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日记与古代小说阅读史的研究视角--以《忘山庐日记》所载《红楼梦》读札为中心

作为晚清士人群体的重要一员,孙宝瑄在《忘山庐日记》中详细记载了《红楼梦》阅读的细节片段。孙宝瑄一方面从自身“悟道”需求对《红楼梦》作出“证道”诠释,另一方面,又强调《红楼梦》阅读批评应带有社会启蒙的考量。当针对孙宝瑄自身的“悟道”修炼时,《红楼梦》的“宗旨”及意义就侧重强调修炼心性的自我消遣与调节作用;当针对古代小说的当下流传时,《红楼梦》的“宗旨”及意义就凸显“君子得之固躬”的教化价值。这种基于特殊缘由及选择性记载的日记写作模式之于古代小说阅读史研究的启示在于:不仅应充分注意阅读个体诉诸文字时对自身阅读心态的展现及其有意回避的深度分析,且应多方注意日记记录的社群性阅读习惯或社会维度由此导致日记所隐含的多重意义导向,以便细致考察阅读个体在阅读小说文本与记录小说文本见解之间的视角取舍及其话语表达模式的差异,避免过分夸大日记的研究价值、乃至出现阐释的简单化研究。

人际交往网络与孙宝瑄的西学认知

关于主体反映清末社会、孙宝瑄所著的《忘山庐日记》,目前学界对其探究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以内容引证其他问题,就其本身的研究则较为乏见;解读文本往往着意于其文字表象,并侧重于点而非点与其他点的网络关系。其实,从网络史学切入《忘山庐日记》可知,孙宝?之所以拥有丰富的西学知识,主要与其人际交往网络有关,这其中之重要者如孙宝琦、邵季英、宋茹等,另外还有一些外国友人。

孙宝瑄的阅读实践与社会变迁——以《孙宝瑄日记》为中心

近年来,书籍史、阅读史研究已经成为我国史学研究者们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晚清由于有众多的日记、书札等资料更成为研究者研究的主要时期。作为清末士人的孙宝瑄,由于其出生于官宦之家,又常年居住在京、沪,他的阅读实践反映出当时的社会变迁,同时社会的变迁也形塑着他的阅读实践。

戊戌变法前后进化论思想如何揳入中国--以孙宝瑄日记为中心

进化论进入中国的外因有四:亡国灭种的空前危机、大争之世的世界图景、新的媒体时代和交通时代、清朝思想钳制的松懈和地方势力的崛起。进化论在中国传播的思想内因有三:中华文化固有的理性精神、经世传统和义利相合的美好愿景。进化论的传播策略有二:进化论思想的多重脸谱和上下交攻的传播路径。进化论带给中国的重大改变是:理论照进了现实、力与利的解放和结果导向的评价方式。

近代中国社会的多重图景——以孙宝瑄与刘大鹏的阅读实践比较为视角

晚清的中国社会由于西方的入侵出现了众多的变化,但这种变化不是同步发生的。正是这种不同步的变化,造成了晚清中国社会的复杂面相。我们以孙宝瑄与刘大鹏的阅读实践比较为视角,试图为这一观点提供一个例证。

论清末政府阶层中西文化观的两种形态

为学界所忽视的政府阶层的中西文化观,在清末主要有两种形态:中西会通、中不如西。其中的中西会通思想,樊增祥所著《樊山政书》是很好的解读文本,樊增祥的中西会通思想主要包括通中西之邮以开民智、对西学中的六种错误行为的批判及中西之间的中庸等内容。至于中不如西思想,孙宝?在《忘山庐日记》中有详细的表白,这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及军事等多个方面。

晚清士人的读书与交游——以孙宝瑄为个案

孙宝瑄作为旧式文人向新型知识分子转型的代表,其接触新思想的途径有两个:一是阅读,他对读书抱有极大的热情,一生都醉心于学术,因而其阅读书籍的多样性对其思想转变产生了巨大影响;二是交友,他具有广泛的交际圈,其丰富的交友活动为他思想的交流与传播提供了便利条件。他的读书与交友活动体现出晚清士人寻求救国之道的努力与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