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时经验与孙犁抗战小说的美学创造

孙犁的文学生涯始于抗日战争时期。抗战时期的生活经验既是孙犁创作的重要资源,也是其抗战小说风格形成的基本背景。孙犁的抗战小说大多关注根据地群众的生活,而较少涉及战争场景,并形成了舒缓的美学风格,这与晋察冀的敌后战斗环境,以及他在根据地的工作经历有直接关联。战争时期的记者生涯,直接催生孙犁的文学创作,其最初的创作经历了从通讯、速写到小说的演变历程,战时通讯的文体要求也限制、影响了孙犁抗战小说的文本风貌。敌后抗战带来的时空变化影响了作家的主体感知,行军迁移中的空间转换在其小说中形成了平原—山地的叙述结构。而游击战争的夜间活动,促发了孙犁笔下“星月”意象的频繁出现和战时书写。回到作家文学起步时期的原生环境,可以进一步打开孙犁抗战小说的经验脉络和历史细节,理解孙犁文学风格和文本面貌形成的历史与现实因素。

Novell赢得Unix版权

在与SCO公司长期的法律斗争中，Novell公司近日赢得了重大胜利。美国一位地区法院法官裁定，No-veil是Unix和UnixWare的版权拥有者，否定了SCO对Novell的诽谤以及违反合同的指控。此外，SCO从Sun和微软收取的许可费用部分应归Novell所有。

Sun走开源路线的启示

2005年，用“如火如茶”这个词来形容开源运动再贴切不过，IBM，Novell和SGI的开源大戏高潮迭起，接踵而来的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Sun的开源盛宴，从OpenOffice到OpenSolaris，再到梦想之中的Java开源。

孙犁抗战小说与中国文学的“征夫-思妇”征戍抒情传统

孙犁抗战小说的鲜明个人风格,奠基于他同时重视“现实生活”“民族性格”“民族传统”的高度理论自觉。这些作品以“战士思乡”“异地怀人”为审美主线,深度呼应了中国文学“征夫-思妇”母题的征戍抒情传统。其中“抗属家务事”叙述深刻而丰富地体现了“征夫-思妇”母题的古今意涵及其和合共生关系;“战地儿女情”叙述则以“拟亲属”伦理关系转换和“得胜回头”式跨时空怀想,表现出“拟征夫-思妇”的深层思维路向。“征夫-思妇”征戌抒情传统既有深厚的审美文化积淀,又有中国农业文明家庭结构形态和中华文明连续性特征的文明史基础,具有文明规律之“源”和文学传统之“流”有机融汇、合而为一的艺术优势,孙犁抗战小说的审美经典性就建立在这雄厚的基础之上。

文学与科幻电影的跨媒介融通——以石黑一雄的《克拉拉与太阳》为例

《克拉拉与太阳》是英籍日裔作家石黑一雄的最新力作,小说以科技高速发展的未来社会为背景,描写极富人性特质的儿童型智能机器人克拉拉对人类社会的观察和反思,以及与乔西一家的相遇和分离。作为其科幻新作,《克拉拉与太阳》体现了文学与电影的融通,展现出科幻元素与小说创作的完美结合,以及作者突破语言限制、推进多元媒介融合的艺术实践。石黑一雄在《克拉拉与太阳》中不仅将《终结者Ⅱ》的T-800融入小说主人公的形象创设之中,以开阔的批判视野呈现了人类对种族主义的隐喻和反思,而且将科幻经典《2001:太空漫游》结尾处的几何化的视觉图景创造性地呈现为克拉拉颇具主观性的观察模式,展现了科技与人文的碰撞,从而实现了文学与科幻电影的跨媒介融通。

孙犁小说的革命风景及其书写机制

"真善美的极致"一直是孙犁执着坚持的文学追求。在这样的文学观念影响下,"阶级"和"革命"等意识形态话语在他的小说中被"装饰"成优美的田园风光,变成了一幅有待发现的"风景"。在孙犁笔下,风景并不是仅仅存在于审美层面,而是包含着鲜明的意识形态内容,而这样的意识形态内容是作家主动渗透和主观建构的。"革命风景"在孙犁小说中真正成为了主体和客体相互建构,个人与时代相互纠缠,自然、历史、时代相互渗透的文学景观。在孙犁笔下,看似云淡风轻的田园风情、温情脉脉的人性人情,其实都包含着抗战背景下多种话语的张力书写;看似革命话语统编一切,但人性话语却在张力书写中成为风景的一极,最富艺术的生长力和时代的穿透力。这样的书写范式,主观上迎合了时代的要求,客观上开拓了革命话语的书写空间,使得孙犁小说的风景书写呈现出丰富的文化意蕴。

