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章学诚与孙星衍修志思想的差异——以《永清县志》《直隶邠州志》《松江府志》为中心的文本分析

章学诚与孙星衍是清乾嘉时期方志名家,通过对章、孙两人所修志书《乾隆永清县志》《乾隆直隶邠州志》《嘉庆松江府志》文本分析,可以由小见大,看出他们分别所代表的修志新派、旧派在纂志风格、志书体例、文献观上的差异。以章学诚为代表的修志新派在“志属信史”修志思想指导下,推崇撰著体风格,认为志书体例当遵循史法,以体裁见长,厚今薄古,重视当代文献。而以孙星衍为代表的修志旧派则在“方志以考据存文献”思想指导下,视方志为舆地之书,采纂辑体风格,在志书体例上贵因不贵创,在记载中更信任、依赖古籍,忽视当代文献。

孙星衍平津馆仿宋刊本《说文解字》考论

孙星衍平津馆仿宋刊本《说文解字》是清代《说文》流传史上的重要刊本。关于该书的底本,学界曾多有讨论但仍多误解。今据孙星衍的手批书稿、藏书跋文和书札等相关史料,知孙星衍于嘉庆十二年(1807)冬借得额勒布藏小字本《说文》后,交顾广圻主持翻刻,于嘉庆十五年(1810)前后刊成。孙星衍原拟另以姚文田辑录、严可均编纂的群书引《说文》为基础,请顾广圻审定之后,作《说文》校记附书而行,但由于严可均和顾广圻在校勘理念和结论上的分歧而中辍。今题顾广圻撰的《说文考异》,实为平津馆《说文解字》校记残稿,而严可均《说文校议》和顾广圻《说文辨疑》,集中体现了两人参与平津馆《说文》校勘工作时的校勘理念和校勘结论。比较额本和孙本的文字、刻工、行款,知孙本较为忠实地依底本翻刻,体现了刊刻主持者顾广圻“不校校之”的学术主张。唯额本底本漫漶之处,孙本间有误字。在翻刻的过程中,新增讹误亦在所难免。这些问题,是今人使用孙本《说文》及由此衍生的陈昌治本时,尤其应当注意的。

论孙星衍的文献学成就

孙星衍的文献学成就主要表现在:在目录学上,他将自己的藏书分为十二类,打破了当时已占统治地位的四部分类法,富有创新精神;在版本学上,他著录版本细致而规范,促进了清代版本著录的日趋合理与科学;孙星衍还善于运用多种方法从事校勘及辑佚,至今值得学习与借鉴。

洪颐煊著述成就与藏书关系探赜

洪颐煊是乾嘉时期著名的考据学家,他的学术成就主要与阮元、孙星衍及他自己的大量藏书有关。在洪颐煊的早期阶段,他与阮元交往,进行学术活动。后入孙星衍幕,利用孙星衍的大量藏书,进行整理、校勘古籍,成就较高。晚期阶段,洪颐煊自己收藏了大量的图书、金石拓片,进行学术活动,成就斐然。

试论一代纯儒孙星衍的“莼鲈之思”

"莼鲈"一词在孙星衍诗集中高频出现,透漏出他强烈的归隐意念,与他对官场的厌倦、对学术的迷恋、对父母的孝心、对爱妻的内疚,山水之癖好以及他强项的性格有很大的关系,也与当时的政治、学术语境以及他体弱多病、对家乡人文环境之眷念有很大的关联。通过孙星衍"莼鲈之思"成因的个案分析,可以管窥乾嘉士子普遍心态,也可以探析乾嘉考据之学盛行之原因。

《(嘉庆)庐州府志》略说

《(嘉庆)庐州府志》编排合理,内容翔实,资料丰富,“以考据存文献”,为清代方志之佳构。论述了该志之纂修过程及其内容、特点和价值。

论孙星衍的学术思想与用世精神

孙星衍是乾嘉时期一位著名的考据学者,同时也是一位有着突出用世精神的学者。他主张人才出于经术,通经由于训诂,考据乃是有益于政治的实用之学。在治学实践和仕途生涯中,他将对典章制度的考据与对时务的思考结合在一起,以所学用之于实事,充分体现了通经致治的精神,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江声《尚书集注音疏》研究史

江声《尚书集注音疏》为乾嘉学派之吴派训诂学代表作之一。清代学人对此书评论较多,主要从辑佚、辨伪、考证、故训等方面予以推崇,在其改易经字、尊汉抑宋方面予以批评。民国时期章太炎、梁启超褒皖贬吴,认为该书古今文不分,裁断之识较薄。同时期刘师培的评价却更为客观,他指出江声之学能够融汇经义,不仅是搜集古注古义,而是有自己的选择与见解。当代对其研究多是概述性评述,难现江声《尚书集注音疏》小学研究之价值。

《北堂书钞》校印考

《北堂书钞》是虞世南在隋朝时编撰的一部类书,以抄本形式流传近千年,始终无法摆脱若存若亡的困境。明朝初期,官方通过编撰类书,对存世文献进行整理。万历年间,陈禹谟顺应时代潮流,校补家藏的抄本,并出资印刷了《北堂书钞》的第一个刻本。入清之后,朴学兴起,类书因其在校勘辑佚方面的独特价值而受到重视。嘉庆年间,孙星衍联络严可均等名家,对影宋抄本进行校注,形成“七家校注本”。遗憾的是,刻了29卷之后,因为刻资不足而中止。光绪初年,出身朴学世家的姚觐元,为恢复《北堂书钞》原貌而进行校勘、摆印,可惜只有34卷存世。光绪七年,孔广陶自觉担当赓续文脉的伟大使命,在“七家校注本”的基础上续校并付梓,形成迄今为止最好的印本。《北堂书钞》的校印历程表明,文献典籍的整理是文化传承的基础,需要一代代学人因应时代要求,接续努力,守正创新。

