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hat did Sun Yat-sen really die of?A re-assessment of his illness and the cause of his death

This year is the 150 th anniversary of the birth of Sun Yat-sen(November 12, 1866) and the 91 st year following his death(March 12, 1925). It generally has been believed that the cause of his death was "liver cancer." However, as indicated in the oicial autopsy report, dated March 13, 1925, of the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Hospital(PUMCH) in Beijing, the cause of his death in reality was an adenocarcinoma of the gallbladder with direct extension to the liver and diaphragm as well as widespread metastases to the peritoneal cavity. This important piece of information seems to have never been reported in the English language literature, and it was only in 2013 that the true cause of his death was stated in a one-line sentence in a non-medical Chinese online source. It had been mistakenly believed that the cause of Dr. Sun's death was liver cancer, based on the observations made following an exploratory laparotomy, which had been performed at PUMCH on January 26, 1925. The purpose of this short report is to provide more details relating to his terminal illness and to correct the historical record for a medical audience as to the cause of the death of Sun Yat-sen, a very important igure in the history of 20 th century China.

The Exhibition of Sun Yat-sen and Overseas Chinese Opens at the National Library

On the eve of the 150th anniversary of Sun Yat-sen＇s birth ＂Working Together for the Chinese Dream＂： The Exhibition of Sun Yat-sen and Overseas Chinese kicks off at the National Library. With the patriotism of Sun Yat-sen and overseas Chinese as the main line, the exhibition displayed the patriotism of overseas Chinese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中山大学科技期刊出版史略(1866—2024)

本文力图较为完整地展现中山大学100多年的科技期刊出版历史全貌,在明晰中山大学办学源流的基础上将其前身各校的科技期刊出版情况纳入梳理,整理统计出中山大学及其前身各校在正式建校前(1866—1923年)出版科技期刊25种、建校后的民国时期(1924—1948年)出版科技期刊87种,共和国时期(1949—2024年)出版科技期刊60种,共计172种,并对代表性刊物进行简要介绍。中山大学的科技期刊出版以医学类期刊的贡献最为突出,其影响一直延续至今。这些科技期刊从科研学术角度记录了中山大学的学科发展历史,同时为中国近代科学技术的传播和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中山大学数学学科百年发展历程

数学系是中山大学创校时最早系之一,也是国内高校较早开办的几个数学系之一。筹办初就延揽了一大批具有国际视野的数学家担任教职并主导数学学科的建设及发展,高起点发展并形成了先进的数学人才培养体系,培养出像李国平、李华宗、周绍棠等杰出数学家。著名数学家姜立夫长期引领中山大学数学学科的建设,形成了完整的现代数学人才培养体系,先后培养出了陆启铿、叶叔华、黄华华等杰出校友。中山大学数学学科形成了自己的优势研究方向并取得了众多前沿研究成果。改革开放之后,中山大学数学学科在国家教学名师邓东皋的带领下通过引进和培养大力充实师资队伍,为中山大学数学学科的跨越式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新时代,基础数学教师团队入选第三批“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中山大学数学学科目前形成了包括数学基地班、拔尖人才计划2.0、强基计划、博士生和硕士生在内的多层次创新人才培养体系。中山大学数学学科近年来在科学研究上取得喜人成绩,有7人获得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在四大国际顶尖基础数学杂志上发表论文5篇,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2项,获得教育部自然科学奖一等奖3项。

清季民初孙中山与传统尚俭思想文化刍议

清季民初,孙中山十分青睐传统尚俭思想文化,自觉秉持其精神追求改良、革命和构建及再造共和。这大致分清季政治变革、民初构建共和与再造共和三阶段,波及范围不断拓展。其主要内涵涉及藉俭以资政来推进政治近代变革,用俭以益效推进经济近代化,用俭以良俗来改良社会风尚。他既大力提倡尚俭精神又身体力行,终成中国近代理性人格的楷模。其前后持续不断且丰富多彩的革命言行及其所彰显的注重效益至上、积极融合中西文化和追求合理中道的理论特色客观上推动着传统尚俭思想文化近代化。

