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逊与孙权之关系及其政治悲剧之原因考论

对于陆逊,人们多视之为孙吴之"英将",而很少探究其一生荣辱之深层政治内涵。陆逊出仕孙吴政权,不仅标志着其家族与孙氏政权关系的改善,而且推动了孙吴政权的江东化。作为江东儒学大族主要之政治代表,陆逊主张施行儒家德政,要求孙权进行政治改革,反对其法术专制,致使双方的政治分歧不断加深,斗争日益激烈,陆逊最终为孙权逼死。陆逊冤死,是孙权政治上走向衰败的一个重要信号。

孙权立嗣问题考论──从一个侧面看孙权与世家大族的斗争

作为颇有作为的一代割据君主,孙权在选择继嗣这一关乎社稷安危的重大问题上出现了严重的失误。他先立长子登,又宠遇三子和;登早逝,和得立,权却大力扶持四子鲁王霸,以致“二宫”并立,朝臣分化,阵线分明,斗争激烈。之所以如此,直接原因在于孙权长期不立后,“嫡庶不分,闺庭错乱”。而其根源则在于出自寒门的孙权及其统治集团与儒学世族之间的对抗。经过“二宫构争”的较量,以陆逊为代表的世族势力遭到沉重打击,而孙氏皇权虽表面上得以强化,但其统治基础已经动摇。

鲁迅的编辑薪火与其忠实的承继者孙犁

鲁迅丰富的编辑出版实践和卓越的编辑出版思想构成了他的文化宝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作为鲁迅编辑薪火的忠实承继者,孙犁从敬业、甘做“杂家”、校对、改稿和发现与培养青年作者等方面体现出一脉相承的特点。

《公孙龙子》的术语学思想——兼析《荀子》与《公孙龙子》术语学思想的“共相”

"正名"是《公孙龙子》和《荀子》思想的一个重要契合点,《公孙龙子》和《荀子》在讨论名实关系时,多涉术语问题,形成其"早熟"但不尽系统的术语学思想:"唯乎其彼此"是术语的重要语义特征;"视白拊坚""缘天官"是术语制定的哲学理据;"位其所位"是保证术语适用效果的重要条件。其中,"名"是包含术语的词项。在实践层面,"P之谓/谓之S"是《公孙龙子》和《荀子》给术语下定义的主要模式。此外,《公孙龙子》和《荀子》的术语学思想亦有其共同的局限。

荀子姓名新考——对传统避讳说的重新考察

荀子常见的两个称呼是荀卿和孙卿,传统避讳说认为汉人为避汉宣帝刘询讳故改荀为孙。清代以来,对此说提出质疑并产生3种新观点,一是认为荀、孙是单纯的音同通用关系,二是认为荀、孙都是姓氏,战国之后混用,三是认为荀子本姓孙,荀是司马迁据其乡音所改。此3种说法都有其困难和偏颇处。通过研究荀卿、孙卿两个称呼在汉人文献中的使用情况,发现荀子本称荀卿,是刘向校书时为避讳改为孙卿,东汉初的学者多袭用此称,东汉中后期学者又自觉改孙卿为荀卿。最后考察了荀子名字的卿、况二字,认为并不是一为名一为字,而只是音近通用关系。

近代文化保守与激进主义思潮下武术发展之嬗变

近代思想文化史上保守与激进两种思潮间的震荡和冲突,给中国传统文化及在此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中国武术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并成为武术发展的外在动因。研究认为,没有文化保守主义的保存国粹,就没有中国武术走上体育化的道路;没有文化激进主义的科学主义,就没有中国武术科学化的理念。尽管二者在某种意义上对武术的认识均存在不同的局限性,但从中国近代武术发展的总趋势看,正是这种文化保守与激进主义思潮下的两极互动所形成的合力,客观上推动武术文化形成了新旧杂糅与中西折衷的初期形态。

从鲁迅、孙致礼看现当代文学翻译异化观

鲁迅、孙致礼是现当代文学翻译两次异化思潮的领军人物,但译学界鲜见对两者及其异化思想的综合性比较和探讨。通过两者的对比研究,围绕其内在联系和差别展开探析,可系统梳理我国现当代文学翻译异化观的形成和发展,阐明两种思想的时代内涵和实质。

