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渚图徽及“太阳神”刻绘符号研究

良渚文化觋兽图徽不仅本身是“太阳神”符号的载体,而且衍生出多种的器物和纹样。在考古学、文献学的基础上,以刻绘符号为线索对“太阳神”图案进行探讨。从极具艺术特性的觋兽图徽到内容意义独立的“昊”字符号,“太阳神”图案从“象”发展到“像”,不仅表现了“神―器―巫”图案互动模式从单线联系发展为的循环相连,还意味着符号的象征形态从不自觉进入到崇高。

法老时代埃及王权的演进

法老王权在整个古代世界文明中是极具特色的,它几乎成为古埃及文明的象征;同时,它也与埃及国家的兴起、强大、顶峰、分裂和埃及文明的形成、发展、昌盛、衰落息息相关。从法老王权的演进可以看到整个古埃及文明的行进脉络。

关于太阳神苏利耶图像

本文围绕印度的苏利耶图像、至后笈多时期的古代期为中心,探索有关苏利耶图像的历史变迁、图像变化,以及苏利耶图像外来表现形式的由来,及其图像系统。探明苏利耶图像在塞族.帕提亚时期、贵霜时期、笈多后期几经演变,形成了多种多样的图像变化,那些造型变化都是以吠陀以来的苏利耶形象为基础。而苏利耶图像中非常浓厚的外来影响与历史因素密切相关,这就是苏利耶图像的特征。

阿波罗形象的演变系谱——古希腊神话历史研究之一

具有小亚细亚背景的阿波罗神在希腊神话再造过程中演化出多重身份,并与希腊本土太阳神赫利俄斯发生置换与混同。荷马和赫希俄德讲到的太阳神还是赫利俄斯,阿波罗为射手神,医神和乐神(文艺之神);希罗多德《历史》则将赫利俄斯排除在奥林波斯十二主神之外,让少壮派神灵阿波罗登堂入室;公元前五世纪的悲剧作家称阿波罗为太阳神,并将其神谕视为不可抗拒的天命;在泛希腊化时代,阿波罗的太阳神地位已不可动摇;在米利都学派和苏格拉底的言论中,阿波罗已向理性之神的方向发展。本文探讨如下问题:作为起源古老而又经过不断再造的一位重要神灵,外来的阿波罗是如何在希腊本土逐步取代赫利俄斯而登上太阳神宝座的?他在古希腊各历史时期的身份转变体现出怎样的时代文化特点?从阿波罗神话的再造过程中透露出哪些历史的、悲剧的和哲学的信息?

战国秦汉时期的祠行信仰——以出土简牍《日书》为中心的考察

行神为古代"五祀"之一。在春秋以降"礼乐崩坏"的社会大背景下,"五祀"的等级差别和职能发生了明显变化,行神成为普通民众奉祀的重要神灵。从出土简牍《日书》文献来看,在择吉之风盛行的战国秦汉时期,祠"行"的时日、地点、用牲的选择已深受五行学说的影响。而随着秦汉时期文化大一统下对各地神灵谱系的系统化整合,行神的形象也由抽象化的神主而逐渐人形化,反映出这一时期神灵形象由抽象化的神本位向具体化的人本位转变的演化特点。

试论商周神权政治的构建与整合 ——兼论商周时期的日神与天神崇拜

商周时期是神权政治形成与发展的重要阶段。判断神权政治的核心原则即是宗教在意识形态领域占主导地位。我国先秦时期宗教是一种普遍的文化现象,本文从殷商贵族对日神和天神的高度崇拜入手,探索商代神权政治的初步建构;并论证西周贵族对神权政治新理念的形成与神权政治体系的重新整合。

金沙“太阳神鸟”文化解读

“太阳神鸟”金徽可以看成古蜀文化的载体。徽记上绕日飞行的鸟类,是鹭类的鸀(王鳥)(烛玉),一种群集性的水禽。由于鹭与鼓自古就联系紧密,西南民族习用的铜鼓,常有鹭纹存在。金徽与铜鼓之间以鹭为桥梁,金徽图案便移用到铜鼓上,使铜鼓图纹与金徽有惊人相似性。如此,便可将铜鼓用作解读金徽内涵的敲门砖。于是看出,金徽说明了负阴抱阳的圜道；动水对炎火的制约；从而引申出预防灾患的意识。