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绿色生态立馆实践的回顾与思考

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通过十六年的绿色生态办馆实践,摸索出一条硬件加软件并行的发展道路,打造出一个由绿色生态环境、节能建筑与节能设备、绿色信息资源建设与服务、绿色生态宣教、绿色办公、绿色运营管理六大模块构成的绿色生态图书馆,并对其现状与未来的发展作出了思考。

民国时期华侨的政治参与探析——以护法军政府时期为例

论文通过系统梳理护法军政府时期的相关报刊、档案等史料,考察华侨参与军政府的政治理念及外在表现,以图深化华侨与中国关系的研究。自孙中山宣布筹建护法军政府起,华侨就是军政府极为倚赖的一股政治力量。在民主共和思想的指引下,华侨或参与军政府政权,或成为军政府的外援,在军政府的创建及运作中发挥着独特作用。华侨支持军政府的意义,还在于向海内外宣示军政府政权的合法性,表明民主共和理念成为近代华侨判断政权正统与否的关键。华侨参与孙中山领导的军政府政治,既彰显华侨国家主人翁的意识,也是孙中山“民权主义”的进一步实践,成为民国法统得以延续的重要原因。

守正创新 勇担时代使命——中山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创刊70周年(1955—2024)

本文介绍《中山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中英文)》的创刊与源流,分为创刊初期(1955—1966)、首批复刊(1973—1978)、改革开放后(1979—2012)和迈进新时代(2013—2023)四个时间段回顾该刊70年的办刊历程,着重介绍了在各个时期为该刊的发展壮大作出了重要贡献的中山大学学者及其发表的成果,展现中山大学与该刊在推动国家科学技术发展进步方面所作出的贡献。新时代以来,自然科学版致力于内涵式高质量发展取得了成效。该刊以建设世界一流科技期刊为目标,采取了策划组织大型专题专辑、变更期刊文种为中英文、实施稿件质量提升计划、不断完善数字化出版等重要办刊举措,大力推进国际化高水平科技期刊建设。

中山大学生物学学科百年发展史(1924—2024)

中山大学生物学学科从1924年至今已走过百年历程,历史悠久,成绩斐然,涌现出陈焕镛、罗宗洛、朱洗、蒲蛰龙、陈心陶、张宏达、林浩然等杰出科学家、教育家。经历了创业初期的不易、高校内迁的艰辛、院系调整岭大生物学科并入的受益,也经历了陈焕镛和植物研究所调出的削弱、蒲蛰龙调入的补强。改革开放后,屈良鹄、徐安龙等一批学人归国创业,学科梯队建设成效明显。生物学科研究人员始终坚持面向国家重大科研需求和国际科学发展前沿,紧密围绕关键问题,在寄生虫研究与实践、生物防治、植物区系与分类、水产养殖、作物育种、RNA组学、生物多样性等多个学科领域开展了创新性研究与实践,为我国科学事业发展与进步作出了贡献。动物学、昆虫学、植物学、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先后成为国家重点学科。2017年开始,中大生物学和生态学均成为“双一流”建设学科,进入学科建设国家梯队。

中山大学化学学科百年发展史(1924—2024)

中山大学化学学科由原中山大学化学学科和岭南大学化学学科合并而成,已走过百年征程。在陈宗南、富伦、龙康侯、林尚安、曾汉民、计亮年、陈小明等院系负责人和科学家的努力下,克服艰难险阻,学科建设取得显著成绩,高分子化学与物理、无机化学成为国家重点学科,化学成为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培养出梁栋材、黄维垣、江元生、苏锵、姜中宏、黄翠芬院士等一批学界翘楚。化学学科在建设与发展上,始终以国家需求为导向,搭平台,聚人才,重交叉,促进学产研用结合,每个发展阶段都有大批科研成果走向应用,为国家进步和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2017年,化学成为“双一流”建设学科,进入学科建设国家梯队。

