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视域下的城乡空间再造及其意涵——重读孙惠芬《吉宽的马车》

孙惠芬的《吉宽的马车》讲述了赶马车的农民申吉宽如何一步步被“逼”向城市,并与许美娜发生爱情的故事。小说通过一系列的故事的发生来呈现城乡这一二元对立下的冲突,尤其是小说对工棚、发廊、“鸡山”、迪厅、乡村饭店等场所的呈现。这些位于“城乡接合部”的空间场所不仅仅作为故事的发生地,更是作为暗含着身体规训、情感认同及现实防御的复杂空间架构,它隐含的是一个庞大的群体亟需解决的认同危机以及认同危机之下的群体困境。空间作为小说的一个切入点,可以重新反思城乡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流动性”“劳动”等问题,即在一个新的视角、一个混杂性的文化视野下重新审视“城乡接合部”或者“城乡的二元对立”,目的在于消除偏见,回到一种总体性的视角下重新认识这一“异质空间”。

乡土守望中的审美文化视域——论孙惠芬小说的文化意蕴

辽宁籍著名女作家孙惠芬的小说创作,在乡土守望之中展现了广阔的审美文化视域。她的小说文本再现了儒家文化所蕴藏的家族主义、伦理本位和血脉亲情等诸多文化符码。在人物塑造和故事建构中再现生活在黑土地上的小人物的侠骨柔情,呈现"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波澜壮阔的海洋文化特色,把女人对男人的依附指数大幅降低,极力突出其"独立"追求和"忍韧"性格,她笔下的典型人物性格立体可感。她的小说蕴藉着丰富的儒家文化、侠义文化、海洋文化、女性文化的意蕴。

孙惠芬小说的家族意识

孙惠芬小说涉及许多家族叙事元素,但与许多作家善于通过宏大叙事来创作家族小说不同,其小说没有宏大叙事,没有精心的故事设计,家族意识是通过稍显散淡的作品人物,尤其是以申家家族成员为代表的人物描写而集中体现出来的。这一特点也使得其小说迥异于当代其他同类题材的小说。孙惠芬小说的家族意识主要体现在具有强烈而焦灼的进城心理、家族本位意识和倚重精神取向三个方面的特征。

“非虚构”小说的乡村叙事艺术——以孙惠芬《生死十日谈》为例

孙惠芬的《生死十日谈》巧妙地运用了一系列叙事策略进一步增益文本的审美价值。在叙事姿态上,以实际行动深入农民生活,亲自进行调查和采访,力求还原乡村内部肌理的真实;在叙事语言上,启用了“不可靠叙事者”干预机制,促成了众声喧哗的复调叙述效果,扩大了文本反讽的张力;叙事结构方面,沿袭了鲁迅乡土小说“离乡-归乡-再离乡”的模式,在故事推进的同时不断“回望”,形成了一种“去而复回”的环形结构。这些叙事艺术的运用不仅升华了小说的主题思想,还为以后“非虚构”乡村叙事提供了借鉴。

“生命的本质就是创造”——论《寻找张展》兼及孙惠芬的创作新变

孙惠芬的《寻找张展》是一部具有异质特征的作品,小说以“我”对张展的寻找为主线,将一个有关救赎的故事放置于“无尽关系”的场域中,在接近终极的旅途中串联起了形形色色的人物,勾勒出现代生活的浮世绘。作家跳出小说创作的经验世界,将深情的目光投向城市青年,在上下求索“寻找张展”的同时,亦在自我寻找的艰苦跋涉中领悟了生命的真谛。小说在完成理想青年的主体性建构之余,更以其深刻的社会批判和独到的创作技巧昭示了自身创作空间的无限敞开。

原乡记忆与日常叙事——关于孙惠芬的乡土小说创作

作为当代优秀的小说家,孙惠芬一直勤耕不辍于乡土世界里。在其原乡记忆和日常叙事的基础上,作者将她对乡土经验的把握和深切体验发挥到极致,从而使其创作在同时期的乡土作家中显现出突出的创作优势。

