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宗藩体制下清政府对琉球态度的转变——以“脱清人”的活动为中心

在近代风云变化的东亚地区,随着西方列强的侵入,清朝与琉球的宗藩关系受到了巨大冲击。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侵略的步伐加快,使琉球深陷危机之中。以向德宏、蔡大鼎为代表的“脱清人”在福州、天津和北京等地开展活动以求清政府的援助。清朝作为琉球的宗主国,却对琉球显示出摇摆不定的态度。在“脱清人”的不断努力下,以“分岛改约”事件为节点,清政府对待琉球的态度出现了由轻视到重视的巨大转变,并以强硬的态度与日本谈判。直到甲午战争爆发,华夷秩序完全崩溃,这种以“宗藩体制”为主体的中琉关系最终瓦解。

以茶为媒:宗藩关系下中越和平交往研究(1644-1885)

清朝建立后,以朝贡为载体的中越宗藩关系历时200余年。期间,越南遣使如清,附贡方物,与之相应的是清朝予以封赏,赏赐茶叶等礼品,并不定期遣使越南。朝贡过程中越南与清朝之间贡品与赏赐品的交换,不仅涉及茶叶等礼品的赐予、接受,而且还涉及礼物流动过程中的回报,包括介入其中互相承担的接待、筵宴、政治承认等义务。这样,双方在政治上的宗藩关系得到确认,产生了政治溢出效应,扩展到经济领域,为中越经济贸易提供了稳定的政治环境。在清代中越宗藩关系中,茶叶已从单纯的物品中超脱出来,由茶之“物”转化为茶之“礼”,成为国家间往来的礼品,具有消解对抗和冲突的聚合作用,使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得以通过和平的手段获取,促进了清代中越之间的和平交往,茶叶因之成为探究宗藩关系下中越和平交往的一个重要视角。

“藩屏之外”:明代宗藩作家群、文学成就及其学术意义

明代宗藩作家与明代历史相始终,规模庞大,足以成群。明代宗藩作家修学好古,勤而不辍,诗文著述多有可观,文集荟萃,绵延不断,深受明清诗文选家认可,争相编选。明代宗藩文学因宗藩作家特殊的身份、地位,可以管窥“藩屏之外”宗藩作家文学生活之迹,反映宗藩作家精神风貌,了解其生存境遇及政治走向,具有独特的学术意义。但其目下研究状况与明代宗藩作家群体、文学成就及其学术意义严重失衡,理应引起学界关注,以期有所改善。

明朝早期对安南与占城冲突调停的过程及原因考察

从洪武至正统的八十余年间,明朝在藩属体系原则下对安南、占城之间的冲突展开调停,过程中经历由德治安抚到务实收缩的转变。明廷在经历洪武时期怀柔安抚、永乐时期征战安南和占城背弃后,从宣德年间开始,处理双方冲突的态度逐渐从“事大字小”转向“各止其所”。随后,安、占两国在奉明朝正朔一途上,也由勤勉逐渐转向敷衍。归根结底,明代早期的周边邦交关系建立在国家实力强大、保境固边需要及儒家文化认同之上。随着安、占之间的冲突逐渐背离明廷的初衷,以及明廷自身国力衰退和防御重心的转移,彰显仁德的理想化调停政策变得难以维持。统治者和越来越多的士大夫阶层开始主张以“各止其所”的务实态度处理安、占矛盾。此后,明朝对周边邦交进行收缩,安南逐步建立起自己的“小天朝”,占城则在历史上逐渐消亡。

越南汉文小说使华故事的情节类型研究

使华故事是越南古代汉文小说的重要题材,也是越南使华文学的组成部分,反映了越南民间在对华邦交上的集体想象。“急智斗胜”“骋才登科”“羁留迫害”是使华故事的三种主要情节类型,以程式化的方式对东亚邦交场域、中越邦交关系做出文学形塑和文化反馈,显示出对华心态上自我优越感与屈辱感的复杂交织、受仰慕的与受迫害的自我形象的矛盾叠加。使华情节类型受到民间文学的孕育,存在衍生与置换形态,但牢固的中越宗藩关系促成了情节类型的稳定。

