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国时期传媒影响司法的两个标本

清末伴随着中文报刊的诞生,法制新闻也粉墨登场并践行其报道法制事件、传达舆情民声、监督司法审判的功能。《申报》对杨乃武与小白菜案件的报道和评论是传媒监督司法的开山之作,对冤案的最终翻案起到了具有某种牵动全局的关键性作用,并通过个案的监督,推动中国司法制度的变革。民国时期施剑翘刺杀孙传芳案中,媒体担当了"舆论法庭"职责,将法律命题转化为道德命题,从而剑走偏锋,成为媒介操控下的舆论审判。两个"标本"显示了:媒介报道整合的公众舆论对司法审判的影响力不容忽视;大众传媒的受众本位决定了传媒以公众普遍认可的社会道德观念为基准点来整合舆论;受众的故事化偏好又决定了大众传媒在法制报道上的"好奇(案)情结"并引发故事化叙事模式对审判的干扰;在权力本位的社会结构中,舆论对司法的最终起作用尚需要权力因素的支持与配合。

浙奉战争与北伐前夕中国政局的转换

浙奉战争是孙传芳与张作霖两派为争夺江浙地盘而进行的战争。这场战争对北伐战争前夕中国政治、军事形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成为全国人民反奉运动的导火线,在全国掀起了一个反奉的高潮。是导致北伐前夕中国政局转换的关键性事件。它也为北伐战争初期的顺利进行,客观上创造了有利条件。

纸上硝烟:1926年媒体视野中的“孙蒋”江西之战——以天津《大公报》为中心的探讨

1926年9月至11月,蒋介石领导的北伐军与孙传芳势力之间发生了争夺江西的战争。对于此次战争,《大公报》从"孙蒋"对比、"终须一战"、"孙蒋"之战、战中之"和"、"蒋介石生死如何"等几个方面进行了非常充分的报道与分析,不仅展现了该报的基本立场与态度,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媒体乃至社会舆论在相关问题上的关注焦点与价值取向。

孙传芳经营江浙论略

孙传芳作为北洋军阀的后起之秀,以其机警狡诈,合纵联横,终于成为称霸东南五省的新直系首领。孙传芳在经营江浙期间,采取了一些顺应民心、安抚民众、推行民治的政治经济措施,既安定了社会秩序,又对本地区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有所裨益。但作为封建军阀,孙传芳思想保守僵化,自私狭隘,又缺乏军事远见和谋略,故难免出现联军内部矛盾重重、分崩离析的局面,更难抵挡北伐军锐利的攻势。其苦心经营年余的江浙地盘也最终尽数失去。

孙传芳遇刺后的社会舆论反应

孙传芳遇刺身亡引发了社会舆论的轩然大波,从中可以反映出民国时期复杂的社会生态。各方围绕着此事,通过当时社会媒体展开了激烈的讨论。以《中央日报》为代表的南京国民政府喉舌对孙传芳的评价基本持否定的态度;以《大公报》为代表的民间报刊舆论则是毁誉参半。因此,作为"过气"政客的孙传芳,在其逝世后一度又成为社会舆论关注的焦点。

民国社会舆论及旗袍热产生的必然与偶然——由孙传芳通令禁着旗袍说起

1925年冬,时任五省联帅的孙传芳通令禁着旗袍,禁令一出便在社会上引起热议,既有赞成者,亦不乏反对的声音。其中舆论主要集中在《晶报》和《紫罗兰》两个阵地,一方代表了普通市民的声音,另一方代表了文人的观点,展现了1926年初旗袍禁令引发的舆论热潮,也促成了旗袍的广泛流行。1926年旗袍热的产生既是男女平等思想影响下服饰选择逐渐自由化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有当权者强压下集体反抗引起的突发性改变,展现了旗袍这种彰显自由平等思想的新兴服饰在社会事件和媒体推动下的流行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