乡土守望中的审美文化视域——论孙惠芬小说的文化意蕴

辽宁籍著名女作家孙惠芬的小说创作,在乡土守望之中展现了广阔的审美文化视域。她的小说文本再现了儒家文化所蕴藏的家族主义、伦理本位和血脉亲情等诸多文化符码。在人物塑造和故事建构中再现生活在黑土地上的小人物的侠骨柔情,呈现"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波澜壮阔的海洋文化特色,把女人对男人的依附指数大幅降低,极力突出其"独立"追求和"忍韧"性格,她笔下的典型人物性格立体可感。她的小说蕴藉着丰富的儒家文化、侠义文化、海洋文化、女性文化的意蕴。

萧红小说中太阳意象的叙事功能

萧红小说中的太阳意象绵密奇崛,多采丰盈,寓意苍凉邃远。其叙事功能表现在两个层面:其一是描述性功能。指太阳意象仅作为单纯的自然现象的环境描写出现,为作品提供时间背景,创造氛围;其二是隐喻性功能。指太阳意象既是温暖、正义、光明和希望的象征,又是挣扎在"生死场"上底层民众艰难生存图景的外显,更是暴戾社会男权专制的写照。透过太阳意象,萧红展示了小说创设的情境氛围,更突显出她对民众疾苦的凝视和同情、对男权专制强有力的痛斥和鞭挞。

孙犁小说的诗性特质

孙犁小说具有绵远的艺术魅力,从文体上看,这是因为他的小说具有鲜明的诗性特征。主要表现是:一、人物形象的诗化,孙犁是将农村青年妇女当作“美的极致”的化身来表现的。二、诗的意境创造在小说中占有相当突出的地位。三、情节淡化,结构随意,呈形散而神聚之美。四、好用并善用比喻,讲求语言的韵律美,用语俭省而富有言外之意,这些都使孙犁小说语言具有了诗的韵致。

生命深处的喧嚣与骚动——论孙惠芳小说中的女性世界

孙惠芳是一位守望乡土的女性作家,在小说创作中,她依据女性切身的生命体验,建构出一个以荡妇为基本特征的乡村女性世界。概括为三类人物系列:一是在越轨的行为中,蕴含着对精神境界的向往与提升;二是在情欲的驱动下,表现出对生活法则与道德规范的大胆蔑视与叛逆;三是采用传统的偷情或调情方式获取生命激情的宣泄和满足。在作者笔下,所有女性都无法逃脱既定的悲剧命运。在当代文坛上,孙惠芳所表现出的女性体验、生命视角与人性关爱具有积极的探索意义。

《三国志通俗演义》复仇观与孙吴文化

《三国志通俗演义》对于复仇主体行使复仇动机方式以及相关影响,都有多重表现。吴越地域复仇文化的长期侵染,和人们以此为尚的自豪感更是不应忽视的。鲁迅对来自复仇之乡的自已有复仇偏好,就毫不掩饰。小说在江东形象群尤其是孙权、徐氏等“超群杰出”的艺术表现中,围绕着主要人物的复仇观、人才观,从吴越复仇文化宝库和孙吴地区民间习俗中汲取了丰富养料。

孙犁“抗日小说”三题

孙犁 1940年代下半期的“抗战小说”别具一种丰足的阴柔妩媚的幽美。这种幽美多情的作品是否“真实记录”了中国北方人民抗击日本侵略的“神圣战争” ?对这一问题的回答 ,关键在于弄清向孙犁要求何种意义上的“真实” ?从“真实性”的角度追问孙犁“抗日小说”的价值 ,本无可厚非 ,但这种追问如果忘记了孙犁的生活道路和创作环境 ,便容易成为无的放矢。