日本国体论源史考

在研读中国历史典籍以及日本《古事记》、《日本书纪》关于日本古代历史记载的基础上,以"崇拜太阳神"与"崇拜鬼道"为切入点,探讨日本"国体论"产生的意图性,即为统治阶级的代表——天皇服务;以"信仰鬼道"与"信仰天皇圣性"为出发点,探讨日本"神道为国家最高精神理念"的国体论精神根源;从"日出处天子"与"神国意识"的角度,揭示日本在对外由始称"臣国"到自称"神国"这种由卑微到傲慢的转变中,膨胀的不是国力、国体,而是对"自我神明"的信仰。这正是统治阶层所期望的把神道崇拜、天皇崇拜和国家崇拜融合成外在的"神国思想"、内在的"天皇信仰"的国体论本质。由此得出"在古代日本,作为国家信仰的国体实际上就是一种国家崇拜的宗教"的结论。

巨笔华彩绘太阳——论《东君》中的太阳神形象及塑造该形象的手法

《东君》是中国文学的第一支太阳礼赞曲,它成功地塑造了太阳神———东君的形象。这个形象包括五个层面:俊逸威武的外部形象;光明的源泉与化身;正义与胜利的化身;勤劳的美德;凡世常人的情态。作者运用了三种卓有成效的艺术手法来塑造该形象:恢宏的想象与巧妙的构思;拟人化的手法;强烈的动态化描写。

重视中国艺术精神象征物的研究——兼评舞蹈说、日神说、酒神说、月亮说、龙凤说

艺术是中华文化的精华,能够深刻地传达出中华文化的精神境界和生活趣味。从一定意义上说,理解了中国艺术精神,也便体悟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灵魂。因此,中国艺术精神研究是一个重要命题,而对其象征物的研究则是研究中国艺术精神的有效渠道。在西方,尼采《悲剧的诞生》是艺术精神象征物研究的典范。在尼采看来,希腊艺术精神见之于酒神与日神,二者是希腊艺术乃至全部人类艺术的象征物。在我国,对艺术精神象征物的研究也有一些初步的讨论,出现了诸如舞蹈说、日神说、酒神说、月亮说和龙凤说等几家代表性学说。这些研究成果令人欣慰,但也由于种种原因让人并不十分满足。研究中国艺术精神的象征物,需要遵循不照搬、不唯一、找源头、定范围等几点原则。

太阳诗人的精神寻根——楚辞中的日神意象及其人类学解读

日神崇拜是原始时代世界各民族较为普遍的图腾崇拜,楚民族就是一个崇拜太阳的民族。但楚辞神话中的日神意象已然不是远古意义上的图腾崇拜,它是理性文明时代的诗人情怀,是诗人以神话思维、神话话语建构的符号世界和意义世界,它是在理性世界迷失了"家园"的诗人的精神寻根。屈原不断以"太阳"意象表达着这种寻根意识,以此来确认祖先的神圣与自我的神圣,其中隐含着楚民族在逐步走向强大后重拾民族自尊和重建文化信仰的心理欲求。

人祖的神格化:炎帝、祝融与日神崇拜

在上古史传说中,炎帝初被奉祀为火神,后又被升格为日神,其精"朱鸟"与日精踆乌为同一物;祝融为炎帝之佐,从而亦有火神、日神的神格;"祝融"是对火正一职的尊称,而非一人之专名,重黎、吴回、陆终因相继担任火正而都有"祝融"之尊号。祝融是楚人的先祖,楚人奉祀祝融,自然也尊奉祝融所依从的炎帝,楚人以炎帝、祝融为日神,是英雄、祖先崇拜与太阳崇拜相结合的产物,是人神合一的日神崇拜。

