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孙中山故居藏孙中山题赠宋庆龄的书籍考述

上海孙中山故居是孙中山、宋庆龄婚后唯一的固定寓所,故居保留了孙宋婚姻生活的诸多见证物,尤以其卷帙浩繁的藏书最为珍贵。在5000余册故居藏书中有两本特别值得关注,即孙中山题赠给宋庆龄的《汉文大系》第二卷及《中国的发展》(The Development of China)。《汉文大系》赠送于孙宋重逢之际,孙中山选择传统典籍来鼓励宋庆龄研习中国文学;《中国的发展》一书则体现了两位伟人婚后共同为革命奋斗的历程中互相促进、共同进步的场景,从书籍的主要内容、题签信息上可管窥两位伟人的读书志趣,以及孙中山对宋庆龄阅读习惯和革命思想的影响。

论《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国民性批判

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从自主性人格的缺失、狭隘自私的小农观念、残酷的暴力情结等三个方面对附着在农民身上的国民精神痼疾展开批判,从而表现出了启蒙主义的立人诉求。政治式写作与立人诉求的交会,革命意识与启蒙话语的并存,使作品在意识倾向和主题蕴涵上形成了巨大张力,表现出了复杂化的倾向。

延安文学“大众化”理论及其实践

延安文学"大众化"以自觉的理论建构及其创作实践,成为了20世纪中国文学"大众化"思潮中极为重要的历史时段,同时为当下文学"大众化"的创作带来了启示意义。延安文学"大众化"理论在战争文化规范下结合高度的政治意识形态逐步走向成熟;延安文学"大众化"实践以雅俗共赏的创作风貌建构起了具有中国本土文化气象和中国风格的文学形态;延安文学"大众化"的整体特征为:知识分子与大众的角色转换,精英话语与大众话语的历史转移,集体化创作,"民族化"追求以及政治功利主义色彩;同时相应地带来了局限性,如知识分子启蒙精神、审美理想、创作个性的失落,文学创作思想性胜于艺术性、通俗性胜于现代性、功用性胜于审美性的价值偏颇。

遵命之后的政治化艺术——在《讲话》指引下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写作

丁玲是解放区文学创作中的一位颇具代表性的作家。其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是实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方向,深入农民生活取得的一个重要成果。小说在题材上具有开拓性意义,作家在处理"土改"这一重大题材时,显示了一贯的大气写作风格,特别是在对中国农民身上存在的弱点所进行的客观描写和审视上,《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具有其他同类小说所未能达到的思想深度,但"遵命"之后写就的该作品也存在人物塑造欠厚重立体等缺憾。

孙中山与上海关系新论

孙中山相关研究成果多、起点高、难度大。但或许因为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战斗几乎都发生在以广州为中心的南中国地区,学界对上海这个通商大埠之于孙中山关系的研究一直以来乏人问津。以上海为入口,走进孙中山的世界,从城市史研究的角度重新审视孙中山,审视这一对近代中国最为重要的一人一城之间的关系模式,实属必要。

创作心态的纯洁化与复杂化——论《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人物形象的塑造

"土改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一直被认为是"解放区文学"的重要收获,其中阶级斗争的叙事策略对建国后众多农村题材小说创作有着典范意义。在新型农民、落后农民和知识分子等人物的塑造上,一方面集中体现了作为知识分子的丁玲投身革命和工农群众过程中顺应政策要求时的自觉与自愿;另一方面也体现出作家试图弥合"政策"与"形象"间的裂痕的积极努力,是作家启蒙精神、个人主体性的无意识流露。这两方面暗含着中国知识分子及作家由"个体自我"向"革命者自我"的转变。

延安文学中女性意识的遮蔽

延安文学对妇女翻身求解放过程的描写,在女性解放史上有不容忽视的意义。但我们也不能否认另一个更为重要的事实:延安文学的主旋律是以"民族宏大叙事"为主,女性解放仅是作为阶级解放的注脚存在的。因此,延安文学对妇女解放的描写又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对女性意识的遮蔽。

一部声称“写来真切平实”的回忆录——孙陵著《我熟识的三十年代作家·郭沫若》3件史实考

《我熟识的三十年代作家》是郭沫若三厅初期机要秘书、1948年11月去台的"东北作家群"重要作家孙陵晚年写作的回忆录,他在题记中声称"写来真切平实",并且得到了大陆学者的高度重视。根据考证可以知道,在《郭沫若》一章中,在回忆到《我的丈夫郭沫若》(署名佐藤富子)、郭沫若前往长沙的原因、郭沫若赴苏游历时的三千美金等问题时存在明显错误。由此可知,"写来真切平实"的说法与事实不符。这一事实告诉我们,在引用《我熟识的三十年代作家》中的相关文字时应该多加小心,否则可能以讹传讹。

孙中山与熊希龄教育思想之比较

阐述了孙中山和熊希龄教育思想的异同。指出他们两位是我国近代史上两位著名的人物,他们都十分注重中国教育的发展,有着非常丰富的教育思想和实践。通过对孙、熊二人的教育思想进行比较分析,可以发现虽存在差异却有着更多的共识。同时对比他们的教育思想对我国今天的教育事业改革有一定的启发作用。

生比夏花绚烂 爱比烟花寂寞——解析《我在丝绸之路上舞蹈》的凝视压力

该文以孙玲的传记文学文本《我在丝绸之路上舞蹈》为例,通过文本细读,结合传记研究与文本叙事研究,探讨了该文本中存在的三种视觉关系,即作者凝视中的他者,作者凝视中的自我与他者凝视中的作者,探讨了主体的意识与其在公域与私域中协调作用间的建构与被建构关系。

