和公众之间取得平衡的数据库保护制度。文章在以上论述的基础上，提出美国数据库保护的两个发展趋势。

魏“淮阳上官”鼎释地

湖北荆州谢家桥出土战国铜鼎铭文中的＂淮阳＂,资料发表者解读为今河南淮阳县的楚国＂陈＂城,本文认为鼎铭＂淮阳＂就是原宋国都城＂睢阳＂,齐灭宋后该地转属魏国,鼎铭的刻写时间不得早于公元前285年。

加嬭编钟与楚庄王服曾

新出春秋铜器加嬭编钟是曾侯夫人加嬭的自作用器,但铭文中自称"文王之孙子,穆之元子"之人并非曾侯,而是楚庄王熊侣。器主加嬭即随仲嬭加鼎中楚王所嫁之女随仲嬭加,她依靠楚国的支持在丈夫曾侯宝去世后代执国政。编钟铭文所记是楚庄王巡省已归附楚国的曾国,加嬭代表曾国燕享楚王之事。从加嬭在楚庄王面前自称"孺小子"来看,其人应即庄王之女。如此一来,加嬭媵器随仲嬭加鼎的作器者也宜定为楚庄王。

“曾国之谜”探微

曾和随是一国两名的可能性不是很大。曾国和随国至迟在西周末就并立于汉东,这从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都能得到证实。曾侯乙的族姓还没有得到最后的确证,过去认为其为姬姓证据并不充分。从“上曾太子鼎”出土于山东的事实可以看到,两周之交山东与豫南、鄂北曾有过大规模的文化交流。对于“曾国之谜”的破译工作将是长期的,我们期待着将来更丰富的考古材料的出土。

杨素功过辨正

杨素是一位对隋朝兴亡有重大影响的历史人物。他一生战绩辉煌,为隋的建立及其政权的稳定立下了赫赫战功,是开国功臣,但称不上功臣之首。他排斥异己,陷害忠良,营私易储,助广夺嫡,杨广即位后施虐政而乱天下,隋因之而亡,但杨素不是隋亡国元凶,只是帮凶。这就是历史的本来面目。

北周隋唐时期延州地区军政建置之考察

北周隋唐时期,位于今陕北黄土高原腹地的延州在拱卫长安的都城防御体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其治城是黄土高原地区的中心城市。在北周隋唐400多年的历史中,在延州先后设置延州总管府、延州都督府、鄜州都督府、渭北鄜坊丹延节度使司等地方高级管理机构,其管区随着形势的发展有着不同的变化,并奠定了如今地级延安市的雏形。

隋唐易代之际的巴蜀政局与地方治理

隋末天下丧乱,而巴蜀却阖境安定,平稳归于李唐。通过《续高僧传》的记载,考辨巴蜀归唐的具体过程,指出詹俊、段纶、李袭誉等人先后抚蜀,各有职司,分别代表了巴蜀归唐的不同阶段,无需探讨谁为首功。巴蜀平稳归唐的主要原因,在于隋末当地政治失序导致的权力真空以及李唐举义之初“匡复隋室”的口号,这实则体现了隋朝作为中央政权对巴蜀地区统治的根深蒂固。在隋、唐初的强硬治理下,时人对巴蜀的印象,经历了从隋初“人好为乱”到唐初“蜀兵脆弱”的转变,表明中央对巴蜀地区的控制日益强化。巴蜀于隋唐易代之际的平稳过渡以及该时期对巴蜀的强硬统治,说明巴蜀地域更加依附于中央政权,其独立性大为削弱,本质上是国家权力向边缘地区深度渗透的表现。

湖北随州市文峰塔东周墓地

随州文峰塔墓地位于随州市东城区义地岗墓地的东南部，现隶属于随州市文峰塔社区居委会二组，东距迎宾大道200米，为东经113°23’11．35”，北纬31°42’30．63”，海拔高程82米（图一）。

湖北随州文峰塔墓地M4发掘简报

2011年9月,为配合随州市城市建设,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随州市文峰塔发掘了一座残墓,墓葬尽管被破坏严重,但仍出土了一批有重要研究价值的文物。根据器物的形制及特点判断其年代应为春秋晚期偏早,根据规模推定其为曾侯(月與)墓葬。墓中所出一件编钟尤为重要,钟铭中有"左右楚王,弗讨是许"一语,为曾即随说提供了又一重要的文字学依据。

