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略》、《汉书·艺文志》和《隋书·经籍志》比较探析

《七略》、《汉书·艺文志》和《隋书·经籍志》是我国文献学史上的重要文献目录,均对我国目录学的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三者在体例因袭、著录、分类和创新等方面存在着诸多联系和区别。

唐代书目中选本、评论的位置变迁与总集观念演进

分析了唐代书目中选本、评论的位置变迁情况,考察了唐代古典目录学中总集观念的演进,认为唐代处于转折时期。《隋书·经籍志》将《七录》总集、杂文二部合并为总集类,同时著录多体与分体选本、解释评论之作以及单篇、一人作品,总集范围得以扩大。毋煚《古今书录》延续总集类名,但对所著录文献多有增删,评论著作也被有意识地移置总集类之末。从《隋书·经籍志》到《古今书录》,选本、评论著作的位置发生迁移,呈现出从选、评文章到选、评分列的总集观念动态演进,进一步为宋代总集观念的定型奠定了理论与实践基础。

由集部看“功用”大旗下文学的发展——以《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四库全书总目》为中心

作为文学文献的目录,集部的发展演变能够反映出古典文学的发展演变概况。本文通过对以《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四库全书总目》为中心的书目集部的类目、大小序及其收书的研究,发现在中国古典文学的嬗变过程中,文学功用论贯穿始终,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隋书·经籍志》作者辩证

《隋书·经籍志》是我国中古时期重要的目录学著作之一。它为何人所编撰,历来有不同意见。文章经探索辩证,认为《隋书·经籍志》不可能为魏征所写,应为唐高宗初年长孙无忌主持下的学者所完成。

《隋书·经籍志》杂考三则

《隋书·经籍志》是"五代史志"之一,修纂过程系依据《隋大业正御书目》,贞观初年点对"见存",于本志中可见若干条文证据;《七录》在分类体系、著录形式等方面影响《隋志》,如处士征召不就,南北朝书目旧式著录衔名例称"某官征不就/起/拜";写本文献中多有"细字"书写,每纸容字约为一般书写四倍左右,据此推论《隋志》著录中当有"细字"文献。

从三部传统目录学著作看古代《庄子》的传播与接受

《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和《四库全书总目》作为我国官修史志目录学著作中的三座里程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包括道家在内的诸子百家的学术流变。通过考察三部目录学著作对道家文献尤其是《庄子》相关文献的收录情况,我们可以对《庄子》在古代较为复杂的传播与接受历程有一个大体的认识。

《汉书·艺文志》与《隋书·经籍志》对比探析

《汉书·艺文志》和《隋书·经籍志》是我国现存较早的图书目录,从学术源流、编纂依据、编撰方法以及分类体系和著录体例几个方面对《汉书.艺文志》和《隋书.经籍志》进行对比分析,探求传统目录学的发展轨迹以及两《志》在目录学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字书》成书时间考

《隋书·经籍志》中所载之《字书》,在后世流传过程中佚失。通过传世辞书对该书的大量征引以及清代学者的辑佚分析,大致可以勾勒此书在收词、释义方面的特点。但成书时间目前可见文献往往语焉不详,致使无法在辞书发展史上给它以准确定位。从侧面对同时期相关文献进行推考,佐以同类辞书收词、释义的比较,基本可得出其成书时间约为南北朝中后期(公元510—527年)。

《三目类序释评》献疑

《三目类序释评》是李致忠先生目录学方面的一部力作,对《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四库全书总目》的类序进行了注释与述评,在中国目录学史上贡献极大。然而,《三目类序释评》在《汉书·艺文志》总序、《汉志·六艺略》总序、《隋书·经籍志》总序、《隋志·小学类》小序、《四库全书总目·凡例》第六条、《四库全书总目·书类》小序等多处也存在讹误。

魏晋至隋朝地理书的演变及数量增多的原因——从《汉书·艺文志》到《隋书·经籍志》

《汉书·艺文志》中与地理有关的书目主要涉及兵书地形、五行形法,经过魏晋南北朝的发展,《隋书·经籍志》中的地理书逐渐演变独立,划分为史部中的地理类。伴随着地理学科的独立和发展,地理书的数量激增,其原因与演变过程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各朝代有着不同的主导因素:魏晋时期,"求异志怪"的地理观与宗教特色的生活方式引发了对地理的重新认识与思考;南北朝时期,"求真竞美"的创作观念促进了地理书的撰写;隋朝时期,"上计"资料搜集制度帮助了地理书的创作与编纂。

《汉书·艺文志》与《隋书·经籍志》之比较——以小说为例

《汉书·艺文志》与《隋书·经籍志》是中国古典目录学发展史上两部里程碑式的史志目录学著作,旨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通过两部书目对小说文献目录的分类、对小说概念的认识,分析小说文体的源流和演进。

