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坡与厌坡:比坡文学的生成及其意义

古代作家常自比为东坡或被他人比作东坡,以示对苏轼的认同。另有一些作家厌恶东坡,对东坡作品予以指摘,是比坡的另类样态。比坡与厌坡生成比坡文学。比坡文学在内容上自比、他比东坡;形式上,多模拟、唱和东坡作品;风格上,多与东坡相类。诗论家对比坡文学的批评使比坡文学理论化。比坡文学推进了苏诗经典化,确立了苏轼唯一性,孕育出新的文学经典,在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东坡书院述略:从苏轼与书院的关系谈起

苏轼在两次兴学运动中认为当“因循旧制”,“使先王之旧物”不废于今世,也即主张书院与官学并存;但是随着官学化运动的发展,苏轼转而支持官学的发展,甚至参与其中。这与他“学者,王者事也”的学校观有关。他认为,兴王化之教才是地方官员修建学校的目的,而官学与书院均为王化之所。目前统计的10所东坡书院,主要是后人崇拜苏轼,并以之为主祀对象的祭祀性书院,这也决定了这些书院呈现尽可能地追寻先贤遗迹,但又不完全是苏轼行迹过化之地的特点。在修建东坡书院祭祀苏轼的背后,有着复杂的政治与地域文化因素。如常州东坡书院的修建缘于晁子健看重家族和苏轼的交往,而惠州东坡书院的修建则与当地民众将平安的希冀寄托于苏轼祭祀有关。这些对于认识书院的形成机理有重要价值。

热爱、豁达与光明——评龚文瑞的传记写作

龚文瑞关于王阳明、苏东坡的传记写作,是以传主与赣州的空间关系为中心展开书写的,这一方面使龚文瑞的传记写作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在传记中展示丰富的地方史料也为赣南历史文化的深入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另一方面,龚文瑞采用史学与文学结合的叙述方式,在拓展读者历史知识的同时,也给读者予审美想象,引发读者的情感共鸣和人生思考。在传记中彰显出来热爱、豁达与光明的格调,是王阳明、苏东坡传记的精神底色,也是龚文瑞自我的人格追求。

人本、情本、民本:苏东坡的家国情怀

苏轼不仅是著名的文学家,也是伟大的思想家,更是一个活生生的仁人志士,具有鲜活的家国情怀和高尚志趣。他把个人价值寄托在对国家和人民的大爱与奋斗中,以伟岸的人格承接使命担当,以家国情怀托举利民使命,以短暂一生铸就千古英名。从宇宙观考虑,苏轼继承了夏禹以来“敬鬼敬神而远之”的传统,在天地人神之间,他主“人本”说;他承认人生而有欲,感物有情,教化的功能端在于对人情的节制,因此在人性论方面,他主“情本”说;他认为“民可亲而不可疏,可敬而不可愚”,于君臣社稷之间,他主“民本”说。通过这些方面,可以完整地透视出苏轼的宇宙观、社会观和人生观。

黄州,东坡多元文化的发祥地

黄州是苏东坡重要的人生驿站,苏东坡是北宋文艺黄州高峰的首席攀登者。黄州神奇的“山水风月、农耕劳作、文化古迹、宗教信仰、风俗习惯”首次铸就了东坡及其多元文化,因而黄州就成为东坡多元文化的发祥地。黄州,这座早被东坡认作是新生地的小山城,也就成了他人生历程中的一座丰碑。

从“幽人”内涵变迁看苏轼黄州时期的贬谪心态

“幽人”语汇贯穿苏诗创作全过程,而在谪宦黄州时期,“幽人”实现内涵的粉碎、颠覆与重塑。苏轼《东坡易传》丰富了“幽人”的内涵,涵盖了“幽隐”“幽囚”和“幽愤”等义项。从初至黄州的“幽囚”情感,到求道的人生尝试中“幽隐”与“幽囚”心态的矛盾徘徊,促成“幽愤”心态的萌芽,从而彻底落于“幽愤之人”的自我体认,皆足以洞察苏轼演“易”所带来的痕迹,生动地展露其贬谪心态的复杂演变。从易学视角入手,为我们理解“幽人”的多重含义及其嬗变脉络指明方向,由此窥测苏轼贬谪黄州的心态,理解其贬谪心态由惊惧避祸转向自我疏解与自我观省,从而实现自身文化人格自立的内在成因。

