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张爱玲、孔慧怡合译之作 The Sing-song Girls of Shanghai

The Sing-song Girls of Shanghai为张爱玲译作之沧海遗珠,此译本凝结了张氏数十年翻译之功。后经孔慧怡整理,张、孔二人合译之The Sing-song Girls of Shanghai始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从译者使用的翻译策略,即归化、异化并举之策略和对超文本的有效使用两方面评析这部合译之作可以发现,The Sing-song Girls of Shanghai再现了原文平淡而又近自然的风格。

叙事歌曲《牛郎织女》的演唱分析

叙事歌曲《牛郎织女》是以我国民间故事传说为题材,由我国著名词作家刘麟填词、作曲家王志信谱曲,二人共同创作完成的一首非常经典的民族声乐作品。作为叙事性音乐体裁,歌曲内容感人,传统民族风格的创作手法与现代作曲风格技法的融合,使叙事歌曲《牛郎织女》的风格极具特色。该文围绕叙事歌曲《牛郎织女》的演唱进行分析,对该叙事歌曲的音乐内容进行详细解读,论述该叙事歌曲的歌词内涵、旋律特征和曲式结构,分析了该叙事歌曲的音乐特点,同时结合自身舞台实践经验,对该叙事歌曲的演唱情感处理以及情感内涵进行分析。

文学史视域下晚清通俗小说的接受困境与价值转向——以狭邪小说为例

近百年来学界对狭邪小说的研究,本质上回应的是晚清通俗小说是否具备文学史“经典”价值的问题。出于文学功利性的要求和精英文化的主导,20世纪上半叶的文学史书写并未给予狭邪小说整体以正面评价,而《海上花列传》却凭借学界积淀已久的“雅俗”观念脱颖而出,开启经典化进程。新时期以后,在多重因素的合力下,研究者展开对狭邪小说文学史价值的重新审视和二次发掘,并由此拓展晚清通俗文学更为广阔的研究视野,从中既能看到近百年来狭邪小说研究的接受困境与价值转向,也可以进一步思考晚清通俗文学未得到充分研究的症结所在。

归化与异化相得益彰——评张爱玲译《海上花列传》

中国台湾作家张爱玲以她独特的创作风格和娴熟的双语写作能力在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但张爱玲作为翻译家的角色却尚未受到重视。本文试图通过她对吴语方言小说《海上花列传》的国语和英语翻译中所使用的翻译策略的分析，说明归化和异化互补并用对于跨文化交流的重要性，以此反驳翻译界对这两者关系的悖论，同时也为张爱玲研究提供有益补充。

从《海上花列传》到《繁花》:上海文学中的城市经验与日常生活研究

从《海上花列传》,经由穆时英、张爱玲、王安忆等作家作品,再到《繁花》,上海文学织成一张绵密的互文性网络,描绘出各个历史时期人们在上海的生存体验;并借助城市光影声色的时空变化、光影声色里的“花”(女性)形象、城中人的心灵状态,来表现城市历史的“核”和日常生活的“壳”,由此指向一种具有整体性的现代都市文明。

宋代歌妓唱词的演述:一种口头话语方式

在传统学术里,宋词阅读已经成为一种规范,而宋词在口头演述中呈现的形态一直没有得到充分的观照。歌妓唱词是宋词中以口头话语方式呈现的一种词,它具有口头演述的独特特征,又具有口头传播特有的动态方式,主要阐述了歌妓唱词具有的口头演述特质以及传播范式。

废除“嫖宿幼女罪”的研究综述

2008年至2012年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两会期间,多名代表先后提出废除嫖宿幼女罪的议案及提案,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反响,之后,该问题遂成为公众议论与关注的焦点,学术界也对之展开了热烈的探讨。为了推进对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很有必要回顾嫖宿幼女罪出台的法律依据和历史背景,考察和分析嫖宿幼女罪的文献和课题研究及网上争论,以及嫖宿幼女罪在法律上存在的弊端,以促进法律体系的不断完善,保证女性在法律上的权利,更好地保护幼女的身心健康,全面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从习水8.15案看废止“嫖宿幼女罪”的必要性

从刑法适用的角度看存在废止嫖宿幼女罪的必要性,从客体方面上看,嫖宿幼女罪并未能够有效保护其所要保护的社会主义社会关系;从客观方面看,嫖宿幼女罪导致了在违背幼女意志的认定上出现自相矛盾的情况;从主观方面看,嫖宿幼女罪事实上人为排除了因嫖宿行为人主观心态转化所导致的犯罪转化。

试论张爱玲的翻译

张爱玲的翻译作为完整的张爱玲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长期处于被忽视的状态。张爱玲的翻译生涯可分为 :涵泳砥砺期、翻译实践期和精益求精期。张爱玲的翻译涉及语际翻译 (英汉互译、改编等 )和语内翻译 (从吴方言到国语 )。翻译题材从小说、散文、诗歌到电影剧本等不一而足 ,同时亦留有佳译。特别是《海上花列传》注译 ,为这部中国近代小说光彩再现 ,做出卓越贡献。