乡村女性的自我言说——论孙惠芬小说中全新的女性主义色彩

东北女作家孙惠芬近年来显示出越来越强的创作势头,评论界对她的小说常从“乡土文化”的角度进行阐释,文章认为:其小说更多地体现了全新的女性主义色彩,对新时期以来的女性文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具体体现在:突破新时期以来女性文学精英化倾向,关注新时代的乡村女性;打破男女对立思维,呼唤和谐相处的两性观念;亮出“做好女人”的旗帜,寻找维系生命力的永恒品质。而这些正是与愈来愈具有宽广胸怀和容纳能力的女性文学对话。

进入现场的写作与知识分子的自我观照——从邵丽、孙惠芬看女性作家乡村书写的一种路向

邵丽的“挂职系列小说”与孙惠芬的《生死十日谈》均建立在作家对于当下乡村生活真实参与的基础上,具有强烈的纪实性。她们有别于传统现实主义中那种自上而下的俯视姿态和严谨的写实手法,而是将自己置身于驳杂纷乱的乡村现场,既能够直面当下乡村发展中的诸多矛盾,同时又立足于多样的生命诉求和复杂的现实生活基础,力图在众声喧哗中接近生活的本相。邵丽和孙惠芬对知识分子的自我观照也是这类小说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她们对于当下知识分子与大众之间的隔膜有着清醒的认知,同时又主动寻找与他者之间在生命上的内在关联,并由此完成了对自我的丰富。邵丽和孙惠芬的写作具有敢于直面现实的勇气和知识分子的责任担当,她们的写作融入了女性经验又体现出超性别的视野,对于现实主义的乡土书写富有启示意义。

自我失控的思想呓语——孙惠芬小说创作浅论

孙惠芬以语言细致步入文坛,得到了广大读者的喜爱。随着孙惠芬写作能力的日益提高,其作品中的人物心理刻画虽更加细腻深刻,却也难以自控地达到了繁琐地步,成为了小说文体的累赘和读者的阅读障碍,这突出地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过多的心理描写,二是不加节制的观念化语言。女性作家在写作中,应该用理智来调节细腻丰富的感情。

“怨羡情结”:农民遭遇现代性的真实体验——评孙惠芬小说《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

通过对孙惠芬小说《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的分析指出,在中国农村城市化现代化的进程中,城市以其优越的社会条件傲视乡村的贫瘠与闭塞,农民面对城市,实际上也就注定要面对一种强势文化。怨恨与羡慕这两种情感相互交织,相互扭结与共生。并将农民面对城市强势文化的这种体验,称为"怨羡情结",认为它是中国农村现代化过程中一种典型的现代性体验。《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真实地展现了这种心灵体验。

论孙惠芬笔下的乡村青年女性形象

孙惠芬的作品大多取材于家乡庄河的风土人情,她以独特的视角和散文般的笔触描写出乡村青年女性的生存状态和心理变化,探寻在亲情伦理和悲剧命运背后女性的成长之路及生命价值,显示出积极的人文关怀精神。

非虚构文本《生死十日谈》承载的“底层之痛”

孙惠芬《生死十日谈》对辽南农村自杀问题的直面,源于她的文学立场和观念,她认为“在文学里,最温暖的烛光应该烛照阳光背面、阴影和黑暗”。《生死十日谈》以强烈的底层意识,以独特的“非虚构小说”文学形式,以非虚构叙事的纪实策略营造出一种真实感,从物质和精神多个层面揭示底层农民的生存困境和精神绝望,直击“非正常死亡”及其身后隐藏的“自杀遗族”这一痛点,直面一个无法发声的群体并试图为其“发声呐喊”,运用触目惊心的现实和简洁练达的笔法,将“非正常死亡”与“自杀遗族”的现状呈现于世,以期得到读者的关注、社会的反思,并起到警示作用,这在一定意义上拓展了文学的边界,具有文学意义和价值。

穿越灾难的人性反思与救赎——评孙惠芬小说《后上塘书》

对当代作家孙惠芬的作品《后上塘书》中的主要人物与情节进行了细致地描述与分析,认为作品通过对灾难的书写,触及了农村根深蒂固的劣根性和中国农村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巨大隐痛,揭示了农民内心的挣扎、精神的悸动、无根的生存困境和灵魂的自我救赎。