巴金致孙陵书简两通考释

巴金一生写有面广量丰的书信,但由于种种原因,尚有大量书信散佚在外。1939年间巴金致孙陵的两通书简,虽已被极少数学人关注到,然而没有得以披露,基本的考证和释读都无从说起。这两通书简,为我们认识巴金1939年8—10月的著译工作及其计划、身体状况及其打算提供了重要入口,有助于廓清巴金第一次居桂林期间的一些史实,有利于我们明了巴金1939年困居上海期间的文化窘境以及他巧妙的文化抗战策略。

若干重要诗集创作与评价上的理论问题

以 2 0世纪 3 0年代出版的六本诗集 :艾青的《大堰河———我的保姆》、孙大雨的《自己的写照》、孙毓棠的《宝马》、戴望舒的《望舒草》、卞之琳的《鱼目集》以及何其芳的《预言》为“个案”研究的对象 ,围绕着诗歌的形式 ,技巧及评价等问题逐一分析 ,重点探讨了《大堰河》创作风格和艺术个性 ;《自己的写照》为“诗的格律”所作的切实努力 ;《宝马》“默默无闻缘底事”的原因 ;《望舒草》在情绪境界上的开拓 ;《鱼目集》由主情到主知的转变 ;以及《预言》集空灵幻美的诗风和追求“年轻的神”的诗歌理想等一系列的问题。作者试图在这些个案研究的基础上 ,发现其中贯穿的理论脉络 ,并理论联系实际 ,从而建立起“统一场论”

巴金佚简3封及其他

巴金于1939年、1940年曾写给孙陵的3封信并不见于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1994年出版的《巴金全集·书信编》和大象出版社2003年出版的巴金著《佚简新编》,当为尚未被编纂的巴金佚简。翻阅旧报刊,还发现巴金的若干文章的最初发表处及发表时间,就《巴金全集》编纂这几篇文章的备注提出补正。

徘徊在“政治理性”与“艺术直觉”之间——重读《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是一部既具有一定的生活真实性和历史深度,又有着较为明显缺陷与不足的作品。一方面,作家忠实自己在土改实践中真实的艺术直觉,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农村生活本身的复杂与丰富、农村各阶层人物在历史大变动过程中的思想与心态、宗法制农村社会相互纠葛的复杂人际关系;另一方面,作家在锤炼作品的思想主题和搭建小说的情节框架时,又自觉不自觉地依据主流意识形态的要求对生活加以符合"政治理性"的剪裁和取舍,将原本丰富的历史运动纳入到理论或政策的阐释模式中,使作品本应具有的作家个人对历史的观察思考与洞见有所缺席。

欲说还休之间——论《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潜在意蕴

一直被视为纯粹政治化小说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其深层还包含着潜在的意蕴。具体有如下几点:通过对土改生活原生态的再现来暗示阶级斗争的残酷;政治语境内继续的批判现实主题;革命风暴中人道主义的关注与同情。小说潜在意蕴的存在正是作者在不能自由书写的困境中执著坚持现实主义创作的具体体现。

“女性民俗”视野中的丁玲土改题材小说

以民俗学分支——"女性民俗"作为研究视角,剖析了丁玲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在叙述革命、政治的同时,也较为充分地描述了河北的民俗事象,反映了河北人民的生产生活与河北民俗文化之间的密切关系。塑造了以黑妮、董桂花、周月英为代表的诸多农村女性,这些形象分别折射了不同的民众精神禀赋,她们的婚姻家庭展现了一定的民俗生活相。

孙逢吉《职官分纪》成书史事考略

宋人孙逢吉所作的《职官分纪》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孙逢吉应为北宋元初期人。孙逢吉《职官分纪》成书时间可能在元元年。该书成书至少应包括三个过程 ,即杨侃、胡二人的《职林》、孙逢吉的《职官分纪》以及元成书后有人添加的成分。所添加的内容是元和绍圣两朝的史实。《职官分纪》中除《元令》外还保存了一些《天圣官品令》的内容。

论东林学派高攀龙与孙慎行性善论中的道教因素

东林学派站在纠正阳明后学流弊的立场上,反对性无善无恶说。东林学派的重要学者高攀龙与孙慎行都主张性善说,而援引道教中的善恶果报与忠孝成仙思想为他们性善说作补充。两人思想中的道教因素,与吴会地域的道教文化影响,以及当时的政局和残酷的政治纷争有关。

再造“基层中国”——《太阳照在桑乾河上》本事研究

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乾河上》是根据丁玲参加土地改革的实际经历撰写而成,土地改革运动与小说撰写行为都可说是革命再造“基层中国”的一部分。因此,小说在对事关农民之“身”的乡村政治经济结构与事关农民之“心”的文化认同结构予以实录的同时,也对“翻身”“翻心”的具体过程予以了必要的淡化与删除处理。如此本事改写的背后,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造以崇尚平等、劳动、集体为特征的新文化的合理诉求。

贯彻《讲话》精神与追求内心声音的特殊结晶——谈《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异质性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是丁玲享有国际声誉的长篇小说,但也是饱受争议的一部作品。争议来自于作品的异质性。它既是意识形态化地反映土改运动的典范之作,又处处闪烁着丁玲个性的光辉:强烈的政治化色彩与无法被湮没的知识分子视角;反思知识分子问题的浅露与内在深沉;女性立场的表面淡化与实质深入;政治意义限制下的叙事融入作家一贯的委婉细腻之风。这些外在与内在、浅表与深层的看似矛盾的特质带给读者与研究者特殊的感受与评价,这也正是丁玲的复杂之处与独有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