派驻监督的组织逻辑:法律地位、职责与界限——建构中国特色纪检监察学学科体系的思考

派驻是中国以自我监督为本质的国家组织的重要形式,实现了组织主体统一人格与具体监督功能的分离,是自我革命战略思想的重要体现。围绕宪法、监察法、国家机关组织法及相关规范,运用宪法学国家层面的组织理论系统分析派驻机构的法律地位与构造、派驻监督的监察职责、派驻监督的角色与行为界限这三个理论问题,以尝试中国特色纪检监察学学科体系的建构。分析认为,派驻机构是一种具有部分法律能力的国家机关,与派出它的纪检监察机关之间形成代表关系。作为派驻监督的组织,派驻机构在运行中要基于民主集中制原则和社会主义法治原则,合理厘定四项法律职责,并建立起派驻监督动态分类的活动秩序。

没收的正义——基于《监察法》没收违法所得条款之诠释

《监察法》中的违法所得没收条款,系任何人不得因自身的不法行为获得利益原理的具体体现,不让贪腐分子因腐败获益、补充常规监察手段不足以及加强国际反腐败合作是其价值基础。从属性上看,违法所得没收程序是让利益状态恢复到违法之前的保安处分,属于典型的对物程序和缺席审判程序。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适用须符合特定的罪名范围要求,被调查人的状态要求,案件重大、复杂且有必要继续调查,以及没收财产范围等要求。为确保没收程序的合法正当,应加强对监察机关提出没收违法所得申请、检察机关向人民法院提出没收违法所得申请、人民法院进行司法审查等三个阶段的程序控制。

《仲裁法》如何更加国际化——基于《仲裁法(修订)(征求意见稿)》主要条款的考察

《仲裁法(修订)(征求意见稿)》通过大幅修订,力求促进我国仲裁制度的进一步国际化发展。以《示范法》和《纽约公约》为国际化对标标准,《仲裁法(修订)(征求意见稿)》在仲裁庭权力和仲裁裁决的司法审查、临时仲裁、法院协助取证等方面基本符合国际标准,但应进一步细化具体措施的实施标准和配套规则,以期为仲裁实践提供更为清晰的指引。此外,此次修订在仲裁机构法律地位、仲裁员任职资格与责任等方面还未达到国际化标准,可以进一步提升意思自治程度,深化仲裁机构改革、引入仲裁员责任有限豁免制度。

新《会计法》实施背景下的单位会计监督

会计监督的目的是防止会计信息失真,确保会计信息的质量。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会计工作面临着新的形势和任务,存在着会计违法案件处罚力度不足、财务造假行为时有发生等问题,导致会计信息的失真。因此,迫切需要进一步完善法律法规,加强会计监督。新《会计法》在保持现有基本制度不变的基础上,着重解决会计工作中的突出问题,对加强会计监督提出了新要求,完善了会计违法行为的责任追究,为遏制财务造假等会计违法行为提供了有力的法治保障。

“双减”背景下校外培训机构的法治化监管

自“双减”政策出台以来,我国在义务教育阶段文化课校外培训机构监管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但此类校外培训机构的监管仍存在各种问题,主要表现在对校外培训机构监管立法上存在欠缺、执法上监管合力不强等方面。为实现校外培训机构监管的法治化,对构建校外培训机构监管长效机制进行了研究。通过分析我国校外培训机构监管的现状,从促进监管部门有效承担监管职责、鼓励学校提升教学效果、引导家长塑造正确教育理念等方面提出了合理化建议。

食品经营企业行政责任主体双罚制分离构想

研究以《食品安全法》第75条为基础,深入探讨了食品经营企业行政责任主体双罚制的分离构想。首先,分析现行行政责任主体双罚制的主要问题和挑战。然后,提出了3个创新的制度设计,包括科技驱动的监管、弹性罚款制度和负责任的供应链管理。在科技驱动的监管部分,探索了如何利用大数据、AI和区块链等现代科技实现更精确、及时和有效的食品安全监管。在弹性罚款制度部分,设计一种罚款制度,其中罚款的大小与违规行为的严重性、企业的规模和财务状况等因素挂钩,以实现更公平和有效的惩罚。在负责任的供应链管理部分,强调了企业应建立全面的食品安全供应链管理制度,以防止供应链中的食品安全问题。

论我国对法律的合宪性审查

长期以来,受观念、制度、程序等因素影响,对法律进行合宪性审查的制度推进较为缓慢。在党的二十大报告正式提出“健全保证宪法全面实施的制度体系”的背景下,落实对法律的合宪性审查,从学理上还是实践中对于完善我国的宪法监督制度都具有重大的意义。要依托法律草案合宪性说明制度,强化对法律草案的合宪性审查工作,还要根据我国宪法监督体制对法律实施阶段的合宪性审查设计科学、合理、可行的机制和程序,构建从事前到事后的全过程的合宪性审查环节,实现对法律是否合宪的有效监督。对法律的合宪性审查有利于保障宪法权威和法治统一,推进宪法全面实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权宜之计抑或权利扩张:学前教育立法中的托育服务

