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诉即办”:形塑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机制新样态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各地“接诉即办”改革成功形塑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机制新样态。“接诉”体系和“即办”体系是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条件机制与实现机制,二者构建起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基层运行机制。“接诉即办”模式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制度化为总枢纽,实现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机制化和党的全面领导的基层治理制度化,其结果带来城市治理现代化的重大成就。这一模式通过系统性的机制创新将中国共产党“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深深印刻在中国的基层治理之中,其改革未来发展的总钥匙仍在于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优势,以中国政党本色彰显中国之治本色。

数字技术赋能公共服务的理论机制及面临的挑战

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链等为代表的数字技术是赋能公共服务优化升级的重要力量。文章从数字技术赋能公共服务的深层内涵出发,结合信息不对称理论、数字治理理论和交易成本理论,剖析数字技术推动公共服务的理论机制,并就数字技术赋能公共服务中所面临的挑战提出相应建议,将数字技术的潜力转化为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持久动力,以促进数字时代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

全域中心工作:市民诉求驱动的基层治理——基于北京市“接诉即办”工作的实践研究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基层治理实践中推动了自上而下的党政任务驱动向自下而上的市民诉求驱动的逻辑转变,形成了全域中心工作的治理逻辑。基于北京市“接诉即办”工作的实践研究发现,以市民诉求驱动的全域中心工作的工作范围具有全域性与外部性特点,工作时限具有全时性和紧急性特点,动员范围具有全员性与整体性特点,考核形式具有全程性和双重性特点。以市民诉求驱动的全域中心工作的治理逻辑得以可能,主要依赖于市民诉求为先导的社会动员机制、技术平台为支撑的数字治理机制,以及政治统合为协调的整体性治理机制。这些机制有效衔接市民诉求、上级政府与基层组织之间的关系,克服全域与领导注意力有限之间的张力与矛盾,使一套快捷响应民众诉求的治理体系得以建立,但也仍面临群众诉求不规则与群众评价主观化的问题,从而对基层治理秩序提出挑战。

“告诉才处理”案件的追诉机制研究

在实践中,“告诉才处理”案件的自诉人往往面临着证据不足的诉讼困境,通过自诉维护自身利益的难度较大。其原因在于,我国将告诉才处理的犯罪追诉机制一律规定为自诉。在比较法视角下,日本采取公诉垄断主义,而德国与我国台湾地区均采取公诉自诉并行主义,对我国均有借鉴价值。笔者认为,可从降低自诉起诉要求、衔接自诉转公诉、增强检察机关介入三方面对现有追诉机制进行完善。此外,基于立法目的及文义分析,也应当允许告诉才处理案件被害人通过公诉寻求救济。

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新征程人民信访工作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做好新时代信访工作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全国信访系统党员干部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中,要深刻理解和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重要指示批示的核心要义,全面贯彻落实《信访工作条例》,突出统筹推进信访积案化解常态化和源头治理攻坚行动等信访工作重点,着力锻造高素质信访干部队伍,以务实举措坚决推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信访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彻落实,努力开创新时代新征程信访工作新局面。

数字治理驱动治理重心下移的机制分析——以北京市“接诉即办”改革为例

数字治理驱动治理重心下移并进行技术赋能的关键,是形成有效的治理机制。在北京“接诉即办”的改革中,这些机制及其作用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政府层级关系上纵向整合机制,压缩了“中间管理层级”,使政府纵向层级关系呈现出弹性的结构状态;二是基层“条块”关系上横向整合机制,将科层制自上而下的规则驱动转变为直接面向社会的解决问题驱动,推进“条块”关系的高效整合与协同;三是国家与社会关系上的内外整合机制,打破科层体系的封闭状态,动员多方力量参与社会治理,增强了科层体系对社会的整合力与回应性。这三重机制构成了数字治理有效驱动治理重心下移并进行技术赋能的基本路径。

