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及唐初敦煌艺术对外来影响的吸收与创新

敦煌隋代彩塑受到印度笈多艺术风格的影响,及至唐代,彩塑已形成了中国式的表现手法与风格,既保持了雕塑的写实性,又体现出气韵生动的精神。壁画也同样,隋至唐初的人物造型中,常常出现典型的印度风格晕染法,比起北朝壁画更接近印度绘画的特点,表明当时确有一部分画家擅长画外来风格。但随着唐前期艺术的发展,画家们对外来晕染法不断改造,使之与传统的线描进行了完美的结合。从壁画的装饰图案中,我们也可看到对外来艺术的改造,如隋至唐初流行的联珠纹、石榴纹、葡萄纹等纹样在不断地被吸收改造,最后都融入了形态更为丰富的卷草纹中。

以敦煌吐鲁番文书为中心探讨中古时期民间医疗行为

通过分析敦煌吐鲁番相关出土文献,探讨我国中古时期疾病谱,以及民间常见疾病的诊疗方法,为相关研究奠定基础。认为这一时期官方医疗机构设置较为完备,普通百姓患病后仍然以自治为主要治疗方法,官方在一定程度上介入了重大疾病的诊治,此外物理疗法、心理疗法、其他疗法也广泛运用于疾病的诊治过程中。

隋唐大运河安徽段历史遗珍及开发利用

隋唐大运河安徽段的历史遗珍相比大运河其他部分,数量繁多,特征凸显,不仅反映了黄淮中原文化的特征,更表现出历史久远的皖北文明。隋唐大运河安徽段的物质文化遗产主要有淮北柳孜遗址区、宿州埇桥遗址区以及数量众多的古代群落遗址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表现为文学遗产丰富,民间艺术丰富。从特点来看,主要表现为历史遗产多,珍贵文物多,可开发利用的资源多。当前,充分利用这一区域的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制定科学合理的保护与开发政策,打响遗产保护牌、经济建设牌,对提高区域经济及文化建设水平,擢升城市品牌,扩大沿岸城市的知名度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隋唐时期中央王朝对于阗的治理

隋代,于阗名义上处于西突厥的统治下,实际上与其离心离德,祈盼早日恢复与中原王朝的统属关系。隋炀帝时,于阗与中原地区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唐初,于阗心向中原主动归附唐朝,唐朝在此设毗沙都督府,管理当地居民。随着镇防体制强化,于阗逐步走向军镇化。唐朝在于阗实行乡里制度,同时辅之以村坊制。于阗在安西四镇中占据着特殊的地位。

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亡佚字书研究综述

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的字书,大部分已亡佚,但其佚文材料十分宝贵,一些学者对此展开研究且成果丰厚。所指亡佚字书为有辑本的古佚字书(以龙璋《小学搜逸》为基础),对其研究成果进行搜集整理,从辑佚类与研究类两方面展开论述:辑佚类主要包括清人辑本、今人辑本和域外辑本三类;研究类主要以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期刊、硕博论文为研究对象,将研究成果分为字书专书研究、古文献引字书研究以及字书对比研究三类。在此基础上分析当前亡佚字书研究现状的不足,并对今后的研究进行展望。

隋唐河东地方家族变迁略探——以襄垣浩喆家族为例

根据近年考古发现及石刻文献探讨北朝至隋唐潞州襄垣浩喆家族的兴衰变迁史,发现目前出土的五方浩喆家族墓志中书写的其先祖及本人官职真伪参半,其中一些较为显赫的官职多为其家族成员为炫耀家族政治地位而编造,他们实际上主要在潞州襄垣本地任职,以州、县僚佐为主,同时也有一些没有实职的版授官。这类官职虽然在中央官僚体系中微不足道,却为其家族在地方上积累了一定的政治资源,使他们成为襄垣地方较有势力的家族。然而其家族在文化方面的素养不高,在九品中正制取消之后,他们无法通过参加科举获得更高的政治地位,其势力范围只能局限于潞州襄垣本地,难有向上发展的机会,导致其家族历史随墓志记载至唐中宗时期戛然而止,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其家族入唐以后在政治上并未取得突破性发展。虽然有证据表明唐宋时期潞州地区仍有不少浩氏聚居于此,但似乎再未有类似于浩喆家族的地方家族出现。以浩喆家族作为考察对象,从不同视角探讨隋唐废止乡长对地方家族及地方社会的影响,研究结论认为隋唐乡里制度的改变导致地方家族难以有上升空间,地方社会也因此在政治方面表现得更具限制性、封闭性,这是造成中晚唐藩镇割据局面出现的根源之一。

