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议促监督的转化机制——以Y市空间规划监督工作为例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各级人民政府由人大产生,对人大负责,受人大监督。人大监督是规制现代政府公权力,避免其异化的重要环节。既有研究重在监督权力的配置与归属,研究对象较为传统,监督工具的缺失致使监督权力的运行过程还较为模糊。审议是地方人大对规划行政实施监督的重要工具,然而从工具的使用到监督效能的转化,其过程机制还有待揭示。为此,文章以Y市为基础,以访谈文本的扎根分析为依托,对审议全过程进行研究。研究发现,现阶段人大对规划的审议,更多表现为工具理性,监督价值有待引入。地方人大要实现对空间规划的有效监督必须考虑审议议题、审议程序和审议结果三要素,并且让审议三要素分别在压力机制、追责机制和赋能机制的主导下发挥效用。

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地方监察机关的法治逻辑及展开路径

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地方监察机关具有严密的法治逻辑,既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内在逻辑要求,也是强化对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的必然要求,还是对监督者再监督的题中之义。但由于监察权在我国新“四权”权力配置模式中处于优越地位,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地方监察机关还面临一些挑战和障碍。这就需要在正确认识和处理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与地方监察机关监察两者“异中有同”“相得益彰”关系的基础上,由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对地方监察机关开展“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以实现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对地方监察机关监督的目的。

法院专项工作报告制度的运行逻辑与优化发展——以最高人民法院专项工作报告的实践为分析素材

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律治理手段,法院专项工作报告制度的确立蕴含着人大监督权扩张、法院组织成长、人大与法院互动等丰富信息。法院报告专项工作的频次、议题选择、内容构成与报告审议为把握法院专项报告制度的现实图景提供了具体维度。就实践而言,法院专项工作报告制度除了承载监督功能外,还发挥着契合中国政治与司法环境的独特功能。从制度成长的角度来看,法院专项工作报告制度远未成熟,尤其是一些制度机制与操作规范需要进一步明确与优化。法院专项工作报告制度将法院的日常运作与宏大的国家治理体系勾连起来,是观察人大与法院现实关系的重要切口。

“五四宪法”对国家监督体系的奠基

“五四宪法”奠定了新中国国家监督体系的基本框架。“五四宪法”建立的国家监督体系以人大制度为基础,以行政监察和检察监督为重要方式,政协发挥着政治监督的功能。这一体系确定了人民代表大会在国家机构体系中的基础地位,丰富了以民主集中制为原则的权力运行机制,巩固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地位。但是,这一体系存在着宪法实施不足、监督内涵缺失和党内监督弱化的问题。以“五四宪法”为参照,未来要坚持与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须着力实现党内监督和国家监督的贯通融合,国家监督体系内部的协调衔接,民主制度和程序的完善便捷,公民基本权利的充分保障。

地方财政治理能力:共生治理机制与模型测度

基于共生理论与财政治理耦合分析,在搭建三维“共生单元-共生环境-共生模式”框架基础上,构建地方财政共生治理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剖析、阐释与归纳地方财政共生治理增值的实现机制,并结合2018—2022年全国2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预决算数据与审计发现问题整改数据,采用面板熵权topsis法对样本地区财政治理能力进行测度。测度结果表明:空间层面上,各城市地方财政共生治理水平一定程度上呈现出与地区生产总值正相关的趋势,以及东部地区高、中西部地区低的非均衡空间分布特点;时间层面上,随着时间的推移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地区间差异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治理主体上,人大与审计机关的治理效能与地区财政收支规模、经济发展水平等不相关。

理一分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宪法监督权的差异化构造

对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宪法监督权的同质化理解忽略了宪法文本的差异,也会造成“实效性难题”与“冗余性难题”。全国人大相对其他国家机关具有政治上的优越地位,其宪法监督权建基于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地位与民主集中制原则。全国人大可通过多种方式监督其他国家机关的工作,宪法监督是其中一项,在类型上属于政治控制型监督。全国人大常委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常设机关,相对其他国家机关具有相对的优越地位,也有权开展政治控制型的宪法监督。1982年《宪法》特别授予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宪法,监督宪法的实施”的权限,使得常委会得以独占性地开展合宪性审查。合宪性审查属于规范控制型宪法监督,它的依据是宪法的规范效力。应注重两机关宪法监督权的性质差异,推进政治控制型监督与规范控制型监督共同保障宪法实施。

地方人大预算监督立法现状评估与改进对策——基于38部省级地方性法规的文本分析

地方人大预算监督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抓手。《预算法》历经2014年、2018年的两次重要修正以来,中国人大预算监督的法律制度得到完善,各地相继开展了对预算审查监督条例的修订工作。然而,现有文献中针对地方人大预算监督立法的研究还十分薄弱,很少有研究予以系统性的现状评估。根据公共预算与政治问责之间的紧密联系发展分析框架,基于38部与人大预算监督相关的省级地方性法规进行法律文本分析后发现,中国地方人大预算监督立法中存在着政府信息供给不足,一些地方人大与政府之间政治对话得不到程序保障,法律责任条款的设定还有待加强等问题。据此为实践中中国地方人大预算监督立法的完善提供了具有系统性、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中国地方非税收入规模与结构演变(1999-2019)--基于人大预算监督法制化的视角