苏东坡黄州词《南乡子·重九涵晖楼呈徐君猷》写作时间考

《南乡子·重九涵晖楼呈徐君猷》一词是苏东坡在黄州重阳节涵晖楼宴席上填的。词人以诗的意境和语言,紧扣重九楼头饮宴,意境深刻,影响深远。至于该词的写作时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本文从《南乡子·重九涵晖楼呈徐君猷》词的思想内容、从写作背景考证《南乡子·重九涵晖楼呈徐君猷》词的写作时间、从思想情感考证《南乡子·重九涵晖楼呈徐君猷》词的写作时间等三个方面考证其写作时间,通过考证,得出的结论是:《南乡子·重九涵晖楼呈徐君猷》一词是苏东坡元丰三年(1080)重阳节所写。

苏东坡在儋州:贫困而多彩的人生

文章叙述了苏东坡流放儋州时留下的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他居无定所,被逐出官舍,自建茅屋;他食无肉,炊断粮,自制菜羹充饥;他竹笠木屐,与黎汉百姓同甘苦共患难;他打井取水留下“东坡泉”;他创制了“东坡法墨”,留下了“制墨秘方”;他倡导农耕,鼓励畜牧,斩除陋习;他弘扬医术,救死扶伤,留下千古佳话;他举办学堂,开创了海南教化之风;他创建“载酒堂”,留下“东坡书院”,传播了中原文化的精髓。

新文创下历史文化名人IP助推常州大运河文化带建设路径研究

常州市大运河文化带这一重要的文化区域中,苏东坡IP无疑具有极高的应用价值和潜力。研究历史文化名人苏东坡IP对常州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必要性,提取其文化符号,开发IP文创产品,塑造IP品牌,以期为常州市大运河文化带的建设提供新路径。

人间有味是清欢:苏东坡的日常饮食

苏东坡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他善于在日常生活中提炼出高雅的情趣,形成了独特的审美趣味和人生态度。他一生仕宦沉浮,历经贬谪,遭遇巨大的生存困境,却始终保有对生命的热爱,以诗意的心灵观照日常生活,追求“人间有味是清欢”的人生境界。在日常饮食领域,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赋予日常饮食以诗意,以“美食”化解生活的苦难;二是崇尚日常饮食的简朴,更加注重内在精神的富足;三是善于以雅化俗,在清雅的日常饮食中获得安适。

论东坡词对坡仙形象之建构

东坡词是苏轼“坡仙”形象建构中关键的组成部分,这既源于其词作文学成就的超凡绝俗,又源于其词作文本内部对这一形象有意无意的塑造。东坡词清空词境为坡仙形象提供了立体而又广阔的生存空间,可谓是仙人世界底色的填充。而词中所表现的苏轼对心性的追求与体认,彰显了苏轼“在世出尘”的独特人格魅力,是坡仙形象的内在人格支撑。东坡词中对自我仙人形象的塑造实际上源于苏轼对“仙人”身份的心理认同,这为坡仙形象建构提供了直接语源与现实基础。东坡词对坡仙形象的立体多元建构,是全面认识苏轼文化人格的重要一环。

论东坡词的叙事艺术

北宋词坛名家苏东坡的词作具有典型的叙事性。主要表现在词序与正文虚实相生、借典故暗含叙事语义以及借诗意叙事丰富词作抒情意蕴三个方面。作为宋代词坛将词序发扬光大的关键人物,东坡词词序进一步发展了序文补充说明正文叙事、提前暗示情感指向的写作手法。大量运用典故使东坡词在叙事方面不但暗含个人情绪与事件发展走向,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也暗喻着人物性格,具有丰富的叙事语义。苏轼“以诗为词”的词学观同样影响着其词作的叙事,即事寓情、意象联想与以神雅化的创作手段共同形成东坡词诗意叙事的审美内蕴。

董仲舒与苏东坡:政治思想异同比较

苏东坡在诗文中至少有10次提及董仲舒。其中重要一点,苏东坡把董仲舒视为自己的“前身”。事实上,苏东坡与董仲舒的生平履历存在诸多相似之处,其政治思想具有很大的可比性。在君道观、民本论、人性论、天人感应论、德主刑辅论,以及批判秦朝暴政等方面都存在相似或相同的思想观点。不同之处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董仲舒认为,民众浑朴无知,有赖于王者施行教化;苏东坡认为,民众具有智慧,统治者应该“以民为师”和“广开言路”。其二,董仲舒主张大一统,对西汉以后的中国历史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苏东坡主张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可谓是后世追求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先驱性人物。立足新时代,如何权衡和吸收他们的政治思想,值得今人深思。

