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时经验与孙犁抗战小说的美学创造

孙犁的文学生涯始于抗日战争时期。抗战时期的生活经验既是孙犁创作的重要资源,也是其抗战小说风格形成的基本背景。孙犁的抗战小说大多关注根据地群众的生活,而较少涉及战争场景,并形成了舒缓的美学风格,这与晋察冀的敌后战斗环境,以及他在根据地的工作经历有直接关联。战争时期的记者生涯,直接催生孙犁的文学创作,其最初的创作经历了从通讯、速写到小说的演变历程,战时通讯的文体要求也限制、影响了孙犁抗战小说的文本风貌。敌后抗战带来的时空变化影响了作家的主体感知,行军迁移中的空间转换在其小说中形成了平原—山地的叙述结构。而游击战争的夜间活动,促发了孙犁笔下“星月”意象的频繁出现和战时书写。回到作家文学起步时期的原生环境,可以进一步打开孙犁抗战小说的经验脉络和历史细节,理解孙犁文学风格和文本面貌形成的历史与现实因素。

孙犁抗战小说与中国文学的“征夫-思妇”征戍抒情传统

孙犁抗战小说的鲜明个人风格,奠基于他同时重视“现实生活”“民族性格”“民族传统”的高度理论自觉。这些作品以“战士思乡”“异地怀人”为审美主线,深度呼应了中国文学“征夫-思妇”母题的征戍抒情传统。其中“抗属家务事”叙述深刻而丰富地体现了“征夫-思妇”母题的古今意涵及其和合共生关系;“战地儿女情”叙述则以“拟亲属”伦理关系转换和“得胜回头”式跨时空怀想,表现出“拟征夫-思妇”的深层思维路向。“征夫-思妇”征戌抒情传统既有深厚的审美文化积淀,又有中国农业文明家庭结构形态和中华文明连续性特征的文明史基础,具有文明规律之“源”和文学传统之“流”有机融汇、合而为一的艺术优势,孙犁抗战小说的审美经典性就建立在这雄厚的基础之上。

“日影千里差一寸”观念起源新解

日影千里差一寸的观念在中国天文学史上产生过深远影响。结合考古学和考古天文学的新发现和新的研究结论,并重新分析解读相关历史文献的记载,得出日影千里差一寸的观念当产生于国家建立之际黄河中游两个重要的考古学文化——尧都陶寺和禹都王城岗——的日影观测实践。这两个地点观测到的夏至日影分别为1.6尺和1.5尺,也就是《周髀算经》和《周礼》所记载的两个夏至日影长度;通过对早期长度和距离的分析证明两地之间的直线距离接近当时的1000里。这一时期正是中国文明史上日影测量和大范围地理测量相继开始的特殊时期,由此产生了日影千里差一寸的理论观念。

当代陕西儿童文学创作述论

陕西儿童文学在当代儿童文学版图里,是不可小视的。当代陕西儿童文学作家中,李凤杰、王宜振、安武林、孙卫卫等是比较有影响的。陕西儿童文学的发展得益于西北厚重的文学传统和文化积淀,也得益于陕西儿童文学作家的辛勤耕耘。

孙犁小说的革命风景及其书写机制

"真善美的极致"一直是孙犁执着坚持的文学追求。在这样的文学观念影响下,"阶级"和"革命"等意识形态话语在他的小说中被"装饰"成优美的田园风光,变成了一幅有待发现的"风景"。在孙犁笔下,风景并不是仅仅存在于审美层面,而是包含着鲜明的意识形态内容,而这样的意识形态内容是作家主动渗透和主观建构的。"革命风景"在孙犁小说中真正成为了主体和客体相互建构,个人与时代相互纠缠,自然、历史、时代相互渗透的文学景观。在孙犁笔下,看似云淡风轻的田园风情、温情脉脉的人性人情,其实都包含着抗战背景下多种话语的张力书写;看似革命话语统编一切,但人性话语却在张力书写中成为风景的一极,最富艺术的生长力和时代的穿透力。这样的书写范式,主观上迎合了时代的要求,客观上开拓了革命话语的书写空间,使得孙犁小说的风景书写呈现出丰富的文化意蕴。

孙犁小说的诗性特质

孙犁小说具有绵远的艺术魅力,从文体上看,这是因为他的小说具有鲜明的诗性特征。主要表现是:一、人物形象的诗化,孙犁是将农村青年妇女当作“美的极致”的化身来表现的。二、诗的意境创造在小说中占有相当突出的地位。三、情节淡化,结构随意,呈形散而神聚之美。四、好用并善用比喻,讲求语言的韵律美,用语俭省而富有言外之意,这些都使孙犁小说语言具有了诗的韵致。

孙犁“抗日小说”三题

孙犁 1940年代下半期的“抗战小说”别具一种丰足的阴柔妩媚的幽美。这种幽美多情的作品是否“真实记录”了中国北方人民抗击日本侵略的“神圣战争” ?对这一问题的回答 ,关键在于弄清向孙犁要求何种意义上的“真实” ?从“真实性”的角度追问孙犁“抗日小说”的价值 ,本无可厚非 ,但这种追问如果忘记了孙犁的生活道路和创作环境 ,便容易成为无的放矢。

诗意缘何生成──论孙犁抗战小说的艺术范式

对孙犁抗战小说的总体认知,人们往往自觉把握出其中的"抒情"与"诗意"品格。这是显在不争的事实。这种品格使孙犁的抗战叙事凸显于那一时代相对来说比较粗砺、干枯的文学创作背景上。然而,对孙犁抗战小说的"诗意"与"抒情"品格,许多研究者只是作为一种既定事实来接受。论者把孙犁的抗战小说作为一种艺术范式来看待,着意从叙述对象的确立、叙事场景的偏好、叙述视角的选取等方面,力图探讨这一艺术范式何以生成。