当前我国农村义务教育公用经费增长态势分析

农村义务教育补助公用经费是义保经费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农村义务教育学校正常运转的基础,教育公用经费的增长水平是关系农村基础教育质量的关键问题之一。对调研结果的分析表明:2007年-2010年以来,农村义务教育补助公用经费整体保持增长趋势,义务教育经费来源结构较为合理,与政策目标基本保持一致,中央财政是补助公用经费增长的主要来源。但农村义务教育补助公用经费使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是:教育经费覆盖面窄,管理方式缺乏灵活性,同等补助标准下小规模学校运转困难等。在宏观上提高农村义务教育经费额度,弹性化地微调具体教育经费管理要求,适度扩大农村学校补助数量,合理调控东部、中部和西部义务教育经费的合理比例关系,仍是今后中央政府需要进一步加强和改善的政策价值导向。

论法治视野下信访终结机制的构建

信访终结适用于诉求类信访。信访终结审查机关,应遵循以程序性审查为主、实体性审查为辅的原则。终结审查程序和责任追究方式构成了信访终结机制构建的主要内容。要实现信访法治化的目标,应当建立起有效的配套机制,包括律师代理信访制度、完善的公益组织以及社会福利和救助体系,同时还应处理好信访终结与信访人权益保护的关系。

违宪审查的启动机制——论违宪申诉权之建立健全

对违宪申诉权建立之历史沿革、违宪申诉权作为违宪审查启动机制之理论依据、违宪申诉权建立之法律依据以及违宪申诉权制度构建四方面进行探讨,指出当代中国违宪审查制度缺乏启动机制,赋予公民违宪申诉权以启动违宪审查是完善民主、法制的迫切需要,这在现行宪政体制下也较易可行。借鉴西方申诉权制度,我国应在法律上从实体和程序两方面构建并保障公民违宪申诉权之行使,以达到启动违宪审查之目的。

政府投融资公私合作的价格形成机制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办法

政府投融资公私合作是目前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主要方式,其可以发挥政府在宏观政策上的优势和企业在经营方面的长处,尽管有很多优点但是政府投融资公私合作在价格形成机制上存在着一些问题,例如价格定制方法选择不合理、调价机制不规范等,根据公私合作价格形成机制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如何选择合理的价格规制模型、完善听证会制度、建立独立的监管机构等建议和解决办法.

司法公众参与责任制:缘起、内涵与制度路径

为了保障司法公众参与的有序性和有效性,必须构建相应的责任机制。否则,不仅参与公众可能滥权或者敷衍,而且司法机关也可能借此愚弄司法民主,更违背了权责一致的现代法治原则。我国现有司法公众参与责任制规定不健全、畸形构造凸显和程序正义观薄弱。鉴于此,需要加强司法公众参与责任制的顶层制度设计,强化制度设计的可实施性,提升参与者责任分配的平衡性,从而通过科学合理的责任机制保障我国司法公众参与实至名归。

基于万众创新的新时期合理化建议制度

结合企业自主创新实践,研究合理化建议制度与万众创新战略的关联,结果表明,合理化建议可以作为万众创新的一个着力点,其理由包括:一是具有普遍的群众基础;二是历经数十载已为大众所熟知;三是低成本构成符合我国万众创新的特征;四是突出立足岗位、扎根生产一线的创新指向。提出新时期合理化建议,不仅需要准确有效引导,化解衔接困惑和厘清提案与实施关系,而且需要产生符合时代特征的合理化建议创新构思。

我国公平竞争审查投诉机制优化研究

我国从2016年7月开始实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投诉机制作为公平审查竞争制度长效的事后公众监督机制,有利于在政府与公众之间构建直通车,保障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有效实施,规范政府的行政行为。但投诉机制的现状不尽如人意,其根源还在于投诉机制的构建不完善。借鉴澳大利亚竞争中立投诉机制,同时参考我国的其他投诉救济程序,构建符合我国实际需要的公平竞争审查投诉机制,以期更好地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