孙甘露小说超常修辞策略

新时期"先锋小说"提供了20世纪中国文学中最激进的"语言实验";孙甘露则是"先锋小说"代表人物之一,他的每一篇小说几乎都是"异数",是一种文体的实验,其放肆的笔法使他成为上世纪80年代"语言实验"的最极端代表。孙甘露小说语言经过变异或对传统的偏离,无论是语言形式还是语言意义都与传统小说语言形成很大的区别。语言形式的超常表现为:通过语词序列的逆向建构,标点的超常规使用,语形陌生的仿词以造成语形在视觉上的陌生化;过度拉长修饰语和排比句形成语言的超常繁丰;运用"前景化"中的"平行"策略,结合对偶、押韵等传统诗歌修辞手段使小说语言诗歌化。其语言意义的超常表现为:通过词义的非逻辑组合以激活词语的隐含陪义,通过词义的跨义域组合甚至矛盾组合来创造荒诞语义。这些语形、语义的超常变异都是为了传递一种关于潜意识中的非理性、非逻辑的难以言说的内心体验,让读者在惊艳、脱俗的言辞中感受飘浮在文学语言外围的、附加在语义信息之上的外层审美信息。

探索符合古代小说实际的校勘之路——孙楷第古代小说校勘方法浅探

本文以新近出版的《小说旁证》为范例,对孙楷第先生校勘古代小说的成就和方法进行总结,指出他既继承了古籍校勘的一般原则和规范,又根据古代小说的具体情况加以灵活变通和创新,态度审慎,方式得当,探索出一套符合古代小说实际、卓为有效的校勘方法,对古代小说的校勘整理具有典范意义。

诗意缘何生成──论孙犁抗战小说的艺术范式

对孙犁抗战小说的总体认知,人们往往自觉把握出其中的"抒情"与"诗意"品格。这是显在不争的事实。这种品格使孙犁的抗战叙事凸显于那一时代相对来说比较粗砺、干枯的文学创作背景上。然而,对孙犁抗战小说的"诗意"与"抒情"品格,许多研究者只是作为一种既定事实来接受。论者把孙犁的抗战小说作为一种艺术范式来看待,着意从叙述对象的确立、叙事场景的偏好、叙述视角的选取等方面,力图探讨这一艺术范式何以生成。

孙犁土改小说中“物”意象及其叙事功能

"物"是孙犁小说中一个重要的审美维度。孙犁不同时期的小说中留下了人与"物"的不同关系。"物"成为理解孙犁小说的一条重要线索。孙犁小说的风格与叙事嬗变都与"物"有关。只有把握了"物"在孙犁小说中的作用,才能更好地理解孙犁小说的深度和广度。在土改小说中,"物"的叙事功能越发突出,"物"不但具有了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还具有了批判和反思功能。

孙楷第关于《西游记》的版本目录学研究

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中,孙楷第极富学术个性,且硕果累累,但由于某些原因,其学术地位一直未得到充分重视。本文以《西游记》为中心,从诸多新版本的发现、鉴定、考论等方面,审察孙楷第小说目录学研究的学术成就与学术特征,从而准确认识他在现代学术史上特别是《西游记》学术史上的地位。

孙犁抗日小说的人文情怀

孙犁的抗日小说是抗战文学百花园中的一朵奇葩。它散发着浓郁的人文情怀,具有恒久的艺术魅力和独特的文学价值。孙犁抗日小说的人文情怀主要体现在,对战时农村环境的真实描绘,对百姓生存状况的热切关注,对人情人性之美的诗意表达,对民众内心世界的细腻揭示,对冀中乡村风物的生动特写等方面。

《铁木前传》:“京派”乡土小说的“同调”与“变奏”

对农村风景画的细致描绘以及忧郁、怀旧的情调,使得《铁木前传》在风格上非常接近“乡土小说”。虽然孙犁有延安经历,多次强调自己受鲁迅和“左翼”文学影响,但小说中对待农村、农民的态度与“五四”“左翼”乡土小说存在很大不同,其展现出的特质更接近“京派”乡土小说。这种“接近”不是对“京派”乡土小说原封不动地继承,《铁木前传》中“桃花源”的消失、人物“社会属性”的出现,是孙犁在“同调”基础上进行的“变奏”。

孙惠芬小说的家族意识

孙惠芬小说涉及许多家族叙事元素,但与许多作家善于通过宏大叙事来创作家族小说不同,其小说没有宏大叙事,没有精心的故事设计,家族意识是通过稍显散淡的作品人物,尤其是以申家家族成员为代表的人物描写而集中体现出来的。这一特点也使得其小说迥异于当代其他同类题材的小说。孙惠芬小说的家族意识主要体现在具有强烈而焦灼的进城心理、家族本位意识和倚重精神取向三个方面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