孙犁土改小说中“物”意象及其叙事功能

"物"是孙犁小说中一个重要的审美维度。孙犁不同时期的小说中留下了人与"物"的不同关系。"物"成为理解孙犁小说的一条重要线索。孙犁小说的风格与叙事嬗变都与"物"有关。只有把握了"物"在孙犁小说中的作用,才能更好地理解孙犁小说的深度和广度。在土改小说中,"物"的叙事功能越发突出,"物"不但具有了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还具有了批判和反思功能。

文学批评中的大众文化意识形态——从近年来的池莉批判谈起

本文以批评界对近年来在大众市场上十分畅销的池莉小说的批判性研究出发,提出了"大众文化意识形态"与"大众主义"两个核心概念。强调了批评界面对不同的研究对象及时调整批评标准、转换研究思路、拓宽研究视野的必要,并为探索文学与大众文化之间的价值/功能互渗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可能性。

孙犁抗日小说的人文情怀

孙犁的抗日小说是抗战文学百花园中的一朵奇葩。它散发着浓郁的人文情怀,具有恒久的艺术魅力和独特的文学价值。孙犁抗日小说的人文情怀主要体现在,对战时农村环境的真实描绘,对百姓生存状况的热切关注,对人情人性之美的诗意表达,对民众内心世界的细腻揭示,对冀中乡村风物的生动特写等方面。

《铁木前传》:“京派”乡土小说的“同调”与“变奏”

对农村风景画的细致描绘以及忧郁、怀旧的情调,使得《铁木前传》在风格上非常接近“乡土小说”。虽然孙犁有延安经历,多次强调自己受鲁迅和“左翼”文学影响,但小说中对待农村、农民的态度与“五四”“左翼”乡土小说存在很大不同,其展现出的特质更接近“京派”乡土小说。这种“接近”不是对“京派”乡土小说原封不动地继承,《铁木前传》中“桃花源”的消失、人物“社会属性”的出现,是孙犁在“同调”基础上进行的“变奏”。

李劼人历史小说与巴蜀文化新说

李劫人的历史小说既是继承巴蜀文化传统的结果,同时又是对现代巴蜀文化的重要贡献;无论是其历史内容的极大真实,还是准确展示西蜀古都的地域特色、极富表现力地运用四川方言,以及"摆龙门阵"叙事方式所取得的艺术成就,都是这种贡献的具体证明。

孙犁小说的女性形象及其审美追求

孙犁是解放区文学中最擅长描写女性的艺术家 ,他作品中的女性形象与同期作家塑造的女性相比 ,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 :以青年女性为主 ;具有丰富复杂的内涵 ;具有艺术形式的诗意美。这种特殊的女性形象的选择与塑造 ,与作者的家庭出身、个性气质。

民族传统的现代表达——论孙犁40年代的小说创作

孙犁40年代小说创作主要继承了古典文学的传统:在价值取向上,标举和弘扬中华民族数千年的道德品格和性情本色;在艺术风格上,继承唐人纪事的返璞归真和明清小品的素朴清雅;在语言表达上,深得中国古典诗歌、散文行文造句的神髓。但在政治意识、阶级立场、大众话语等时代要求规范下,孙犁却一直经历着边缘化的命运。在新的历史语境下从文学发展史的层面对其重新考察,他在重审传统文化、再构民族艺术、坚守人性立场以及把长期被"病魔化"的农民还原为本真状态等方面都作出了突出贡献。

孙犁“芸斋小说”的文体探索

芸斋小说把古代小说发展中的实录精神与现当代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结合起来,强调尊重作者的观察、体验、思考,作者应以自己的学养、阅历及人道主义精神去接近事实,发现真相。孙犁的小说观念更接近于古代文言小说观念,同时又极大地吸收了现代小说的创作方法,形成了他独特的“芸斋体”。

孙犁抗战小说中的“拟家”结构

孙犁抗战小说的叙述者,多居住在"房东"家里,和房东形成一种"拟家"结构,并以此为叙事模型,讲述"他"与房东家的各种关系。"拟家"结构为孙犁抗战小说的叙事奠定了温情脉脉的基调。"拟家"结构与五四新文学以来的"拆家"叙事一脉相承,它们都紧紧凝聚在中国家族文化这条根脉上,显示出"家"这一文化内核的重要意义。以"拆家"为宗旨的五四新文学强调"破旧","拟家"结构强调"立新"。"拟家"与"拆家"相接续,完成了破旧立新的文化改造工程。因而孙犁的抗战小说,是革命根据地文学的一面旗帜,是五四新文学和革命文学相接续的卯榫。

孙犁抗日小说审美情趣探析

孙犁抗日小说具有独特的浪漫唯美风格。除受到魏晋文化和古典主情文学传统的影响外,孙犁还借鉴了以屠格涅夫为代表的西方浪漫文学和以鲁迅、沈从文为代表的中国现代乡土文学的创作经验,因此,他的抗日小说创作完美地承载了历史赋予的革命使命。

芸斋小说与古代文学

孙犁晚年创作的芸斋小说,继承、发展了古代笔记小说的传统,并借鉴了古代散文的笔法,可称之为带有散文特点的白话笔记小说。这一创作实践,再次昭示了现代文学与古代文学的内在联系。

文人品性:孙犁四五十年代小说的审美特点及其意义

孙犁是 2 0世纪中国重要小说作家 ,从文学史的角度考察孙犁四五十年代的作品即可明了 :其突出意义在于对一种文人趣味和品性的坚守。孙犁小说的人性立场、诗化散文化文体 ,以及阴柔的风格 ,都是这种坚守的具体体现。这种文人趣味和品性 ,对于当时文学政治化倾向是一种有力的矫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