信访稳定三项机制的探索与思考

新形势下企业信访稳定形势复杂严峻,解决跨板块、跨区域、跨领域等相关矛盾问题难度增大。必须明确协作联动的重要性,充分用好板块(部门)联动联调、企地区域维护稳定协调、企法联动多元化解这三项工作机制,更好地预防和化解信访突出问题,齐心协力共同维护企业稳定、矿区稳定、区域稳定。

我国行政公益诉讼中的“过滤”机制

行政公益诉讼“过滤”机制,是检察机关从发现线索到提起诉讼这一过程中应当考虑的各种因素的有机集合体。目前的“过滤”机制存在着过于抽象、操作性不强的缺陷,对检察机关不具有太大的指导意义,这主要是因为制度建设初期经验不足以及未能充分吸收已有成果。从现有的立法、司法和学术理论出发,行政公益诉讼有三道“过滤”机制,第一道即提出检察建议的条件,第二道即检察建议自身,第三道即启动行政公益诉讼的条件。每一道“过滤”机制都有数个需要注意的重要问题,如要尽量扩大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的范围,在针对行政不作为提起行政公益诉讼时应更为谨慎,解释“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时不应过于严格,要特别注重检察建议的使用,等等。

论“互联网+”背景下工作人员应对网络信访工作思路转变

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互联网+”时代的来临为网络信访的诞生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其也符合互联网环境下政府治理变革的总体方向。网络信访工作人员作为“领导的助手”,处理信访信息是其重要工作。论文对网络信访的含义、优势进行梳理,分析目前我国网络信访存在的问题,提出工作人员摆脱传统信访工作处理思维、提高网络信访工作质量的对策。

行政信访影响公共政策的作用机制分析

随着社会建设的深化和行政信访的发展,信访制度形成了从信息收集到政策问题察觉,从沟通协调到决策方案评估,从政策宣传到促进政策调整的一系列作用机制,因此对公共政策发挥着重要影响和作用。与此同时,从社会管理有效实施、社会矛盾有效解决和社会纠纷有效定止来看,行政信访对于公共政策的影响和作用机制尚需进一步优化健全,其作用力度和深度尚需进一步强化完善。社会管理和社会发展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行政信访的政策功效实现及其发挥,根本上在于信访制度本身的完善以及相关机制的配套和优化。

信访制度在社会矛盾化解中的作用及存在的问题研究

信访制度与社会矛盾化解之间存在着重要的内在关联。尤其是其中的替代性糾纷解决与权利救济功能,被认为是信访制度在化解社会矛盾方面的具体体现。本文认为,与其他矛盾化解机制相比,信访制度在化解社会矛盾问题中具有一些特殊的作用。比如,信访制度是社会矛盾的反映,信访制度在化解社会矛盾中具有柔性、亲民和兜底优势等。我们充分肯定信访制度在化解社会矛盾、解决社会纠纷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同时,也应看到信访制度客观上存在一些问题,影响了其化解社会矛盾作用的充分发挥。

基于信访大数据的社会治理模式研究

信访大数据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引擎,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已经成为发展趋势。通过从海量大数据中抓取有意义的数据,技术协助社会治理逻辑背后,是国家和社会的双向赋权、相互改造;公民有序参与社会治理,备受信任的政治体系更加有序可控;吸纳群众智慧和多元主体共治,奠定了公共决策科学化的社会基础;研判舆情爆发的时空特征、演化路径、科学预警使得社会风险可被控制。建立共建共享的信息服务体系,释放大数据对治理的放大、叠加、倍增作用,要重点强化大数据社会治理的'盘活'和'赋能'。

信访法律规范体系概述

2005年国务院修改《信访条例》后,各地、各部门制定出台了多项地方配套法规政策,形成了以宪法为统领,以《信访条例》为基本框架,以地方信访法律规范、党政机关信访法律规范以及司法解释类信访文件等为主要内容的信访法律规范体系。结合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时代背景,本文详细阐述了信访法律规范体系涵盖的主要内容,以及它与其他法律规范之间的关系,揭示出当下信访法律规范体系存在的“制度功能定位变化”、“法律规范位阶较低”和“立法体系庞杂且松散”等系列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