论孙玉石的《<野草>研究》及《重释》

孙玉石的《<野草>研究》，是作为鲁迅学一个分支的《野草》学正式形成的标志，其最为明显的特点是系统性，使《野草》研究从单篇的解析，专题性的论析，迈向了体系化的系统研究，第二个突出特点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学理研究，反对从主观臆想出发的逞意判断和任意发挥，第三个突出特点是善于以美学的眼光审视《野草》，以诗学的思维方式研究这部散文诗。系统性，历史的和美学的眼光这三个特点聚合在一起，就形成了全书的重心。《<野草>的艺术探源》，而他最近出版的《现实的与哲学的-鲁导<野草>重释》，又是迄今为止最好的一本《野草》解释性读本，与《<野草>研究》一起，合为孙氏《野草》学著作的双璧，为鲁迅学以及《野草》学的发展开拓出了一条正路，树立了一个范式。

曹操掌控之政治婚姻述论

三国时期,曹操将政治联姻的手段发挥到极致。他的对外联姻对象包括江东孙氏、河北袁谭与汉献帝,对内联姻对象可以根据不同身份分为族亲(夏侯惇、夏侯渊),功臣与名士(荀彧、任峻、崔琰家族与何晏),降将(张绣、张鲁)等。曹操是军事与政治上的成功者,因此容易推行联姻。他的子女亲属众多,拥有庞大的备选阵容。曹操施行政治联姻漠视礼教,甚至打破了“同族不婚”的传统,对于拒不服从者则给予杀害。他的政治联姻的运用具有时代的局限性,在统一中原、政权巩固后不再与各路军阀通婚。联姻对象若是惹他不满,也会遭受杀身之祸。

文本的生产与文学经典的诞生--基于《阿Q正传》文本生产过程的历史考察

文本生产的状态对文学经典的诞生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文学经典的诞生并不一定为作家自觉地意识到,但正是在这种无意识的自由自然状态下,文学经典获得了其所需要的诸多内部和外部条件。在创作《阿Q正传》时,鲁迅一如既往地按照既有的节奏生活着、工作着、创作着。这样一种自由自然状态是鲁迅创作出《阿Q正传》这部文学经典的原因之所在。《晨报》副刊编辑孙伏园则通过催稿等方式参与并影响到了《阿Q正传》这一文本的生产过程,而“边写边发”的现代报刊连载方式及由此带来的“反响—回应”,又使得编辑、读者乃至批评家也深度参与到了鲁迅的文学生产过程中。创作、传播与接受等多个“主体”与“客体”的交互作用,完成了《阿Q正传》经典化的历史进程。

释“脩道而不贰”

王念孙认为,《荀子》"脩道而不贰"中"脩"、"贰"二字分别由"循"和""形近而误。但通过对典籍中"脩"和"循"的致误情况进行统计,考察典籍中与"脩道而不贰"语境相近的"贰"的含义,并结合出土文献以及前人的训释加以分析,我们认为"脩"与"贰"均不误,"脩"有"遵循"义,"贰"为"改变"义。

《关于鲁迅》述论

梅子编辑的《关于鲁迅》,被视为抗战时期"敌意鲁迅"的代表性作品。其中所收七篇文章,在承认并肯定鲁迅文学天才的同时,对其政治上的左翼倾向,也大加攻击和否定。《关于鲁迅》是抗战语境下国共之争在文化领域的反映。全面而准确地了解《关于鲁迅》,有利于体认这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历程。

东晋孙恩、卢循起事的浙东因素

孙恩、卢循起事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发生于江南地区的一次大规模的对抗统治者的民众活动。孙恩、卢循起事在东晋末期爆发,前后绵延十三年(399-411)之久,影响遍及东晋主要统治区域。孙恩、卢循起事原因众多,但其浙东因素无疑最为主要。这其中包括浙东地区大族与低级士族的矛盾、浙东地区经济的兴盛和苛剥、浙东地区海洋地理环境等。此次起事的综合因素表明,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古代浙江历史上的发展高峰之一。

孙权立嗣问题考论——从一个侧面看孙权与世家大族的斗争

作为颇有作为的一代割据君主,孙权在选择继嗣这一关乎社稷安危的重大问题上出现了严重的失误。他先立长子登,又宠遇三子和;登早逝,和得立,权却大力扶持四子鲁王霸,以致"二宫"并立,朝臣分化,阵线分明,斗争激烈。之所以如此,直接原因在于孙权长期不立后,"嫡庶不分,闺庭错乱"。而其根源则在于出自寒门的孙权及其统治集团与儒学世族之间的对抗。经过"二宫构争"的较量,以陆逊为代表的世族势力遭到沉重打击,而孙氏皇权虽表面上得以强化,但其统治基础已经动摇。

