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索隐》征引《尔雅》异文论析

唐代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征引《尔雅》共71处,其中,百科名词部分占比高达88.7%,征引最多的是《释天》。可见,对自然名物,尤其是对天文的大量训解,是《史记索隐》的一个主要特点。值得注意的是,其引文与今《尔雅》传本文字不同者占50%,具体可分为四种类型:异文、衍文、脱文、逸文,在版本校勘、辑佚研究、异文考释方面均具有一定的价值。同时,《史记索隐》在征引《小尔雅》《说文解字》《广雅》等文献时,存在着误题为《尔雅》的现象,也存在着综合多处文字而合成一处、引文错误等情况。

日本高山寺藏裴注《史记·殷本纪》文本源流考

日本高山寺所藏裴注《史记.殷本纪》的文本情况较为复杂。本文考证:此卷钞写于五代时期,而钞者所据底本则是初唐以前的《史记》夹注本,它具有早期《史记》夹注本与五代钞本的双重特征。考察高山寺本《殷本纪》文本源流,发现唐、宋两个关键性的《史记》传本——司马贞《索隐》所据本和北宋景本与高山寺本既是一脉相承,又有所变易。高山寺本《殷本纪》不仅为《史记》校勘提供了宝贵的古本资料,而且为我们了解宋人校《史》的某些特点和存在的问题提供了重要的文献依据。

郭嵩焘郭焯莹父子楚辞学研究的主要成就——以湖南师范大学馆藏郭著稿抄本为中心

郭嵩焘、郭焯莹父子的楚辞学研究,规模宏大,自成体系,具有文学史、学术史双重价值。郭氏治《骚》的核心理念是“谊”“辞”的贯通,将考史、索隐的方法施于屈原所有作品,认为不仅《离骚》《九章》寓含丰富的现实政治内容,连《九歌》《天问》《远游》《招魂》等也莫不如此,将影射治《骚》的方式推进到空前的境地。郭著虽有穿凿附会之弊,但足称一家之言,洵为楚辞学史上的鸿篇巨制。

司马迁生于汉武帝建元六年——对《史记索隐》所引《博物志》佚文的再认识

《史记索隐》所引张华《博物志》佚文是考证司马迁生年最重要的史料。它的可靠性已经得到了学界的肯定。有证据表明,施丁先生误读了这条史料。正确的解读应该是:"太史令茂陵显武里大夫司马【迁】,年二十八。【元封】三年六月【乙卯】除,六百石。"据此,司马迁生于汉武帝建元六年。

红学史上一大奇迹——论俞平伯治红的三次发现与三次超越

“新红学”创始人之一的俞平伯 ,他的治红经历曲折多、反复大、忏悔深 ,一生中曾经历过三次“发现”大关 ,每次“发现”都是一次自我否定也是一次自我超越。他以自己治红的经验和体会 ,告诫红学界人 :不能再“自毁长城” ,做“反《红楼梦》”的事了。他的三次大“发现”大“超越” ,使他彻底挣脱了“新红学”的羁绊 ,彻底抛弃了脂砚斋和脂伪本 ,成为学人崇敬和学习的楷模 ;他的思想和精神 。

《史记》三家注音训材料整理与研究

一般认为，汉（前202-公元220）以后音训方法的运用逐渐消减，因此后人对汉以后的音训较少关注。《史记》三家注中的音训材料，目前尚没有人做过专门研究。经过我们的考察整理，得到音训材料600多条，这在三家注的训诂条目中占有相当的比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汉以后至唐代之间音训的运用及发展概况。

现代红学史上的胡蔡之论争

2 0世纪 2 0年代胡适与蔡元培的一场论争 ,是”新红学”与”索隐红学”的争论 ,对现代红学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他们的学者风范和学术讨论的良好气氛 ,更令人赞赏和钦佩。

从椎轮草创到多元融合:索隐派红学发展历程述略(上)

索隐派红学作为红学的重要一脉,迄今已延续二百余年,它的演化发展,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椎轮草创期(1754—1901年)、成熟期(1902—1949年)、海外发展期(1949—1989年)、多元融合期(1989年至今)。在这个发展历程中,这一脉的索隐手段不断演化,其理论意识,亦在与考证派近百年对话中,更趋鲜明自觉。

红学研究需要平常心

对《红楼梦》研究的评价需要平常心态 ,在《红楼梦》研究中“索隐派”与“自传说”的出现是有传统思维及研究者心理作为依据的 ;今后的“红学”研究应以文本为主 ,同样需要平常心态 ,藉以感悟人生。

南宋襄阳宰相范宗尹考论

南宋高宗朝宰相范宗尹生于北宋元符二年(1099年),卒于南宋绍兴六年(1136年),今人忽略文献记载的矛盾,误信《宋史·范宗尹传》的记载,将他的生年"提前"或"推后"。范宗尹三十二岁任相,是宋代最年轻的宰相。范宗尹如此年轻便位极人臣与南宋初期混乱的政局密不可分。范氏任相时间虽然不长——十四个月,但主政期间数项重大的政治决策帮助南宋王朝渡过内外交困的阶段。然而,范宗尹自身的缺陷,使他很快失去了宋高宗的信任被罢免。罢相后的范宗尹,再未能回到南宋政权的中枢。绍兴六年(1136年),三十八岁的范宗尹病逝于天台。

《红楼梦》的现代阐释与迷失

《红楼梦》是我国的文学经典著作,影响深远。《红楼梦》文本本身残缺的研究就是难题的因素为我们留下太多的谜,二是市场经济和思想解放的因素。围绕《红楼梦》形成的红学市场五彩纷呈,热闹非凡,各种观点层出不穷。索隐派的猜测和加入精彩演绎的小说特点受到了市场的认可,掀起了一股热潮,同时因其自身缺乏对学术的科学论证而受到质疑。

《史记索隐》“■县”地名校议

今本《史记·黥布列传》“兹乡”《索隐》注“番阳■县之乡”,当作“鄡阳县之乡”。“■”为“鄡”之俗讹字。“鄡”字又作“郻”,《汉书·地理志》郻县在巨鹿郡,鄡阳县在豫章郡,与番阳近者为鄡阳县,《索隐》作“鄡县”误。西汉无番阳郡,依《索隐》体例亦不得言“番阳鄡阳县”。《史记索隐》当是据《汉书》颜师古注为说,今本《索隐》此注有误。

《史记索隐》中的新型反切结构

从反切结构的角度重新分析《史记索隐》中的反切,发现其中存在"等第及开合一致"型反切以及"准直音"型反切。文章在统计各种反切类型的数量及比例的基础上,发现司马贞对同一个字在取音一致的情况下采用了不同的切语用字,因而认为上述反切是不同于传统反切的新型反切。这类反切更可能出现在切上字与被切字都为三等字的反切中,其中又以A-A A型最多。"准直音"型反切遵循"上下字不得同调"的原则,且此类反切中的切上字大都为平声字。其中"苦/苦楛"属真性"重字"型反切,而《广韵》中屈折地记作"苦/苦故",表明"重字"型反切作为一个反切类型的确存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