孙惠芬笔下的乡镇世界

孙惠芬是大连新时期文坛继邓刚之后的又一优秀青年作家,数百万字的创作开辟了属于她自己的文学世界,对村镇人和他们活动的世界的展示,使她在国内文坛也倍受瞩目。传统文化是她创作的源头。亲身经历和生活体验,为她塑造人物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孙惠芬乡土写作批评的六个范式

孙惠芬是当代乡土文学创作的代表性作家,对孙惠芬创作的批评研究逐渐成为当代文学批评的重要一翼。对孙慧芬的研究目前主要侧重于六个方面,这些研究针对孙惠芬的乡土写作进行了深刻的文本细读与批评,梳理了作家在精神成长与文学表达方面的嬗变与成就,形成乡土伦理、女性叙事、历史寓言、地域文化、民俗写实、城乡视野等六大批评范式,在拓宽这一研究领域话语空间的同时,有力推进孙惠芬乡土写作批评走向多元与深入。

从深情的乡村歌者到城市经验的探寻者——孙惠芬的写作延展

研读孙惠芬《歇马山庄》《后上塘书》《寻找张展》等代表性作品讲述的“城与乡”的故事,关注其由乡而城、由城而乡的情感、思想和创作进展,揭示作家与乡土的深厚关联,对城市的深度思考,对时代问题的深层回应。“歇马山庄”“上塘”传递着乡村城市化的心灵消息;“后上塘”呈现进城者的还乡和反思;“寻找张展”是对城一代奋斗历程和价值观的理解和反思,表达城二代连接城乡、面对当下和未来的勇气和力量。乡土歌者在乡而生,向城而动,在城而歌,在由乡而城的现代化路上深情不改,生生不息。

在寻找中觉醒和救赎--读孙惠芬的《寻找张展》

《寻找张展》以寻找为线索,从一位作家兼母亲的视角,探索90后张展的精神毁灭与重建之旅。全书分为父母一代的寻找和张展的寻找两部分。在父母寻找的过程中,目睹了几种家庭教育模式的失败、大学教育界的冷漠和政界的腐败等当今时代的社会现状,也在此寻找过程中,父母一代开始了对自己教育方式、育儿观念的反思,获得觉醒。在张展寻找的过程中,一直伴随着亲情、温暖、文化之根的多重失去,但最终在善良人们和自己的努力下,获得了精神的救赎。

现代性视域下乡村转型的历史阵痛——以孙惠芬的《歇马山庄》为例

随着现代化浪潮的推进,传统的乡村秩序被迫转型,在经济、伦理、思想观念等诸领域都经历着转型的历史阵痛。作者孙惠芬在《歇马山庄》中为我们全方位地展现了这次裂变。首先是传统伦理秩序的崩溃,表现在贤者形象的崩塌、家族观念的沦落、传统性观念的颠覆。其次是自我价值的寻找和失落,在书中体现在女性的理想追寻、男性的现实逡巡。最后是传统乡村的坚守与无力。作者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宏大而细腻的乡村图景。

城乡间的挣扎与自我找寻--论孙惠芬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揭示城市理想与乡村现实之间的背离是孙惠芬小说创作的一个主题,她着意于通过底层乡民在城乡间的游走反映不平衡的城乡关系及城乡融合的可能,而她笔下的乡村女性形象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作家独特的城乡观。孙惠芬既表现现代性语境下乡村女性对城市的渴慕与追求,也凸显她们城市梦想破灭后重返乡村的身份眩惑和对自我主体精神的积极建构,体现了作家对乡村现代化的探索和对乡村女性命运的关注。

乡村致死之疾——论《生死十日谈》

孙惠芬的《生死十日谈》旨在呈现乡村自杀真相,问世之后引起了较大反响。通过梳理不难发现,贫病、随城市化进程而来的城乡差距以及伦理危机,是最为醒豁的乡村致死之疾。当乡村不过是"生死场"时,其生存景观便有如荒野,而存在于乡村的上帝信仰,终究是农民对于不能承受的生存之重的被动面对。乡村致死之疾的根除或自我救赎的实现,实则还是有赖于乡村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建设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