隋唐时期我国外交翻译的历史书写

在梳理现有翻译通史、断代史、专门史及古书典籍零散史料的基础上,基于翻译史研究的共识性议题,采用历史文献分析法、总结归纳法等研究方法,立足隋唐外交翻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基础,从译员配备常态化、译员职责多样性、外籍译员选用谨慎化、外交翻译多语化、翻译形态精细化、外交翻译精确化、译员管理与奖惩严格化、译员选拔与培养标准化等八个方面,梳理隋唐外交翻译史研究的大体脉络,提出强化后续研究的主要思路。

中原黄河漕路与秦汉隋唐帝国

中原黄河漕路是以现在郑州桃花峪以西至三门峡灵宝段的黄河河道为主干的漕粮运输通道,由灵宝至三门峡段、三门峡至孟津段、孟津至郑州桃花峪段等数段构成,敖仓、荥阳故城等地是中原黄河漕路上的关键节点。作为关中与关东之间唯一有效的运输渠道,其畅通与否和秦汉隋唐帝国的国运兴衰息息相关。在秦、汉、隋大一统的过程中,中原黄河漕路有着重要的战略地位。桃花峪以西的中原黄河漕路转输军粮物资之便,帮助秦人在兼并统一战争中占得先机;而关中以东中原黄河漕路的畅通及其对敖仓之粟的控制,几乎成为刘邦战胜项羽的决定性因素。汉代时,经由中原黄河漕路转输的漕粮数额一直呈现攀升之势,最高在元封年间达六百万石,约为当今的18万吨。隋帝国借助中原黄河漕路控制了当时东亚大陆上最富庶的区域,更是以郑州桃花峪西至三门峡灵宝段黄河漕路为主轴,西引渭水,东连黄河下游与后来的隋唐大运河通济、永济两渠,构建了南至淮水、北达海河流域的水上交通运输系统。唐代关中长安对中原黄河漕路的依赖则超过了汉、隋,经由中原黄河漕路西输至关中长安的漕粮数量与规模随着唐帝国国运盛衰而不断起伏变化,可以说中原黄河漕路畅通、漕运制度不断完善,唐帝国蒸蒸日上;中原黄河漕路断绝,唐王朝政权亦随之衰亡。因此,中原黄河漕路足以称为秦汉隋唐帝国的生命线。

隋唐藻井图案在现代丝巾图案设计中的应用研究

藻井图案作为中国古代装饰图案中最为精美的艺术创造之一,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和艺术魅力。文章从隋唐藻井图案出发,探究其艺术原理和审美技巧,用来指导当下丝巾图案设计的发展。通过对藻井图案视觉元素的挖掘和提取,与之将现代设计手法和理念相结合。创作出符合当下大众审美需求,具有当代商业价值的丝巾作品。将传统和现代进行了巧妙的结合可以为当代设计师进行图案的继承创新提供了新思路,新方法。

隋唐造像记图版著录源流述略

隋唐造像记的图版著录与印刷、摄影等技术的革新息息相关。早在唐代,隋唐造像记已经具备图版著录的条件,但今人对隋唐造像记图录的关注,多集中于清人杨守敬《寰宇贞石图》刊行以后的资料。故本文从技术革新的角度梳理隋唐造像记历代图版著录状况,并对涉及隋唐造像记图录的现代资料作系统的分类与总结。