非税收入作为税费改革的重点,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降成本的核心与关键。纵观世界各国税收收入和非税收入的演变,尽管比例不同,但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经济增长与税收呈现同向关系,与非税收入呈现反向关系。2018年以来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税收收入增长缓慢,地方政府倾向于寻求新的财源,使得非税收入规模呈现异常增长态势。笔者利用省级预算审查监督条例立法的准自然实验,借助1999—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研究人大预算监督对地方政府非税收入的影响。研究发现:(1)在已实施省级预算审查监督条例的地区,非税收入预决算规模均有所下降;(2)异质性分析表明,在新《预算法》实施后和财政分权度更高的地区该效应更强;(3)机制分析表明,地方人大主要是通过加强对行政事业性收费的监督,进而压缩非税收入规模。本文结论进一步丰富了税费政策相关的研究,而且对更好权衡减税降费政策与地方财政可持续之间的关系,完善非税收入和人大预算监督体系构建提供了实证证据和经验借鉴。

人大预算联网监督系统存在问题和对策研究

本文主要对当前马鞍山市人大预算联网监督系统建设情况、存在问题展开剖析,重点研究如何运用“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赋能人大预算审查监督工作,并对增强预算联网监督实效的具体方法进行探讨。

Testative Discussion on how to be an Eligible Interpreter--Based o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f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and Committee of th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from 2012 to 2014

In recent years,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economy,the“two sessions”in March of every year which sponsored by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attract more and more journalist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The press conference in the“two sessions”likes an important window to show China’s policies and claims to the world.Meanwhile,the premier who answers questions in the press conference,respectively,shows the world the eloquence and polite manners of China’s premier,such as Premier Wen Jiabao and Premier Li Keqiang.Their astute response,excellent,and emotional expression makes a deep impression on audiences.Moreover,as a bridge between the speaker and the listeners,the interpretation once is incorrect will cause some mistakes even conflicts.Therefore,the interpreter plays a most important role in the press conference.How to improve the interpretation level in the press conference is a significant topic.The thesis mainly introduces the content of press conference interpreting from 2012 to 2014.At present,the practical study of press conference interpretation is far from enough.The last part gives the summary of the study and points out the main findings for the further study.

地方人大预算监督的主体特征与治理绩效研究

提升地方人大预算监督绩效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体现。笔者基于中国地级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是否由市委书记兼任这一重要制度事实,采用2010—2018年272个地级市的数据和系统GMM方法,深入研究了兼任制度对人大预算监督绩效的影响。研究表明,相比人大常委会主任的专任,兼任制度强化了人大预算监督效力。在发展压力与官员晋升压力小、财政自主度强与公众受教育水平高的地区以及新《预算法》实施后尤其明显。进一步对地方预算收支结构和预算外债务的拓展研究表明,兼任制度对优化财政收支结构和防范地方债务风险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对非标债务的监督趋于弱化。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检后,本文的实证结论不变。本文的研究为新时期提升人大预算监督实效和推动发展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型提供重要参考。

人大监督法院的实践审思及规范性重构

当前人大对法院的监督因未能触及实质性审判工作而陷入形式化困境。这实际上从任意进行个案监督的极端走向另一极端,未能正视我国国家机构组织和运行的规范原理及其自主性。与西方分权体制下司法自主、程序本位和不设置专门监督机制不同,在我国政法体制下,法院尝试在程序主义和政策实施两种模式之间寻求平衡。考虑到审判权以牺牲程序来达到实质正义会引发不均衡这一后果,作为代表机关的人大从外部进行的监督就成为实现体制均衡的制度安排。人大若要实质性发挥这一功能,就要从个案展开监督。但基于人大的宪法属性、职能适配及其在监督体系中的定位,人大应侧重于从个案汇集的类案中找到普遍和共性问题,进行类案监督。落实这一监督指向,要对法院就某类案件或工作制定的规范性文件、落实政策情况、办案机制、特定范围的案件进行监督;应根据“获得线索—调查了解—处理问题—实施制裁”的监督权能结构实现监督方式的整合和创新,提高监督质效。

论市场监管权与综合行政执法权之协调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强化多个领域的市场监管,同时将优化政府职责体系与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予以明确。市场监管与综合行政执法作为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后分道重组的两类行政权力,同样需要协调,而其协调首先起步于两类权力所依托的法治保障之间的区别。市场监管权力改革的法治保障呈现系统化趋势,而综合行政执法更多通过“文件”进行权力划转。市场监管与综合行政执法的权力协调首先应考虑进一步组织化、法定化,同时拓展联合监管的适用,并补强市场监管等业务职能部门向综合行政执法部门的权力划转。在此基础上,中央和地方都应进一步通过立法明确各项权力的去留,更深刻关注行政处罚法等新法的内在精神,多层次倒逼各方加强执法保障,实现权力协调在各层面的综合效应。