孙星衍校勘《孙子十家注》的方法及得失初探

孙星衍是清代著名经学家、校勘学家,他对《孙子十家注》精审的校勘工作使得其校定本成为近百年来流传最广、影响最大、最敷实用的读本。孙星衍在校勘过程中,善于综合运用各种校勘方法,并能做到参互相证和启发,虽然其校勘结果尚存有一些问题,但终是瑕不掩瑜,他的校定本的价值和贡献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汉学师承记》不录孙星衍”说献疑

有学者认为清代朴学家孙星衍由于研习宋学和今文经学而不被视为正统的汉学家,因此未被《汉学师承记》收录。笔者从《汉学师承记》对宋学和今文经学的态度,以及其编纂体例、成书时间等角度进行分析,认为此观点存在误解。

乾嘉考据家的文学观念与文集编纂--从孙星衍、袁枚考据词章之争谈起

乾隆五十一年向诗坛盟主袁枚宣告“避君才笔去研经”,标志着孙星衍由天才诗人向考据学者的身份转变,但此前已有类似转向。乾隆五十九年两人的论争,掀起了一场道与器、学问与词章之关系的大论战。相较以袁枚为首的文学家,以孙星衍为代表的考据家同样表达出激进而突破传统的文学观念:主张考据词章可以兼顾,强调诗文根柢于学问,重视论学述学体的古文。考据之文大量入集,在文集编纂上呈现出带有乾嘉学术这一时代印记的著述化特征。乾嘉文集著述化,伴随乾嘉学术盛衰而兴替,道咸以后略显颓势,并被文集经世化所接续,这映射出清人文集编纂适时性的宏观特征。

孙星衍旧藏《新增说文韵府群玉》版本考

《韵府群玉》是元代阴时夫、阴中夫兄弟编写的一部类书,是现存分韵隶事之书最早的一部,历经各代翻刻增删修改,版本情况比较复杂。吉林省图书馆藏有一部孙星衍旧藏《韵府群玉》,题为《新增说文韵府群玉》,之前多按孙氏所记定为元本,但各家目录著录多歧。文章通过对各版本《新增说文韵府群玉》行款版式信息的比较,并交叉比对各版本所用俗体字,用较为直观的方法,明确了孙氏藏本应为明天顺六年叶氏南山书堂刻本。

歷史必然與人爲作用——耒陽二碑引發的書法史思考

論文主要討論由湖南耒陽現存《谷朗碑》《曹夫人碑》的不同遭際,而引起關于書法史,特别是“隸變”問題的思考。鍾繇楷書證實,楷書在三國時期已經確立。王羲之傳續了鍾繇楷書及由衛氏一門繼承的張芝草書。因南北朝在疆域上的分裂,也造成書法發展的長期不平衡狀態。南朝的文人翰札書法和碑版書法齊頭并進,北朝則一直處于碑版書法的“隸變”之中。在漫長的中國書法流脉中,唯有北朝與清朝兩個時期缺乏最具藝術内涵的草書。書法發展既有歷史邏輯爲内在理路,也因具體人物的作用而變化曲折。而根據事實與邏輯進入書法歷史研尋并得出清晰結論,避免誤讀,是書法學術的責任。

《孙氏祠堂书目》分类方法解析

《孙氏祠堂书目》是一部重要的分类书目,为清孙星衍所撰。孙氏不囿传统和权威,按照自己的分类思想,考虑到岁周之数、各类图书数量的多寡、当时社会学术的发展状况等因素,大胆地将所藏之书分为十二大类,创立十二分法。该分法与几臻完善的四分法相比,在类目设置上有很多创新之处,在图书分类史和学科发展史上有着重要影响。同时,它在图书著录上的导读作用以及版本著录上的详细说明,对后世乃至今天都有借鉴意义。

清毕沅《吕氏春秋新校正》孙志祖、孙星衍校勘案语考辨

毕沅组织众校勘名家整理《吕氏春秋》,刊刻《吕氏春秋新校正》二十六卷,号称精善。孙志祖、孙星衍是参与其中的校勘者。《吕氏春秋新校正》的校勘案语中有大量标注“孙”“孙云”而不标注名字的案语。“孙氏”具体为谁,清代学者意见不一,清后学者未予深究,至今犹悬而未决,成为一桩悬案。全面系统梳理《吕氏春秋新校正》“孙氏”校勘案语,可以从中获得解决这一问题的线索。

孙星衍佚诗文辑补(一)

对乾嘉时期著名学者孙星衍诗文的辑佚工作,民国时有王重民的《孙渊如外集》五卷,附《骈文》一卷;又有王欣夫《孙渊如先生文补遗》《孙渊如先生文再补》二书;当代台湾学者陈鸿森的《孙星衍遗文拾补》《孙星衍遗文续补》《孙星衍遗文再续补》三文。三人共辑得佚文309篇。本文辑得诗18首、词1首,文53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