孙武及其兵学理论历史评价考辨--以苏洵《孙武》为中心的考察

孙武及其著作《孙子兵法》在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历代学者对其多有褒扬和高度评价。但是,宋代苏洵所作《孙武》一文,明确指责孙武在辅佐吴国攻楚时犯有“三失”的错误,不能践行自身在《孙子兵法》中提出的作战原则,军事实践与兵学理论不相符合。受此影响,宋代一些学者对孙武与《孙子兵法》评价不高。至清代,魏源、施补华等学者则针对苏洵的观点进行了辩驳,认为应客观、辩证地评价孙武及其兵学理论的时代背景和历史价值,从而为当代社会正确定位孙武兵学的作用提供了指导和借鉴。

唐诗咏史说孙吴

唐代是我国古代诗歌发展的高峰。唐诗的兴盛与六朝诗歌的发展有密切的联系。唐代诗人不仅从六朝诗歌中吸取营养,而且大量借用六朝历史典故来做比喻,大大丰富了唐诗的内涵。解读唐诗中关于孙吴之孙策、孙权、周瑜、鲁肃、甘宁、陆逊等人的典故,研究当时之历史,可以以诗证史,开展文史交叉研究。

异中求同:鲁迅与创造社、太阳社的论争——鲁迅与中国左翼文学的发生之二

1928年,鲁迅与创造社、太阳社发生了革命文学论争,这场论争给双方乃至整个左翼文艺界留下了深刻的教训,但"异中求同"使双方实现了"人和",使左翼文艺界内部的原动力被激活,使左翼文艺界实现了"优胜劣汰",使进步知识界明确、认同了无产阶级文艺和文化的存在合理性,进而为中国左翼文学的发生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相应的舆论准备。

鲁迅看孙中山与辛亥革命

鲁迅敬仰孙中山坚强的革命精神和革命伟绩,他赞颂孙中山是一位"永远的革命者"。在孙中山逝世后,有些人对其施行攻击,鲁迅则对这位伟大的革命家进行了全面的衡量、公正的评价,对反动论客进行尖锐的批评。鲁迅还总结了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他认为:辛亥革命没有彻底清除封建残余势力,这是最大的失败;革命党人将革命果实送给袁世凯,导致了更多的革命者流了更多的鲜血;革命党人没有自己充足的武装力量,这加速了革命的失败。鲁迅与中国共产党人合作,继承孙中山"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遗愿,将中国革命事业不断向前推进。

《鲁迅全集》注释中的“植树节”条目指瑕

某些大型辞书和经典文献可以成为学术研究的重要参考书,但绝不能把"工具"奉为圭臬,当作判断是非的标准。1981年版《鲁迅全集》关于"植树节"的注释,把南京国民政府重新设立"植树节"的时间向后推迟了两年;2005年版《鲁迅全集》的注释未能订正这一错误,反而把新"植树节(孙中山逝世纪念日)"的日期"三月十二日"错误地改写为"3月20日"。相关的历史档案,不但可以帮助我们纠正《鲁迅全集》注释中的错误,而且可以为《中文大辞典》《中国大百科全书》等大型辞书的修订,提供可资借鉴的重要数据。

中国物理教育从无到有并达到国际水平的历程

本文分为上、中、下3篇。上篇叙述了前清时期从洋务运动、甲午战争、戊戌维新、义和团拳匪之乱、庚子之变、废科举,直到普遍建立新式学堂的历史过程。此阶段我国的物理教育处在萌芽状态。中篇叙述了从辛亥革命到抗战爆发前民国时期中国物理教育发展的历史过程。在此期间一批优秀的大学建立起来,物理教育初具规模,且有很大的发展。大批毕业生出国留学,归来后成为我国物理学界的领军人物。一批物理学家献身于科学救国、实业救国事业,做出很大的努力,甚至牺牲。下篇叙述了抗日战争和战后复员时期的中国物理教育发展。多难兴邦,抗战时期条件极端困苦,却激发出西南联大这朵教育史上的奇葩。中国近代教育,从教育理念到办学体制,从课程设置到图书仪器制备,都是从西方引进的。高层次人才的培养完全靠到西方国家留学。截止到20世纪40年代末,一批本土培养的高水平科学家出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