中山大学地质学的百年学科发展

孙中山先生1924年创办国立广东大学时,理科学系就有地质学科。地质学系成立初期就以高水平建设为起点和聚焦岭南地区为特色,引进了诸多国内外著名学者来校任教。1927年成立两广地质调查所,极大提高了野外实践能力的培养。高起点的学科设置和一流师资,以及具有国际视野的地质学理论在中国南方的早期应用形成了融入欧洲学派和具有岭南地域特色的学科特点。中山大学地质学高等教育在近代史民主革命时期具有领先地位,创造了辉煌的历史。解放后,中山大学地质学科经历了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以及多次艰难的专业复办和调整过程。尽管如此,地质学科结合国家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先后创办了地质工程、宝玉石与矿物材料、地球信息科学与技术等新兴学科培养方向。自2002年再次成为独立建制的地球科学系之后,在国家改革开放良好的区位条件和深厚的历史底蕴下,地质学科重新走强,目前已建设成地质学、地球物理、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的高等学校专业人才培养基地。现在位于珠海校区的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以崭新的面貌和高水平的科研教学平台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地质学科优秀学子和国内外科学人才。

中山大学物理学学科百年发展史(1924—2024)

中山大学物理学学科与中山大学同龄,至今已历一个世纪,期间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教育家、科学家,以及周誉侃、高兆兰、李华钟、郭硕鸿、莫党、张纯祥、张进修、余振新、罗蔚茵等一批物理学家及教学名师。经历了民国初期的以科学化人为核心的创系阶段、高校内迁的艰辛跋涉阶段、院系调整后面向国家专业人才培养分立学科发展阶段,建立了相对完整的物理学学科布局。拥有超快速激光光谱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首批物理学博士点等。21世纪以来,物理学发展壮大,孵化出中法核工程与技术学院、微电子学院、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等。2015年后,逐步形成物理学科三校区同质办学错位发展布局。中山大学物理学和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专业均为国家一流专业,成为国家重要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基地。中山大学天琴中心、广东省基础学科研究中心等专业研究机构和高能直接几何非弹性中子散射飞行时间谱仪等大型设备共同支撑中山大学物理学科在理论物理、凝聚态物理、光学、等离子体物理、天文学等学科方向为我国科学事业发展贡献力量。

广东革命政权税收整理问题论析(1917—1926)

税收是广东革命政权财政改善的基础。广东革命政权税收整理历程可分为三个阶段:两次护法运动时期受限于地方军阀,仅对少数税项尝试争夺;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时期,各军阀把持税收,大本营政府真正控制的税源只有部分盐税、印花税、常关税和广州及其附近县域的杂税;随着广东军政统一,广州国民政府统一税收,并进行税政改革、开征新税,税收收入不断增长。广东革命政权的税收政策具有极强的现实主义特点,并在革命进程中逐渐建立起具有中央集权属性的税收体系,税收能力极大提升,为出师北伐提供了财政支持,也为后续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的财政政策提供了历史经验。

训练民众开会:孙中山民权初步思想实践研究(1928—1935年)

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提出民权初步思想,主张训练民众开会以培养现代公民,进而实现“纠合群力”“发达民权”。借助学校和民众教育,南京国民政府以普及和演习议事规则为着力点,实践了民权初步思想。在学校,国民党注重传授学生系统的议事规则,训练其专业的议事技能。围绕选举权的行使,以识字为先导,国民党面向失学民众普及议事常识并训练其使用选举权。受观念束缚,受训后的民众议事能力与孙中山的设想仍有较大差距,这表明训练开会既要系统灌输议事规则,更要树立良好的会议氛围,以变迁议事观念,启蒙公民的权利、集体和规则意识。总结民权初步思想的实践教训对于新时代培养合格公民、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具有一定鉴戒意义。

业师和雇主眼中的吕彦直——一份1929年的珍贵史料

1928年10月中美协进会会刊《中国》杂志中发表的《南京孙逸仙博士墓》一文中有多个细节,涉及吕彦直建筑师在康奈尔大学学习建筑时的表现、他在毕业后去纽约茂旦事务所工作的介绍人、他在茂旦事务所接触到的一项重要工程、他对中国建筑认知得以形成的契机、业师和雇主对他的评价,乃至茂飞对吕的杰作中山陵这一茂飞本人所提倡的适应性建筑的了解,无疑是关于吕彦直生平的一份珍贵史料。

