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案件侦查终结前讯问合法性核查与非法证据排除之语境参差——兼论重大案件讯问核查的独立价值

重大案件侦查终结前讯问合法性核查制度随非法证据排除的不断推进应运而生,但因其规则设置中存在核查内容限缩、启动方式受限、核查窗口过窄、制度设计缺陷等情况未能与我国非法证据排除体系完全兼容。然而跳出思维桎梏来分析该项制度,可知其并非单纯地在排非规则羽翼下细化和落实方案,而是作为一种特殊的补充制度,从便宜性、荷载度、实效性、保护力等多方面考量均具有独立价值。从规则的演进、两种制度间的语境差异、前者的独立价值以及可进一步探索的优化完善方向出发,结合实务,通过对二元判断式规则、场景的预设及对策、数据赋能与人工智能等相关前景分析,提出完善与重塑方向。

未成年被害人不出庭作证制度比较考察及构建

近年来,强奸、猥亵儿童等侵害未成年人案件高发。为了最大限度保护未成年被害人的身心健康,如何在未成年被害人不出庭作证的情况下保障案件的实体真相成了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的重要方向之一。通过比较研究德国、挪威、澳大利亚、日本、南非、英国、以色列的未成年被害人不出庭作证制度,从优化未成年被害人询问程序、健全刑事庭前会议阶段、加强专业侦查人员的培养、适当引入中介人制度这四个方面探索构建我国未成年被害人不出庭作证制度。

讯问录音录像的功能发展:从过程证据到结果证据

侦查讯问同步录音录像的证据资格存在争议,之前法律以限制其证据资格为主要立法思路,包括主要将之作为过程证据、作为“备用证据”用于证明取证程序合法,不随案移送,限制辩护人查阅、复制。学界对其能否作为结果证据也存在较大争议。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司法解释对此有所突破,将同步录音录像作为结果证据,同步录音录像的功能扩展为用于证明实体事实,但规则较为模糊,缺乏配套制度。事实上,从保密需要、避免偏见、影响侦查效能、降低诉讼成本的角度,都无法证成同步录音录像不具有结果证据的资格。限制同步录音录像结果证据的资格,会导致辩护权受到实质性损害,同步录音录像无法充分发挥抑制非法讯问、发现事实真相的功能,《刑事诉讼法》的立法目标部分落空。未来的改革应当明确同步录音录像结果证据的资格,充分发挥同步录音录像的口供功能,保障辩护人有效查阅、复制,倒逼讯问程序规范化。

同步录音录像制度的功能、问题与期待

同步录音录像具有规范侦查取证、保障公民权利、证明取证合法以及增强办案能力的制度功能,但新刑事诉讼法中有关同步录音录像的规定比较笼统,实践中选择性录音录像成最大难题。现阶段有必要鼓励对所有刑事案件进行录音录像、对"全程录制"进行严格界定与执行,同时规范同步录音录像的相关操作程序,并在实践中探索同步录音录像实施的制度性保障。

论我国侦查讯问录音录像制度的问题及完善

2012年《刑事诉讼法》正式建立了侦查讯问录音录像制度,该制度对于固定证据、规范侦查讯问行为、保护被追诉人和侦查人员的合法权益具有积极意义。但从目前来看,侦查讯问录音录像制度还存在着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我国应当以全程同步、程序规范、客观真实、严格保密四大原则为基础,逐步细化、改进该制度,并辅之以必要的保障措施,从而实现讯问录音录像制度在我国侦查阶段中的良性运作。

讯问同步录音录像制度的现状、问题及完善

2006年以来,我国各级检察机关在讯问职务犯罪嫌疑人时已全部实施讯问同步录音录像制度,虽然总体收效及反响良好,但也存在若干问题,若不加以改善,将影响该制度内在价值的实现。如讯问同步录音录像的定位、功能和效力,辩方是否拥有启动录音录像当庭播放的请求权等问题需要明确。建议讯问同步录音录像应作为刑诉法中的证据被明文界定;可以反证讯问人员构成犯罪;在国家机密不被泄露的前提下,检察机关应无条件公开讯问同步录音录像;讯问同步录音录像的适用对象应逐渐扩大。

强化“公诉引导”侦查取证模式应对新《律师法》的挑战

从规范层面分析,新《律师法》的施行将使职务犯罪侦、诉部门丧失以往的证据优势。如何理性应对新《律师法》给职务犯罪侦查、公诉带来的挑战,笔者主张应当在侦查取证中强化"公诉引导"的理念,并在加强公诉对初查的引导、完善侦查讯问同步录音录像、建立预先审查证据制度三方面提出一些具体建议。

侦查讯问同步录音录像制度的细化完善

我国2012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第121条对侦查讯问同步录音录像制度进行了规定,这是法律第一次明确规定讯问录音录像,它提高了录音录像规定的位阶,意味着侦查讯问同步录音录像自此走上法治化道路。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只有细化程序运行的步骤和元素,才能增强侦查讯问同步录音录像制度的活力。

同步录音录像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检察机关在讯问职务犯罪嫌疑人时实行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对于保障犯罪嫌疑人人权、规范检察机关办案、固定办案证据和减少被告人当庭翻供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由于这是一项新型的检察业务,实际工作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文章分析了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并提出了相应的建议及对策。

音视频回放同步误差产生原理及指标分析

音视频回放同步误差普遍存在于分立式音视频记录系统。本文对记录设备音视频回放同步误差的产生原理进行了分析。并对范围指标的选择进行了说明。希望通过本文的阅读，能为相关音视频记录设备开发者以及技术人员解决同步误差问题提供帮助。