国家在2023年重拾学前教育立法工作,并公布了《学前教育法(草案)》,学前教育与托育服务被法条明文分离切割。实际上托育服务自20世纪末式微之后,并非无法可依,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寄身于学前教育立法以获取发展空间与法律支持,尤其是在地方立法中呈现出类型多样的立法模式。尽管对于部分地方立法将托育服务纳入学前教育制度的立法技术,在特定历史阶段下应肯定其必要性与合理性,但作为填补立法空白的权宜之计,该立法技术也日渐暴露出了覆盖范围有限、“过度学习”风险、保障水平较低等诸多现实问题。有鉴于此,托育服务专项立法势在必行,其根本实现路径是从基本权利保护的视角出发,承认获得托育服务权是一项有别于受教育权的基本权利,明确权能内涵,具体化相对应的各类国家义务。

高铁开通对普铁站周边企业污染物排放的影响:事实与解析

本文以二氧化硫(SO2)作为污染物代表,采用双重差分的方法探究高速铁路(高铁)的开通对普速铁路(普铁)车站周边企业污染物排放的影响。研究表明:高铁开通能够推动普铁站周边企业减少污染物排放,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具体而言,高铁开通引发的“客货分线”效应改变了普铁站周边企业的生产过程,这些企业会通过减少工业锅炉使用数量、降低工业锅炉燃料消耗、提高污染处理能效、提升技术水平的手段逐步减少污染物排放。

监察互涉案件管辖模式的反思与调整--以《监察法》第34条第2款为视角

监察互涉案件在实践中产生了三类管辖模式,分案管辖模式应为此类案件管辖模式的“天然形态”,并案管辖模式是管辖制度灵活与变通的产物,专案组管辖模式则是折中后的特殊模式。三类管辖模式在实践中存在着适用规范与范围不明的问题,且并案管辖模式的适用并未受到职能管辖范围的限制。应当回归《监察法》第34条第2款的本义,该条款应为分案管辖模式,且未为并案管辖模式的适用留下解释空间,“为主”与“协助”之界需以法定职能管辖为红线。对此,并案管辖模式仅可适用于监检型互涉案件,《监察法》第34条第2款例外情形的判断应引入“主罪”的考量因素,具体管辖模式的适用应权衡案件的关联性、复杂性、社会影响力、各案之间的办理进度等因素。

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地方监察机关的法治逻辑及展开路径

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地方监察机关具有严密的法治逻辑,既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内在逻辑要求,也是强化对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的必然要求,还是对监督者再监督的题中之义。但由于监察权在我国新“四权”权力配置模式中处于优越地位,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地方监察机关还面临一些挑战和障碍。这就需要在正确认识和处理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与地方监察机关监察两者“异中有同”“相得益彰”关系的基础上,由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对地方监察机关开展“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以实现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对地方监察机关监督的目的。

论更加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内涵及建设路径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要进一步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加快建设更加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更加完善的法治体系是法治中国建设的总目标,也是法治中国建设的总抓手,更是法治中国建设的总依托。更加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基本内容主要包括:明晰中央和地方立法的位阶及判断标准,构建规范高效可行的法律体系形式结构,构建政府职权法定的行政法律规范体系。建设更加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主要路径是:建设与宪法相适应的党内法规体系,建设更加严格规范公正文明的执法体系,建设更加公正高效权威的司法审判体系,建设更加严密的社会主义法治监督体系。

监检衔接的逻辑与方法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后,监检衔接成为我国法治实践中的新课题。当前由于规范供给的粗疏与缺漏,监检衔接实践工作中存在监察中心主义的倾向,这造成少数监察活动的“非法”现象。在法治逻辑的审视之下,监察调查本质应还原为国家追诉职能的行使,因此应重申“互相配合,互相制约”这一经典原则,推动监检衔接过程中审查起诉的实质化。在法律修改的时代背景下,基于“立法论-解释论-立法论”的研究范式转型趋势,监检衔接的关键方法可以归为几点:扩大检察侦查范围促进监检管辖衔接;以刑事审判为标准促进监检证据衔接;以保障合法权利为目标促进监检强制措施衔接;充分发挥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的主导作用促进监检审查起诉衔接;以审慎思维促进监检特别程序衔接。

推进监察执法与刑事司法有机衔接

监察执法与刑事司法有机衔接,作为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的部署要求,具有确保反腐败格局中职能责任的依法履行、确保反腐败法网密织及流程贯通、确保反腐败执法司法公平公正的时代价值。推进监察执法与刑事司法有机衔接,亟需从理论上回应“结构平衡说”“监察中心主义说”等学术争议。其一,构建以监察执法为主导的监察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结构形式。应当从反腐败格局中的职责定位来深刻把握腐败治理与社会治理在刑事诉讼领域的差异,深刻把握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政治逻辑。其二,明确监察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的主体责任。该主体责任是建立在监察机关履行反腐败法定职能基础之上的监察机关与审判、检察、公安及相关执法特定机构和人员所承担的法法衔接职责和义务。其三,完善监察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主要包括监察机关在查办职务犯罪案件中与审判机关的协调配合机制,如证据审查认定、审判信息通报配合等,以及与检察机关的衔接机制,如重大疑难案件提前介入、案件移送等,其要旨是通过监察执法与刑事司法的配合制约,确保反腐败执法司法在法治轨道上运行。

