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监管创新技术——Suptech的发展及各国实践

2018年7月16日,国际清算银行(BIS)发布《金融监管创新技术(Suptech)——早期用户的经验》,研究了SupTech (监管科技)的主要作用、应用程序的开发方式,介绍了监管科技的运用领域和各国实践、监管机构面临的风险,并提出了建议。本文结合各国实践及相关资料对文件进行了整理。

提升监管科技协同创新产出水平的契约激励策略

创新主体的创新努力是提升监管科技协同创新产出水平的关键。已有监管科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应用场景上,缺乏深入到监管科技协同创新问题,且监管科技创新产出包括合规科技和狭义监管科技,其有关主体的角色交叉现象导致监管科技协同创新与一般情形的协同创新有很大不同。基于此,根据监管科技创新的供求关系,将创新主体划分为创新研发方和成果应用方,从创新主体追求自身收益最大化的行为逻辑出发,构建协同创新效益模型、开展协同创新激励因子分析,并以双方在协同创新中的努力水平比值作为考察变量,优选提升监管科技协同创新产出水平的激励契约。结果表明:提高创新研发方在协同创新中的地位和收益分配比例能鞭策不够努力的创新主体缩小与努力水平高的创新主体努力水平差距,提高协同创新总体产出水平;将创新研发方的研发人员工资投入等内部管控信号和金融机构的合规成本、监管机构的监管成本变化等市场反馈信号写入成果应用方的委托代理合同,能减少信息不对称、降低契约风险,激励创新研发方按照成果应用方的期望提高创新努力水平,以增加协同创新产出。

金融科技背景下的金融监管研究——基于监管科技的视角

科技是一把"双刃剑",科技与金融的深层次融合在促进金融普惠发展的同时,也给金融业带来了新的风险;科技在金融业的广泛应用给金融监管带来新挑战的同时,也为金融监管机构提升监管效率、改善监管水平提供了新的技术思路和解决方案。在金融科技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下,一方面,金融创新业态的不断涌现、传统金融风险的异化和新金融风险的出现对我国金融监管提出了更高、更新、更多的要求;另一方面,由于监管责任与监管资源不匹配、监管技术手段不足、监管滞后于金融创新以及监管套利等一系列问题的存在,我国金融监管机构面临着严峻的挑战。鉴于此,研究探讨如何通过技术手段来改善监管,利用"科技+监管"应对"科技+金融"带来的各种挑战具有很强的实践意义和理论价值。

监管科技视角下的中国债券市场相关问题研究

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债券市场已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市场分割、便利性较差、透明度有待提高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债券市场的高质量发展。随着科技在金融行业的发展与应用,监管科技应运而生,为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保障金融机构稳健运行、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鉴于此,探讨如何通过监管科技来规范、促进我国债券市场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监管科技与合规科技:监管效率和合规成本

近年来,为提高监管效率、降低合规成本,监管科技和合规科技快速发展。本文分析了两者的内在属性、差异及其相互关系。本文认为,监管科技可定义为监管主体运用新技术提高监管效率和能力;合规科技则可定义为金融机构采用技术手段满足合规要求,降低合规成本。监管科技的主要运用领域为数据收集、整合与报送,风险监测、分析与报告,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其他具有监管部门特色的监管科技实践探索;合规科技的运用领域主要有身份识别与管理、风险管理、合规分析与报告、反洗钱等金融交易监测等。从发展趋势看,两者的应用将逐步扩展至金融监管的事前、事中和事后的全部流程,并在某些领域的产品开发和应用上呈现出相互融合态势,但两者发展态势并不同步。总体看,监管科技和合规科技的底层技术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现有的技术手段还在不断探索开发并运用于这一领域。要推动监管科技和合规科技的发展,需要坚持风险为本、坚持消费者隐私保护、坚持以人为本进行风险处置、坚持强化交流与合作等原则。

大数据、监管科技与银行监管

传统银行监管方式形成于“小数据”时代,采集和分析数据的能力有限,存在监管视野太窄、监管行动时机太迟、监管措施力度不够等缺陷,难以有效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与应对金融科技的迅速发展带来的挑战。为从根本上提高风险监测和处置的前瞻性和有效性,各国监管当局积极探索监管科技工具的开发应用,将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引入监管数据采集、处理、存储、分析及可视化全流程,数据管理的容量、种类、速度与有效性显著提升,监管大数据初步形成。当前,监管科技的开发和应用在国际上仍处于起步阶段,其潜能远未完全释放。下一步,应重点探索监管科技在对被监管机构的全息画像及风险预警、系统性风险监测、监管绩效评价等领域的应用,进一步发掘监管科技潜能;并从完善技术架构与提高数据治理能力两方面推进大数据监管平台建设,为监管科技潜能的快速有效释放提供保障。

金融科技背景下金融监管范式的转变

金融科技在提高金融效率、丰富金融产品的同时,也带来了金融风险泛化。传统金融监管范式下的金融规则通常系危机型立法和监管的产物,以"命令和控制"为特征,无法应对金融科技带来的泛金融化、金融风险频发、金融体系内生和外生风险等问题。金融监管范式的转变势在必行。金融监管新范式要求在专门金融监管机构之上建立跨业风险监管机构,防止风险在金融体系内外传递;要求采用适应性监管,在金融立法机构、金融监管机构和被监管机构之间合理分配金融规则制定权;要求采用试验性监管,以应对监管介入的时点难题;要求采用数据驱动监管,对金融科技进行实时或者准实时监管,为解决监管滞后探索新的途径。

金融科技监管的原则立场、模式选择与法制革新

金融科技是技术化、数字化、智能化的金融服务解决方案,它的核心在于如何将"技术"行之有效地应用于金融服务之中,旨在用"技术"改进"金融"。当下,金融监管亟待解决的问题是:金融科技对传统金融监管构成重大挑战,而监管机构的监管手段和监管能力却滞后于金融科技的发展。在金融科技时代,监管机构应洞察金融科技的本质与风险,调整监管原则,坚守适应性、包容性、实验性、协调性的监管原则,充分发挥金融科技对我国金融转型升级的引领作用。监管机构应坚信监管科技是未来金融监管模式转换的目标,创设实验式和智能化监管制度,构建监管科技应用的法律规制体系。

监管科技化如何影响企业并购绩效?——基于证监会建立券商工作底稿科技管理系统的准自然实验

运用数据挖掘、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提升监管效率和效力的监管科技化建设是对资本市场传统监管模式的突破性重构,是证监会全面深化资本市场改革的重点任务。本文以证监会建立券商工作底稿科技管理系统为准自然实验,以2016~2019年沪深A股公司作为购买方开展的重大资产重组交易为对象,采用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了中国资本市场监管科技化建设的初步效果。研究发现:(1)证监会建立券商工作底稿科技管理系统之后,试点券商担任独立财务顾问的企业并购交易绩效显著提升,该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2)这种提升作用主要通过提升事中监管能力、增强事后监管威慑和提高券商尽职程度等机制来实现。(3)监管科技化建设还有助于缓解选择性执法和部分地区法律环境薄弱等问题,并与券商自身数字化建设存在相互促进的关系。本文拓展和丰富了资本市场监管创新的相关研究,为资本市场监管科技化建设的进一步实施和完善提供了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