日本的太阳神神话研究

以"记纪神话"为研究对象,论述了日本神话中太阳神的诞生与死后复出、太阳神由自然神和动物神演化为天皇氏族祖先神的过程、太阳神与稻作民族和祭司的关系。认为日本各地的氏族原先有自己信仰的太阳神,后来随着天皇氏族掌握政权,其信仰的天照大神替代了其他氏族信仰的太阳神,成为天皇氏族的祖先神;她是稻作民族的守护神,是太阳神的祭司死后被升格为原先自己所祭祀的神祗的结果。

日月神话的神灵形象与母题的通约性演变

从史料、文献入手,对各民族日月神话、神灵形象的记述及母题的通约性演变进行梳理与分析,目的在于通过民族间的比较,借以窥视、回溯神话遗存的原始面貌及其所演绎的解释世界、观察宇宙和探问宇宙自然观的方式。神话中扭曲的形象、诡奇的情节,是原始初民对人生、宇宙的关照和理解,包含着古俗文化的本源性和始基性因子。

祖宗谱系神话的遗失和疏离——从先楚祖宗谱系看屈原的创作

先楚祖宗谱系记载许多楚族神话 ,屈原的文学作品 ,对先楚祖宗谱系神话这份文化遗产有许多遗失和疏离。屈原作品的太阳树神话 ,涉及到东方和西北 ,而没有提到若水的太阳树 ;作品中的时间神取自东夷族 ,而不是来自先楚谱系 ;共工早期是平治水土的英雄 ,但这段历史没有进入屈原的视域。本文注重文字的训诂考证 。

古希腊神话话语的神学阐释

作为西方文化发展演变的重要思想资源,古希腊神学植根于希腊神话这一古朴的人文精神共同体中,追溯希腊文化之源神话话语所含藏的神学思想,有助于拓展神话研究的空间,发掘其独特的精神价值,尤其是对于把握希腊神话与宗教、希腊精神信仰具有极大的精神启示作用。

从史籍记载看十三世纪蒙古“拜天之礼”和所拜之“天”

蒙古族十二三世纪有特定仪式要求的"拜天之礼"与其萨满教中的"祭天之礼"判然有别。考察中外史籍表明成吉思汗征金和讨伐花剌子模前行"拜天之礼"所拜的乃"天(腾格里)"或"长生天(蒙客.腾格里)",而非俄译本转译《史集》汉译本之伊斯兰教的"真主";这两次礼拜仪式结合上古人对天的认识考证帖木真逃脱三姓蔑儿乞惕人偷袭后所行拜太阳之礼,其仪式与拜天仪式完全相同。据此推断古代蒙古人所崇奉的"天"和晚近始出现的"长生天"指的正是太阳、也指月亮。

饶宗颐先生与《近东开辟史诗》

《近东开辟史诗》是1976年饶宗颐先生翻译的研究古代西亚创世神话的重要著作,也是我国学者首次全文翻译古代西亚史诗,因此对于我国古代西亚历史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古代西亚的创世神话起源自苏美尔文明时期。由于时代的局限性,饶先生的翻译也存在一定的误读,如马尔都克并不是古代西亚的太阳神。

《颂歌》的内在结构及其仪式化——格奥尔格的《颂歌》的结构解析

《颂歌》是德国著名诗人斯特凡·格奥尔格出版的第一部诗集。关于这部诗集是不是欧洲文学传统意义上的"颂歌",西方评论界素有争议。本文通过对《颂歌》18首诗歌的结构分析,认为《颂歌》继承了欧洲传统的用于礼拜仪式的宗教颂神歌的结构,《颂歌》的仪式化与格奥尔格的艺术宗教密切相关。仪式指明了艺术神圣化的新道路。

神与魔的博弈——对《西游记》主题的文化学阐释

本文通过《西游记》中神、人、魔的三界同构及其相互关系的分析,指出孙悟空对现存秩序的破坏和反抗是一种"策略逆转"的反抗,因为旧契约的破坏并没有指向新契约的产生,只是将自己换成立约者,故支撑着这一秩序的"文化核心"或者说"文化基因"并没有遭到破坏,它必然在暂时的社会震荡结束后将自我重新复制出来,就像"凤凰涅槃"一样。因此,孙悟空的反叛只是在传统的圈子里打转,不会给社会制度的进步带来任何新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