隋唐大运河泗县段近50年沉积物中重金属含量与污染评价

为探究隋唐大运河泗县段柱状沉积物中典型重金属含量与污染水平,测试分析了柱状沉积物中Zn、As、Cd、Pb、Cr、Ni和Cu7种重金属的含量特征,并采用地累积指数法和潜在生态风险指数法分别评价了重金属污染程度及生态风险。结果表明,所测7种重金属均值都超过了安徽省土壤背景值,其中As在分层沉积物中的含量变异程度高于其他重金属;研究河段重金属整体污染水平低,其中Cd的富集程度最大且波动较大;以土壤重金属风险筛选值和背景值为评价标准计算得到的研究河段生态风险程度分别为轻微风险和中等风险。Cd对综合潜在生态风险指数起关键作用,应加强对Cd的监测与控制。

数字人文视角下古籍资源知识挖掘与可视化研究——以《隋唐演义》为例

文章从数字人文角度出发,以图书馆馆藏资源及各类电子数据库为主要来源,运用SNS、Python、Gephi、QGIS等技术和软件,通过数据模型和传统图表结合的形式,绘制历史演义小说《隋唐演义》人物关系及时空分布的可视化图谱。相关的分析结果有助于完成古籍的深入挖掘,丰富人文研究的范式,为古籍资源的整合与知识数据的联结提供新的思路。

经皮多根针联合生血补髓汤治疗老年肱骨外科颈骨折疗效及安全性研究

目的:探讨应用多根克氏针经皮固定联合生血补髓汤治疗老年肱骨外科颈骨折的临床应用效果及安全性.方法:选取惠州华康医院2020年1月-2022年4月收治的60例老年肱骨外科颈骨折患者为研究对象,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研究组和对照组,每组30例,研究组采用经皮多根克氏针固定联合生血补髓汤治疗,对照组采用经皮多根克氏针固定治疗.比较2组患者的肩关节功能康复情况、疗效及血清钙(OC)、25-羟基维生素D3(25-(OH)-D3)、血红蛋白(HB)、谷丙转氨酶(ALT)、尿素(Urea)、肌酐(Cr)检测结果的数值.结果:术后6个月,研究组Neer肩关节功能各个项目评分均高于对照组,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研究组优良率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研究组OC、25-(OH)-D3、HB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2组ALT、Urea、Cr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老年肱骨外科颈骨折患者接受经皮多根克氏针内固定、生血补髓汤联合治疗可获得更优疗效,有利于促进老年患者骨折愈合,加速肩关节功能康复,是治疗老年肱骨外科颈骨折的一种安全、有效的治疗方法,对提高及保障老年患者生活质量、身心健康具有重要临床价值.

基于敦煌医药求子方药探讨隋唐时期不孕症的辨治规律

不孕症为全球关注的难题和妇科常见病之一。中医药治疗不孕症有独特的优势。隋唐时期的中医医书文献蕴含了宝贵的求子经验,值得挖掘、整理和分析,以探讨辨证论治不孕症的规律。这将为临床辨治提供参考,并进一步促进不孕症的治疗和研究。文章通过深入研究敦煌医药求子方药,为中医药治疗不孕症提供新的启示和思路。

新刊隋唐墓志释文补正

隋唐墓志是研究隋唐历史、语言的重要材料之一。由于碑面磨泐、文中多俗讹字等原因,墓志录文多有失误。通过对《书法》《中原文物》《文物》《考古与文物》《文物季刊》《文博》等刊物近年发表的部分隋唐墓志进行校读,供广大读者和学界参考。

隋唐长安城东北角夹城及十王宅遗址2023年度发掘简报

隋唐长安城东北角夹城及十王宅遗址位于隋唐长安城遗址东北部。2023年5月至12月,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对该遗址区域内外郭城北城墙、十王宅北坊墙、北坊墙外的排水沟、北坊墙与外郭城北城墙之间的唐代地面、十王宅内院落院墙墙基进行了主动性发掘,清理了坊墙、院墙、路面、排水沟等遗迹,并解剖了外郭城北城墙、十王宅北坊墙、北坊墙外排水沟、十王宅院墙墙基。本文即是对2023年度发掘工作主要收获的简报。