人工智能时代人大监督助推社会风险智治的演化路径与协同创新

伴随人工智能技术在社会各领域的广泛应用与创新实践,社会风险治理迎来了重大变革的机遇与挑战,并在人大监督下推动着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要把握人工智能在风险智治过程中的“人工智能+技术升级”、“人工智能+体制转型”、“人工智能+多维视角”、“人工智能+生态优化”等机遇优势,就需通过人大监督手段着力破除人工智能在实践过程中出现的理念困境、伦理冲突、法律问题、技术更迭、民生矛盾、安全漏洞等问题与挑战,构建人工智能风险智治的思维理念与框架逻辑、打造人工智能风险智治的技术协同与互动融通体系、优化人工智能风险智治的三方博弈均衡机制、完善人工智能风险智治的道德伦理与法治规约,从而加快形成人工智能风险智治的“善治”体系及“善智”能力的“良性互构”,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转型升级。

新时代增强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合力的路径探析

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作为党中央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是全面从严治党和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依托。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合力,是指监督体系中各监督主体为实现“党统一领导、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共同目标,有机结合、贯通协同、同向发力,以形成高效、协同、完备的监督力量。坚持以系统观念增强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合力,既是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现实需要,也是加强党对反腐败工作集中统一领导的必然要求。目前增强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合力,还面临着监督力量统筹不够、协同不足、制度机制尚不完善等现实挑战。为此,必须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强化政治监督;强化党内监督,压实党委(党组)监督主体责任;充分发挥纪委监委专责监督作用;推动党内监督与国家监督有机贯通;推动党内监督与社会监督有机贯通;构建贯通协同各类监督的平台与机制。

中华苏维埃代表大会司法监督工作及其历史启示

我国人大司法监督制度的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中华苏维埃代表大会时期对司法监督工作的实践探索。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国家性质、政治架构和法律体系,为中华苏维埃代表大会司法监督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制度根基。考察中华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司法监督工作,对于传承红色基因,深入理解我国人大司法监督制度的历史脉络,推进新时代人大司法监督工作,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

强化人大预算监督能提升地方政府教育支出吗?——基于省级预算审查监督条例立法的准自然实验

在“中国式”分权背景下,地方政府对本地教育财政投入激励不足。如何发挥地方人大的预决算审查监督职能、构建有效约束机制来提高地方政府教育支出水平,对我国教育事业长远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本文以我国各地区推动预算监督法制化为制度背景,以1999—2017年间各省份预算审查监督条例立法作为准自然实验,使用双重差分法研究通过立法加强地方人大预算监督如何影响地方政府教育支出。研究发现:(1)省级预算监督条例立法能够显著增加地方政府的教育财政支出,使教育支出在财政预算支出中的比重平均上升约一个百分点,使地方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显著提高;(2)异质性分析显示预算监督条例立法对地方政府教育投入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基础教育和中等教育层面,并且在财政分权程度更高或地方主政官员缺乏中央工作经历的地区更加显著。本文的研究表明,推动财政监督法制化是构建现代教育财政治理体系的重要制度基础,强化地方人大预算监督是确保地方教育支出持续稳定增长的有效制度保障。

宪法视域下的审计监督——基于审计工作报告、审计查出问题整改情况报告的考察

加强审计监督,配合人大预算监督,是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义。本文以审计署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的审计工作报告和审计查出问题整改情况报告为样本,观察审计机关与人大、国务院的制度角色和权力互动发现,审计署辅助人大依法开展预算审查监督,扮演着国家预算执行问题的阐释者、分析者、建议者角色;国务院通过“省钱”“建制”“查人”回应审计问题,同时剖析整改不力的制约因素,明确改进方向。审计监督助力国家政策有效落实,推动政府财政管理的配套制度建设,有利于人大发挥监督作用,但审计监督局限于“发现问题”和“揭示问题”,制约和督促乏力。为此,人大仍须发挥自身的制度优势,强化其在审计监督方面的询问和质询监督作用。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强化高校纪委监督保障作用

党的二十大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关键历史时期召开的一次具有划时代、里程碑意义的大会,其对于高校纪委开展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作为当前和今后时期的首要政治任务,高校应认真且全面做好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学习、宣传、贯彻等工作,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以高度的政治自觉站稳立场,深刻把握党的自我革命新要求,推动高校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监督保障高校各项工作落地见效。

地方人大执法检查权行使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在人大监督日益加强的新时代,地方人大执法检查权行使却存在着主体地位弱化、对象认识不足、程序监督缺失等问题,制约了法律法规的具体实施。为进一步强化地方人大执法检查权的行使,应理顺人大与“一府一委两院”的关系,优化人员构成并成立专门机构,夯实执法检查组织基础;创新运用检查方式、完善细化检查规范、提升报告质量,以提升执法检查实效;从构建评估制度、建立跟踪机制、拓宽公开渠道等入手,完善执法检查的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