再说西周金文中的“南公”——二论叶家山西周曾国墓地的族属

叶家山西周墓地M111中"犺作烈考南公宝尊彝"的铭文首次将曾国与南公联系起来。而文峰塔墓地M1所出曾侯與钟铭文提供了曾国始封和族姓的关键证据。我们在《说西周金文中的"南公"》(《江汉考古》2014年第2期)中曾指出"南公"即武王弟聃季载。本文在重新考释铭文的基础上,结合铭文中有关"南公"的记载,得出如下意见:南公应是南公适;曾国应是南宫适的封国,其族姓为姬姓,始封于西周的成王或康王之世,与东周曾国应为一源。

曾随非一辨惑

近年随州叶家山、文峰塔墓地一批曾国铜器的发现,证明这个姬姓曾国在西周早期即立国汉东。然新出曾侯與编钟和随大司马戈铭文非但不能起到验证曾即随说的作用,反而提供了曾随非一国二名的重要信息。曾随都邑同在随州,地相邻近,是商周古国常见的历史现象,并不影响曾随别为二国。江汉之曾在两周之际西迁枣阳郭家庙一带,在文献中显示为拥嫡叛周的南阳申缯之缯。后来缯(曾)国迁回老家随州一带,仍未寻得发展空间,终于在战国中期楚国北进中原的号角声中走向灭亡。

随州新出随大司马■有戈小议

本文对随州文峰塔曾国墓地新出随大司马嘉有戈的年代、铭文有关文字进行了讨论,认为其时代应在春秋中期,人名首字应是"嘉"字。然后就戈铭所涉及到的过去历史、考古学界热议的"曾国之谜"问题简单谈了一点初步看法,认为从目前的材料和研究情况来看,曾、随一国的观点是较为合理的,而不应仓促予以否定。

曾随之谜再检视

"曾国之谜"即青铜器铭文中的曾国对应于传世文献中哪一个国家,历来有不同的看法。过去因为曾侯乙墓的发现,出现传世文献中的随国之地不见随国而只出土曾国青铜器的现象,多数学者认为曾国就是随国。近年来随大司马戈等随国青铜器的问世,特别是曾侯與编钟铭文等新材料的出现,主流观点认为这印证了"曾随合一"的认识。但实际上,新的考古发现意味着传世文献记载的随地已经出现了随国青铜器,"曾随合一"已改变了当初假设的前提,持此说法还意味着应该重新去论证青铜器中的曾国就是青铜器中的随国。本文认为在青铜器铭文中,曾国和随国是两个不同的名称,不仅这两个国家自己区分明确,楚国也对其明确区分,曾国和随国不是一个国家是很确定的。

人—感染猪链球菌病患者心理状态分析及护理对策

目的:探讨人—感染猪链球病患者发生心理问题的原因及对策。方法:对33例人—感染猪链球菌病患者存在的心理问题进行回顾性分析。结果:患者存在紧张恐惧、焦虑多疑、悲观失望及过分依赖的问题,通过针对性的心理护理,33例患者身心康复,痊愈出院。结论:对人感染猪链球茵病患者在实施准确及时的治疗和护理措施的同时。全面准确评估患者情况,加强心理护理,进行心理疏导,给予有针对性心理干预措施,可有效的促进患者身心健康的恢复,促进疾病治愈。

范睢之死新论——对秦简《编年记》昭王五十二年记载的再解读

范睢是战国秦昭襄王时期著名的客卿,功与过皆昭然于史册。然而,史书对其结局的记载却比较模糊,引发了后世学者的不同判断。秦简《编年记》出土后,昭王五十二年的记载被学者视为范睢"非善终"的铁证,由此,范睢"非善终说"成为学界的主流观点。本文通过细致的考证,认为仅凭秦简《编年记》的记载得不出范睢"非善终"的结论,系统梳理各类材料,可知其结局应是善终,但其死因却与赵国实施的反间有重大关联,因而只是形式上的善终。对这一问题的探讨,既可以深刻地揭示战国晚期各诸侯国之间无所不用其极的斗争谋略,又能够推动秦国法律制度、客卿制度等的研究。

晋文公请隧別解

晋文公请隧,历来有不同解释。本文分析了传统的葬礼说和六隧说,以及新的旗物说。结合《墨子·兼爱》关于周武王祀告泰山和《史记》关于齐桓公欲封禅的记载,提出另一种理解,即祀天(上帝)典礼说。

“曾”、“随”二国的证据--论新发现的随仲嬭加鼎

新见的一件楚王所作嫁女儿的"媵器"青铜鼎,器主名"隓仲嬭加",表明夫家是"隓"。"隓"国即汉东之"随"国,随仲嬭加鼎的发现,证明"曾"即是"曾","随"即是"随",并非一国二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