《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苏东坡对人的本质的诗意探寻

《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是一首涉及哲学最高问题的词,是苏东坡对人的本质的诗意探寻。词的上阕是苏东坡对“时间”“空间”“我是谁”等有关人的本质的三个重要问题的追问或思考,而下阕中的“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则是苏东坡对这三个重要问题的回应,是苏东坡对人的本质的诗意界定。

苏东坡仁政爱民与民本思想探究

苏东坡仁政爱民与民本思想主要源于《尚书》“民为邦本”的思想指引和父母的言传身教。民不仅是国家兴衰存亡的根本,也是君权赖以存在的基础。作为一个封建士大夫,苏东坡充分看到了人民的重要性,因而在为官四十年中,他始终奉行仁政爱民与民本思想,在劝诫统治者应当行“仁政”、不与民争利、要结天下人心的同时,倾其一生致力于为老百姓解困救难,为民办事,替民说话,做了不少利民、惠民的实事,由此受到民众的普遍爱戴与深切怀念。

论东坡文化对惠州的影响

东坡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之瑰宝。苏东坡一生屡遭贬谪,但乐观旷达、豪迈洒脱的天性使他能在风雨人生中勇毅前行,在宦海浮沉中随缘适境。在他生活、学习、工作、历练过的地方,东坡都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惠州是苏东坡贬谪生涯中的一个重要驿站。他把中原先进文化传播到了惠州,促进了中原文化与岭南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在惠州,东坡完成了继黄州之后的又一次涅槃,攀越了又一座文化高峰,缔造了惠及惠州又泽被后世的具有岭南特色的东坡文化。东坡寓惠不足千日,但对惠州的影响却持续千年,东坡文化成为惠州最具标志性的文化品牌,是惠州发展旅游产业的文化动力,也是惠州走向世界舞台的文化资本。

再论苏轼词的词史定位——兼及如何打破“婉约”“豪放”二分法

词学史上对苏轼词的定位,主要有“豪放词”“以诗为词”“东坡范式”三种重要说法。“豪放词”从风格论出发,并不能完全涵盖苏轼词的全部艺术特质;“以诗为词”作为一种创作方法,亦非苏轼所独有;唯有作为传统“体派论”的现代发展的“东坡范式”,最适宜作为苏轼词之词史定位的总结性词汇。同时,既然“豪放词”一语已不足以概括苏轼的词史定位,那么“婉约”“豪放”二分法也自然应被扬弃,而打破这一“二分法”,并不意味着否定“二分法”这一极具简洁性的思维方式,寻找更具学理性、更符合唐宋词实际的“新二分法”取而代之,才是真正的破旧立新之道。

东坡故事的跨文体改编

东坡故事自宋代产生以来,经口传、改写与编创,发展出文言笔记、话本小说、戏曲等多种文体形式。在跨文体改编中,首先是叙事方式的转变。叙事角度由第三人称转为第一人称代言体,叙事语言由书面化转向通俗化,叙事手法兼用插叙、倒叙,构建双线叙事结构模式。东坡故事的跨文体改编体现出承袭核心情节单元、改动人物形象、设置大团圆结局的编创特点,反映通俗文学作者在改编故事时会优先考虑民众心理与市场需求,并结合文体特征和时代语境,以满足民众期待与服务社会公众。

基于苏东坡文化的文创产品设计方法研究

[目的]苏东坡在文、诗、词三个方面都有极高的造诣,堪称宋代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古往今来,其文化价值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推崇、传承。该文将苏东坡文化元素与文创产品融合,探索其发展的可行性,提出这类产品所应用的设计原则与方法。[内容]该文先通过分析文创产品的发展现状,对文创产品的设计原则及设计方法进行研究,之后寻找苏东坡文化与文创产品的相通之处,总结出苏东坡文化的创意表达形式。[方法]运用赛珍珠文化研究方法,对苏东坡文化进行深入研究,剖析其内涵与文学价值,深入挖掘苏东坡文化内涵,总结出可运用的文化基因。[结论]传统苏东坡文化再创新发展,将其结合当代流行风格,与现代化产品有效结合,兼具实用性、美观性、人文性,可以更好地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升民族自信,发展文创产业。

《东坡易传》论“道”与“性”——兼论其中儒佛道三家关系问题

着重考察了苏轼在《东坡易传》中对“道”与“性”的论述 ,发掘了其易学哲学在本体论上的内涵 ,即以佛道解道、性 ;与认识论上的内涵 ,即以庄解道、性。并指出苏轼易学哲学的特点在于“诸家并举 ,会而不通”。其“不通”主要表现在本体层面的佛道之学与伦理层面的儒学之间的不通 ,而苏轼所心仪之庄学的认识论意义与理论宽容精神正好成全了这种“会而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