权力话语视角下晚清政府的国际话语权困境研究——以中法战争前中越宗藩关系的合法性为例

中法战争前,法国殖民者向中越宗藩关系的合法性发出了挑战。为了便于交涉,晚清政府尝试运用国际法来论证中越宗藩关系的合法性,这反而使清廷陷入有理难辩的话语困境。文章结合权力话语理论,从话语霸权和主体认同两个方面来分析晚清政府的国际话语权困境及其原因。

和亲视角下唐朝与回纥藩臣关系的变化

安史之乱后,唐朝国力逐渐衰微。为了平定叛乱或安定边疆,唐朝先后与回纥进行了七次和亲。不同时期的和亲,体现了唐朝与回纥藩臣关系的变化。唐肃宗至唐代宗统治时期,和亲公主多以“献礼”、“报答”的身份嫁入回纥,以获得回纥兵力的支持,藩臣关系逐渐弱化。唐德宗统治时期,和亲公主以稳边的身份嫁入回纥,以加强双方的政治联系,藩臣关系得到强化。唐宪宗至唐武宗统治时期,和亲公主以“安边”的身份嫁入回纥,以稳定边疆,回纥溃散后,藩臣关系逐渐松懈。

宗藩体制下中朝近代通商贸易转型探析

宗藩体制是以中国中原王朝为中心向四周辐射,以政治、经济实力为依托的东亚区域国际秩序。中朝宗藩关系堪称最典范。但在近代条约体系冲击下,清政府失去优势地位,力求通过立约巩固宗藩体制,希望保全最后的属国朝鲜,再造“天朝”荣耀;而朝鲜在开港后时常游走在“事大”与自主之间,试图改变中朝贸易旧制,试探清政府态度,求得平等地位。《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的缔结不仅为传统中朝贸易注入与时俱进的近代化因素,也为晚清中朝宗藩关系构筑一道分水岭,两国在“西势东渐”的浪潮中越走越远。

略论朝贡制度的虚幻:以古代中国与东南亚的朝贡关系为例

很多东西方学者所认为的中国与东南亚之间长期存在的“朝贡贸易与宗藩关系”,实际上并不具备“朝贡”和“宗藩”的实质。将到中国者统称为朝贡者,基本上是中国统治者以及历代史官、文人的一厢情愿。中国朝廷通常没有也不打算利用这种表面上的、自我安慰式的“朝贡宗藩”关系来干预东南亚地区事务。实行“朝贡体制”数百年的明清两朝,其海外政策基本上是不作为的自我封闭政策,并没有获得对东南亚的实际政治影响力。

“华夷秩序”研究的历史演进及其启示

针对历史上曾长期主导东亚的华夷秩序,中外学者在研究方法和内容上存在着很大区别。从内容上讲,西方国家和日朝越等国学者分别从华夷秩序与西方关系、华夷秩序内部的华夷之辨角度来解释其历史逻辑。中国学者则经历了尊崇、质疑、否定到重建等不同阶段。从方法上看,历史学研究注重解释"是什么"的问题,而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则具有强烈的现实情怀,对史料的选择性使用也招来很多批判。通过梳理华夷秩序研究中的观点和方法,可以看出政治文化上高度的歧视性和统治结构的松散,形成华夷秩序内外部变化的重要线索。中国在参与和塑造未来国际和地区秩序的时候,也要与等级制的华夷观划清界限,坚持古典华夷秩序中宝贵的高度灵活的协商规范。

清前期“安南之役”略论

“安南之役”是清乾隆年间中、安之间发生的一场战争。文章从“安南之役”发生的背景、“安南之役”前期进军顺利和后期失败的原因、“安南之役”的性质和影响等三个方面对“安南之役”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探讨,认为“安南之役”是清朝为维护中、安宗藩关系发动的战争,并非清朝对安南的侵略,它也未从根本上影响以后中、安关系的的正常发展。

清代中期以前中朝宗藩关系下的司法运作之研究

清代中前期,清朝和朝鲜宗藩关系下的司法运作之演变暗含着两层内容:其一,该司法运作政策的演变暗示着清朝在藩部属国政策上的某些变革,即对藩部实行着统一政策,而对于属国仍实行传统的宗藩政策;其二,该政策的演变同时也体现出清朝对属国的司法运作既不同于近代国际关系上两个平行主体之间的运作,也不同于近代殖民政策下属国的司法运作的特点,它是古代东亚世界里一项特殊的司法体制,既体现出宗藩体制下清方对属国的不平等性,又体现出封建时代天下观下清廷对自身司法权利认识上的缺位。本文通过对清代中前期中朝宗藩关系下司法运作演变的探讨,对这一传统的政治体制进行研究,从中揭示出这一体制所反映出的法律内涵。