论《隋书·经籍志》经部中《孝经》的次序变化

《隋书·经籍志》作为我国第二部现存的史志目录,影响巨大,更标志着“四分法”的确立。与前作《汉书·艺文志》相比,其经部中《孝经》的次序发生了变化,与《论语》交换了位置,虽然只是一个小变动,但其背后却体现了唐代的政治背景以及魏徵的主观选择等问题。

“《法书目录》六卷”考辨

通过详细考察《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及《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六卷《法书目录》的具体位置,揭示出《隋书·经籍志》因误读“泰始六年”年号,将南朝宋明帝时人虞龢的六卷《法书目录》当作西晋武帝时作品著录的错误,进而确证了《隋书·经籍志》中佚名之六卷《法书目录》,即《旧/新唐书·经籍/艺文志》所记载虞龢的同名著述。同时,也对姚振宗、余嘉锡、姚名达等先生在古典目录学史论著中的错误观点进行了纠正。

杂史类考辨——兼论典籍类属变易的影响因素

杂史类是我国传统四部分类法之史部二级类目,肇自《隋书·经籍志》,其后官私目录皆有沿袭与模仿。作为辨义类目,杂史类的著录范围历代多有调整,但都遵循《隋书·经籍志》所奠定的杂史文类观,其内在意涵更是被修史者泛化为广义上的杂史文类。到清代修《四库全书总目》时才对杂史类拟出较为科学的著录标准。然而,历代曾被归入杂史类的典籍往往类属变易频仍,主要因为杂史类以义立类的局限性和典籍内容的复杂性,也取决于修史者的主观裁决与权宜心态。

《东观汉记》“自永初以下阙续”考

《东观汉记》作为东汉一朝的国史,对于东汉历史研究意义重大。然而,该书不仅很早就已散佚,而且关于其起讫年代、篇卷数量,在文献中也存在着几种不同的说法。这种情形的出现源于《东观汉记》经历了漫长而复杂的成书过程,亦源于《东观汉记》有别于一般正史的"随写随传"的传播方式,以及后人在整理、抄录《东观汉记》一书时,尚缺乏严密的文献整理条例。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今存《东观汉记》辑本的体例与文献性质。

以《汉书·艺文志》等四种目录书论医籍史发展

《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文献通考·经籍考》《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是我国古代较为重要的目录书,可反映图书的存佚、流传情况以及学术的发展演变。在著录医籍的数量方面,到了《文献通考·经籍考》开始大幅增加。在诊断方面的医书上,自《隋书·经籍志》开始著录,以辨脉象为主。经方类医书以《隋书·经籍志》著录的数量最多,多是小型方书。《文献通考·经籍考》则收载了规模较大的方书,如《太平圣惠方》《太平惠民和剂局方》。针灸方面,《汉书·艺文志》无记载,《隋书·经籍志》收载的书目最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与其他三部目录书的不同,主要表现在医案、医论、综合性医书数量的大大增加。这四部目录书所著录的医籍数量、著录内容逐步增多,医籍分类、编纂体例越来越细化、精密,可清晰反映一段历史时期内医书的流传情况。

《隋志》总集观念

《隋志》总集观念的基本特征在于将"总集"与"总集类"区别对待,这有助于廓清以往关于《隋志》总集的模糊认识。西晋挚虞的《文章流别集》以例称善,《隋志》标举其为总集之轨则。《隋志》"总集类"只是以"总集"之名提其纲,并非全然总集。《隋志》总集类的性质和著录范围可从《唐六典》、《旧唐志》中推知。

《隋书·经籍志》著录重出文献述微

文献重出特指某种典籍重复出现目录学著作之中。古代学者针对《隋志》文献重出现象的举例和分析,不免流于宽泛。适当考虑典籍称名特别是严格要求卷数和撰者相同,应是判断《隋志》文献重出的前提条件。《隋志》著录重出文献非常明显,主要表现为两种基本模式,亦即同一种文献在两种类别中出现、同一种文献在同一类别中两出,其实际分类则详细表现为七种情况。究其缘由,一方面缘于文献本身在形制和内涵方面的双重性、交叉性以及复杂性,以致撰者在文献归类时无所适从,另一方面归因于撰者并未检读原典,而是直接综合前代目录学成果,甚至在文献归类后没有进行严格校勘。此外,撰人众多导致责任不明和体例不一,事后未经有效统改和严谨处理,同样容易出现重出和淆杂之弊。文献析出也会影响到宽泛意义上的文献重出。《隋志》文献重出现象足以给后学以重要启示。

《群书治要》所引《论语》及其注解研究

唐初,魏徵等人所编《群书治要》一书,引用经部典籍十二种,皆为唐初旧本。《群书治要》所采录的典籍分属经、史、子三部,与《隋书·经籍志》之载实一脉相承。《群书治要》的编纂目的以助于唐太宗治国为主,《论语》中《学而》一部分,与《治要》主旨关系并不密切,故《治要》未加采纳。《群书治要》成书于唐初,其所引《论语》注解包括了《集解》本和郑玄注本。《群书治要》保留了典籍旧貌,可利用《治要》引文讨论今本《论语》之误文与脱文,有重要的校勘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