隋唐与北宋淮河流域湿地系统格局变迁

基于"国家地理基础信息数据库"和《中国历史地图集—隋唐、北宋》为主信息源,生成隋唐(公元581-907年)和北宋(公元960-1127年)时期淮河流域湿地系统宏观格局分布图,结合淮河流域的相关历史地理文献,分析了隋唐和北宋时期淮河流域湿地系统的宏观格局变化,探讨了该历史时期淮水流域湿地系统的主要湿地类型的变化趋势、驱动与效应。研究表明:隋唐和北宋时,淮水流域湿地系统的宏观格局变化不大,隋唐时处在稳定阶段,北宋时处在较稳定阶段。河流和湖沼等自然湿地宏观分布格局变化小,是当时流域湿地系统保持宏观格局稳定的基本原因。流域湿地系统变化主要来自于以运渠、库塘和灌溉沟渠等为主的人工湿地的发展和演变,隋唐王朝的宏观政策促进了当时流域各类人工湿地的发展;唐末—北宋熙宁元年,流域各类人工湿地因战争等政治原因大量荒废;北宋中期后因系列新政实施,流域人工湿地又得以再次发展。隋唐—北宋时淮河流域人工湿地的变化与历代王朝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关联影响。

隋唐时期气候冷暖特征与气候波动

本文依据物候、动物分布、孢粉、雪线和海平面等相关资料，对隋唐时期气候冷暖特征进行了深入研究，重新肯定了竺可桢关于中国近5000年来气候变迁研究的基本结论，并对隋唐温暖期的起讫时代作了修正。在此基础上，对这一时期气候波动状况也作了相应探讨。结果表明，隋唐时期气候冷暖特征是以温暖为主，如与现代气候相比较，则当时年平均温度高1℃左右，气候带的纬度北移1°左右。包括南北朝晚期、五代、北宋中前期在内的隋唐温暖期（550～1050年）存在由温暖－寒冷－温暖的气候波动，其中的寒冷期持续时间约为150年左右（800～950年），第1个温暖期（550－800年）和第2个温暖期（950－1050年）则分别为250年和100年左右。这一现象反映了在持续时间约500年的隋唐温暖期中有渐趋寒冷的趋势，而这正与中国近5000年来气候总体上由暖转寒的趋势相吻合。

隋唐时期药物衡量单位的考察

隋朝度量衡改制,但医药、天文、乐律方面并未改制,造成了大、小2种制式。唐代度量衡基本沿用隋制,并且将隋以来的大小制按典章制度作了规定。除大小秤以外,在衡器变动中,与医学相关较为紧密的还有钱、分等。

隋唐五代时期苜蓿栽培利用刍考

秦汉以来,唐马最盛。马嗜苜蓿,苜蓿作为马的最佳牧草,为唐马的发展起到了支撑作用。采用植物考据原理与方法,以记载隋唐五代苜蓿的典籍为基础,结合现代研究成果,考查了隋唐五代时期苜蓿的种植分布与栽培利用等。结果表明,陇右8坊48监和1296个陆驿的设置,带动了唐苜蓿的发展。《陇右监牧颂德碑》记载:时在陇右牧区,"莳茼麦、苜蓿一千九百顷,以茭蓄禦冬"。考查发现,唐时期陇右、关内、河东三道、安西都、毗沙都和渭河与黄河下游流域乃至郢州等皆有苜蓿分布。《新唐书》记载:"凡驿马,给地四顷,莳以苜蓿。"根据《唐六典》记载的驿站马匹数量,最大的都亭驿站有驿马75匹,应有种植苜蓿等饲料的驿田200hm2,最小的驿站有驿马8匹,应有种植苜蓿等饲料的驿田21.33hm2。驿田之性质与牧田同,这些驿田,用来种植苜蓿,解决马饲料问题。在苜蓿种植管理技术方面,在隋朝设有掌管种植苜蓿的部门,唐有苜蓿丁掌管苜蓿种植,并以律令制度对苜蓿种植进行了规定,建立了以苜蓿为主的饲草基地,解决了冬季饲草这个大规模发展畜牧业的关键问题;唐代仍沿用着汉代苜蓿分期播种技术,加强了苜蓿秋冬季的管理,苜蓿在饲用、食用、药用和香料等方面都有大的发展。隋唐五代苜蓿的管理经验和种植利用技术,对今天我国苜蓿的发展具有积极的鉴借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