清代的中越边境事件及其影响略论(1644—1885)

1644—1885年间,中越陆路边境地区因“匪乱”、偷越国界,或其他意外原因引发多起边境事件,并引起两国交涉。在处理这些事件过程中,清王朝不干涉安南(越南)内政,越南各王朝统治者都注意维护宗藩关系,因而这些交涉加深了两国的和平友好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两国统治者之间的宗藩关系。

论福泽谕吉对清代中朝宗藩关系的否定

明治维新后,日本为了实现侵略朝鲜的目的,在中朝宗藩关系问题上试图通过与中朝两国签订近代条约的方式,利用国际法与宗藩观念在属国、主权等问题上的分歧,来否定中朝两国之间长期以来所形成的传统的宗藩关系。朝鲜壬午兵变时期,福泽谕吉为了支持日本政府的对朝政策,从中朝宗藩关系形成的历史上和实质上以及与近代条约的矛盾上,分两次对中朝宗藩关系进行了否定,其目的就是为日本政府排除中国在朝势力,进而侵略朝鲜寻找借口。

中国传统宗藩体制述论

中国传统宗藩体制是在中国古代宗法观念、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的,并在不同历史时期发生着各具特点的演变,直至近代解体。这一体制客观上对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带来了正反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它在较长历史时期中对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最终形成和发展起着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至明清时期又阻碍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因此,如何客观地认识和评价该体制不仅是一个学术问题,更是对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历史的重新认识。

甲午战前清韩宗藩关系的强化及其后果

在甲午战争之前 ,清朝与朝鲜存有宗藩关系。从 1 9世纪 70年代末期开始 ,清政府力图强化对朝鲜的控制。但清政府为了强化对朝鲜的宗主权而采取的措施在很多方面不是舍本求末就是失当的 ,它力图遏制日本在朝鲜势力膨胀的努力并没有收到多大的成效。因此 ,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之前对朝鲜所执行的政策基本上是失败的 。

光绪朝中朝关系研究

受近代东亚国际形势和外交秩序影响,光绪朝清廷开始对中朝传统宗藩关系进行改造。时人为增强这一关系提出了诸多建议,清廷也开始用近代的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等手段去加以强化。此等努力虽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这一关系,但终难逃失败命运。甲午战争,中国挫败,不仅导致这一关系彻底终结,而且导致日本开始奴役中国和朝鲜。历史显示:中国富强发达不会给朝鲜带来威胁,相反,中国软弱却不利于中国和朝鲜的安全与安定。

李鸿章对朝鲜的国际均衡政策(1879—1882)

1879年日本吞并琉球,进而威胁到朝鲜的安全和清朝与朝鲜的宗藩关系。而此时美国想借助日本打开与朝鲜通商之路,李鸿章为防止日本与美国在对朝鲜政策上勾结,想利用列强间的矛盾,维持中朝之间的宗藩关系,对朝鲜采取了国际均衡新政策。

明末王武纬出使朝鲜与“联鲜图奴”之议

明朝末年,已成为清朝藩属国的朝鲜仍派人与明朝进行秘密联络。于是,一些明军将领便产生了"联鲜图奴"的想法。崇祯十三至十五年,副总兵王武纬先后三次率船队由登州出海,与朝鲜方面建立了初步的联系。但明朝在明清战争中居于劣势,并不能提供强大武力支持朝鲜公开反清,朝鲜与明朝并未能达成正式的盟约,"联鲜图奴"之议最终只能流于空想。

南望眼:明人出使越南专集

作为一路向南进行跨国文学旅行的专门载体——明人出使越南专集,当初至少有21种,是明代文学由境内向境外延伸的重要类型,具有突出的旅行书写特征。它是中原人观看岭南的窗口,可藉之研究岭南从“瘴乡”到“桃源”的“异地”镜像演进。固执的内地化称名、宣德割弃的遗恨和南明安南形象的颠覆,典型地体现了明人既想占据又怕烫手,既亲近又痛恶的安南情结。而切入明朝与安南的文学交往,它本质又是并不平等的宗藩交流,是对有差序的宗藩关系的训诫与角色确认,充满了礼仪、政治的默契与交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