监管执法公平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了吗?——基于证监会随机抽查制度的准自然实验

本文以证监会随机抽查制度作为准自然实验,深入考察了监管执法公平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其内在机理。研究发现,证监会随机抽查制度显著提升了上市公司的全要素生产率,即监管执法公平能够有效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该结论经过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进一步检验随机抽查制度的公平性效果,发现相较于外部监管效果,随机抽查制度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主要源于监管执法“随机性”和“公开性”的提升。机制检验发现,监管执法公平通过改善会计信息质量、发挥违规惩戒效应来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

行政复议推进法治政府建设作用论析

行政复议坚持矛盾纠纷化解的问题导向,寻求权力运行监督的常态长效,充当政府改革创新的示范纽带,在法治政府建设中具有自身独特的优势。关于法治政府建设的规范表达,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主要围绕构筑科学统一的复议体制、秉承高效便民的复议宗旨和健全有错必纠的复议监督三个维度,改进或创设了一系列制度举措,增强了行政复议回应法治政府建设现实需求的能力。为了更好地保障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切实有效实施,需要从廓清其功能定位、延展监督质效和释放治理潜能等方面精准发力,持续完善富有中国特色的内生监督型法治政府建设模式。

抚养权直接执行的理论阐释与实现路径

抚养权执行难是长期困扰司法实践的难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强制执行法(草案)》所创设的抚养权直接执行制度是纾解该难题的关键举措。为保障预期立法目的的实现,应从正当性及可行性上补强理论阐释。在正当性方面,明确抚养权判决系具备执行内容的形成判决。在可行性方面,执行标的为交出子女的行为而非子女人身,直接执行并不侵害被执行人的意志自由。针对抚养权直接执行适用中如何正确考量子女意愿的困境,需要以子女对执行行为本身的认识作为判断是否继续采取直接执行的标准。据此,提出抚养权直接执行的实现路径,即赋予执行机关考量未成年子女意愿的义务;建立有效收集未成年子女真实意愿的机制;明确未成年子女“拒绝意思”的认定标准。

日本功能农业政策、产业布局及对中国的启示

功能农业是通过生物营养强化技术或其他生物工程手段,生产出具有健康改善功能的农产品的农业模式,旨在生产富含特定功能性营养物质的农产品,以满足人们对健康和营养的需求。随着人们对营养和健康的重视程度日渐提升,以功能农业为代表的产业发展模式也在全球迅速扩展。日本的功能农业发展依靠消费者市场和农产品行业的竞争,已在政策规划、法律法规、标准体系、认证监管以及产业发展等多方面实施了一系列行动和措施。日本以国立农业科研机构牵头加速功能农业的高质量发展,设立食品安全检定机构保障功能农业的质量与安全。日本政府围绕健康膳食、农产品与食品营养、功能食品安全、食品营养添加剂等方面制定修订一系列法律法规,构建了完善的标准体系、认证监督体系。另外,日本功能农业在产业发展方面的布局,更多地是以发展农业多元化产业链为主要目的进行的,不仅增加了农民的收入,还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多样化发展,提升了农业的整体价值,帮助农村地区实现经济结构转型与升级,从而开辟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与新的增长点。日本在功能农业发展、科技应用、政策支持、环境保护等方面积累的丰富经验,对于中国农业的转型升级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反身法视野下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耦合型监管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带来了风险控制和监管难题。从社会系统论角度分析,欧盟基于风险的监管模式和美国基于场景的监管模式,均未能实现法律子系统和生成式人工智能子系统之间的有效互动,从而面临多重现实困境。反身法提倡“受规整的自治”,通过反思机制为其他社会子系统的“自我规制”提供制度保障,从而建构“生态自组织”的监管形态,对突破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监管困境具有启发意义。立足反身法框架,借助战略生态位管理模型,厘清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生态位—市场生态位—范式生态位”的内在演化逻辑,有助于探索和塑造包容审慎与敏捷高效相结合的、融外部监管与自我合规于一体的耦合型监管模式。

高校食堂食品安全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近年来,高校食堂食品安全事件频发,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当前,国家不断出台校园食品卫生安全规范,深入开展校园食品安全排查整治行动,已取得显著成效,但现阶段我国尚未形成完备的校园食品安全管理体系,高校食堂依然是食品安全事故高发的重点领域。鉴于此,本文研究了高校食堂食品安全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为我国高校食堂食品安全共治共建共享新格局的建立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