中共三大前后中国共产党对曹吴军阀的态度与斗争策略——以1923年“北京政变”为中心

第一次直奉大战后,中国共产党经过推动孙中山与吴佩孚联合等事件,认识到吴佩孚并不可靠,绝不会与曹锟分裂,于是将其与曹锟共同列为斗争对象。1923年6月13日,曹锟发动北京政变。与此同时,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大会确立与国民党合作的方案,适时提出国民革命运动,倡导与曹吴军阀争夺政权。中共三大结束后,议决多项重要问题的中国共产党,迅速参与到这场全国关注的政变事件中。中国共产党明确将曹锟与吴佩孚共同列为斗争对象。中国共产党态度的转变,同破除孙曹联合谣言等事件密切相关,其目的在于巩固国民革命运动的合作基础,清除曹吴军阀所依仗的帝国主义在华势力。

孙中山“天下为公”思想的生成逻辑、基本内涵与当代价值

“天下为公”出自《礼记》,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之一。在近代社会历史背景下,孙中山继承并发展了这一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在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碰撞、接受过程中,为“天下为公”思想注入新的时代内涵。中国共产党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多次提到“天下为公”,并高度评价了孙中山先生天下为公、心怀国之大者的博大情怀。走进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客观现实出发,真正解答了什么是“天下为公”、如何实现“天下为公”的问题,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重新梳理孙中山“天下为公”思想的生成逻辑与丰富内容,对传承和发扬中华政治文明,运用中国传统智慧解决当代社会问题具有深刻意义。

1944年中山大学青年群体参加东江纵队原因探析

1944年夏秋之际,中山大学200多名进步青年先后投笔从戎,积极加入东江纵队这支坚持抗日的中共广东武装力量,是抗战时期华南教育史与广东青运史上的光辉一页。该事件之所以能够发生,除了部分青年具有中共党员身份与中共广东临委提前做过组织动员之外,还有中大存在孕育进步青年的沃土、中共粤北省委主动加强中大党的建设工作、中大共产党员出色的统战工作以及“抗日救亡”时代使命的正向感召等因素。

奠基:中共建党先驱与国民党人的早期合作

中共二大是党倡导统一战线的伟大开端,其历史渊源可追溯到建党前夕,即陈独秀、李大钊等建党先驱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之间的早期合作。李大钊最早认识到统一战线的重要性,陈独秀最早将统一战线付诸实践,与其他革命政党合作革命,这成为中共建党先驱们的共同理想。但由于陈独秀、李大钊均缺席了中共一大,致使中共一大作出了“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这一较为极端的规定。根据列宁的殖民地和民族革命思想,在陈独秀主持下,中共二大决定建立“民主的联合战线”,最终确定了统一战线方针,党的政治主张发生了重大改变。因此,可以说陈独秀、李大钊等建党先驱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人之间的早期合作,为党的二大制订统一战线战略起到了奠基的作用。

上海孙中山故居藏孙中山题赠宋庆龄的书籍考述

上海孙中山故居是孙中山、宋庆龄婚后唯一的固定寓所,故居保留了孙宋婚姻生活的诸多见证物,尤以其卷帙浩繁的藏书最为珍贵。在5000余册故居藏书中有两本特别值得关注,即孙中山题赠给宋庆龄的《汉文大系》第二卷及《中国的发展》(The Development of China)。《汉文大系》赠送于孙宋重逢之际,孙中山选择传统典籍来鼓励宋庆龄研习中国文学;《中国的发展》一书则体现了两位伟人婚后共同为革命奋斗的历程中互相促进、共同进步的场景,从书籍的主要内容、题签信息上可管窥两位伟人的读书志趣,以及孙中山对宋庆龄阅读习惯和革命思想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