同步录音录像的法律性质研究

信息技术在刑事诉讼中的应用,使得公正与效率两大诉讼价值更好的实现,2012年新刑事诉讼法中规定了同步录音录像制度,意图用科学技术的力量避免刑讯逼供的出现。但是在实践中出现了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问题,即讯问时同步录音录像资料的法律性质问题。按照域外法律规定,同步录音录像具有证据的属性,应当适用证明规则的规制。但是中国司法实践中,考虑到侦查技术和侦查秘密的问题,许多人并不愿意将同步录音录像作为证据使用并公开。在作为证据的同步录音录像和侦查秘密之间找到一种缓冲手段,成为本文的核心所在。

讯问职务犯罪嫌疑人实行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工作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检察机关在推行讯问职务犯罪嫌疑人实行全程同步录音录像的实践中,在认识、经费、技术力量、工作规范、全程同步、同步录音录像资料的证据地位等方面仍然存在问题,通过分析提出加强培训、加强硬件设施和技术装备建设、规范同步录音录像工作、选择性地开展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工作、明确同步录音录像的法律定位等建议。

纠结的“查阅”同步录音录像:新《刑诉法解释》第54条述评

最高人民法院新《刑诉法解释》第54条写明了律师"查阅"讯问录音录像的权利,但就文义解释而言,该规定一方面未能化解长期以来饱受争议的同步录音录像的证据属性问题,另一方面刻意回避了阅卷权下的"复制"权能;由于加设了限制条件,也可能造成在普通刑事侦查案件及监察委负责调查的案件中讯问录音录像的查阅困难。鉴于同步录音录像于当下兼及证明过程合法性以及证据真实性的重要证据地位,应扩大适用范围,保证作为证据的录音录像随案移送,开放多种方式的律师调阅途径,为转变侦查方式、规范办案行为、排除非法证据提供更多可能的空间。

完善公安机关同步录音录像证据的对策

公安机关在侦查活动中进行的同步录音录像证据属性为视听资料。刑事诉讼法对同步录音录像证据的审查做出了较为完善的规定,但并未对同步录音录像的性质做出明确规定,文章对同步录音录像的性质进行了探讨,并就实践中在同步录音录像的审查及移送上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对策。

同步讯问录音录像资料的法律属性分析

讯问录音录像在讯问的密室中扮演着"第三只眼睛",在一定程度上起到遏制刑讯逼供的作用,但是由于相关法律未将录音录像的证据属性予以明确,导致司法机关在实践中对该资料的处理方式也不统一;学界亦未形成一致观点。其实判断刑事诉讼中形成的材料是否可以作为证据使用,应当审查该材料是否具有证据的"三性",即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因此,在具体案件中,应当采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准确判断讯问录音录像材料的法律属性。

一次视音频不同步现象的探寻

硬盘录像机素材转码到非编后发现视音频信号出现了不同步现象,对该现象进行探寻的过程中了解到转码是导致视音频不同步的原因,而有质量问题的视频源是根本原因,从而提出在电视数字化时代更应该重视视频源的质量,重视电视行业的基本规范。

浅谈执法办案同步录音录像管理现状与思考

随着我国社会法制化的进步,犯罪嫌疑人的权益备受关注。新刑诉法第121条对侦查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时候实行同步录音录像作出了规定,它体现了司法的公平公正,是公安机关执法规范化建设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在日常执法办案过程中,同步录音录像的音视频资料大量产生,如何收集保管,从而方便利用,达到其目的效果,是公安机关亟待解决的问题。现结合我局执法办案同步录音录像收集归档的现状谈一些想法。

同步录音录像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及研究

同步录音录像也在办案过程中发挥了固定和保全证据,保障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监督办案干警严格执法文明执法的重要作用。但是,随着同步录音录像工作的广泛应用,在实践中也暴露出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从同步录音录像在实际操作中存在的问题、同步录音录像作为视听资料的问题、同步录音录像在保存时的问题三个角度入手,对此问题进行了简要探究和研究。

论审查逮捕阶段对同步录音录像的审查监督

2013年1月1日起实施的新刑事诉讼法第121条规定:对于犯罪嫌疑人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案件及其他重大犯罪案件,侦查人员讯问时应当予以录音录像,对于其他案件,侦查人员可以录音录像。司法实践中,北京市公安机关基本上实现了对全部犯罪嫌疑人讯问同步录音录像,并且对大部分证人、被害人询问也进行了同步录音录像。移送审查逮捕时,公安机关会将同步录音录像资料全部或部分移送审查,虽然同步录音录像的刑事诉讼地位存在一定争议,但对其审查还是必要的。目前公安机关同步录音录像质量不高,加之逮捕期限短、局域网播放器有限等问题,决定了审查逮捕阶段无法对全部或大部分同步录音录像进行审查。因此,必须明确审查重点,寻找其他有效方法,明确审查后的监督方式来提高审查效果,达到严格审查证据和有效监督侦查活动的目的。

我国被告人供述排除规则适用范围的实务观察——以2013-2017年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开的文书为研究对象

非法证据排除制度中,被告人供述排除规则的适用范围广受关注。梳理2013-2017年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开的被告人供述排除文书发现:法院排除供述范围的样态较为丰富,针对是否排除引诱、欺骗、疲劳审讯手段获取的供述,法官既进行了积极探索,又存在显著分歧;讯问录音录像制度对供述的排除发挥了重要作用。排除规则适用范围的完善,可以加强实务的推动作用:明确排除指供、虚假许诺获取的供述;针对“疲劳审讯”的界定,可从正反两方面入手;重点关注讯问录音录像制度,促使其“最佳证据”功能的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