文学苏白的“地域神味”--论韩邦庆《海上花列传》的汉语诗学

《海上花列传》中的人物语言显示,造成苏州土白“软性”的因素有:表达否定因素的“不”的声音被压缩,叠词灵活多样,声调多而且运用大量的语气词,日常生活表达的雅化等。这种苏州土白塑造了个性不同的人物形象。《海上花列传》的语言整体而言有如下特征:叙事京语的冷静刚硬与人物苏白的柔和软绵相得益彰;吸收新的时间标记方式和器物新名词,显示了新的语言因素。如果从文学语言的转型角度看,《海上花列传》确实可以作为吴语文学的杰作,但不能以此断定它是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标志之作。

徜徉在语言的三度空间——论张爱玲译《海上花》

张爱玲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其独特的创作成就赢得了人们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但她在翻译方面的突出贡献却一直被人们所忽视。从雅各布森所定义的语际翻译和语内翻译两个层面来论析张爱玲对《海上花》的翻译,可以管窥徜徉在语言三度空间的张爱玲不同寻常的翻译才华。

嫖宿幼女罪存与废之立法选择

我国刑法中的嫖宿幼女罪在立法上与其他相近罪名存在重叠现象,法定刑设置不甚合理,导致司法适用上存在争议,并引起嫖宿幼女罪存与废的讨论。我国刑法中有必要保留嫖宿幼女罪,在司法适用中存在的争议应当依赖立法完善予以解决。

论歌妓对宋词繁荣的价值

宋代歌妓人数众多,她们在与文人雅士的交往中提高了自身的文学艺术修养,对宋词的繁荣有着不可忽视的价值:一是传播宋词的生力军,二是宋词创作的参与者,三是宋词繁荣的促进者。

蒲松龄的“女郎诗(词)”与顾青霞

蒲松龄笔下有近百首诗词描写年轻女子的容貌情态和情爱心理,可总称为"女郎诗(词)",有赠妓姬、戏赠友人、代闺怨等三大类,其中以赠顾青霞、戏赠孙蕙的数量最多。从这些诗歌,特别是《梦幻八十韵》中,可以发现蒲松龄一生对于顾青霞最纯洁珍贵的恋情。由于对顾青霞的精神恋爱,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塑造了许多芳容髫齿、弱态生娇、充满诗意的女性,进而对男女关系进行思考,发表了"腻友"论,营造出一个关于男女友情和爱情的精神乌托邦。

论六朝小赋对柳永词的影响

柳永前期的艳词和歌妓词多是对下层歌妓的美丽姿色、气质、高超的歌舞技艺的描写和对她们内心情感和愿望的揭示,从审美水平、表现手法和创作技巧上都受了汉魏六朝小赋的沾溉。后期的羁旅行役词则从题材到创作方法都是从六朝纪行小赋继承和发展而来的。柳永将赋体文学所擅长的铺叙手法引入倚声填词之中,为慢词创作开辟了新途径。

论湘西麻阳苗族“花灯戏”的艺术形态和特色

花灯戏是一种民间歌舞戏。从湘西麻阳苗族花灯戏的起源、艺术形式、表演内容以及艺术风格等方面进行阐述和论证,旨在弘扬民族音乐文化,促进民族音乐文化地相融和交流,推动民族音乐文化的发展。

徘徊在现代性门前——《海上花列传》文本意义研究

《海上花列传》诞生于十九世纪末的上海租界,以长三书寓为主要的书写对象,从花街柳巷这一特殊的公共领域入手,以此来观照西方物质文明和生活方式输入后对上海产生的影响。作者韩邦庆尝试用传统的叙事方式来书写他对一个新兴都市的认知与记忆,《海上花列传》的文本意义由此获得了多重性:既体现出新兴都市中的现代性因素的萌芽,又完成了对中国古典小说美学的一次回归,同时凸显了传统文人在面对现代文明对传统文化冲击时的彷徨和犹疑。

论嫖宿幼女罪之存废

嫖宿幼女罪的存废学界一直存在争议。"废除论"指出,嫖宿幼女罪是对奸淫幼女的强奸罪的竞合,其违反刑法原则与刑法理论,在司法事务上也造成许多困难等等。"存续论"认为,嫖宿幼女罪就是奸淫幼女的强奸罪,属于特别法与一般法的关系,其保护法益独特、设置合理,且散见于各国刑事立法之中。其实"折中论"更为合理,应重新定义"卖淫儿童",把握同意年龄线,并以性犯罪体系构建为视角考察嫖宿幼女罪。

对“嫖宿幼女罪是恶法”的一点思考

嫖宿幼女罪最富争议之处在于其刑罚配置。相对强奸罪而言,该罪没有设置无期徒刑、死刑,因而给人以刑罚力度不够之感而受到强烈的批判。如细究之,该罪与强奸罪本来就存在构成要件的差异,并且,该罪的基本行为和加重行为可以在设定的刑罚区间内得到相应的匹配。因此,嫖宿幼女罪并不需要通过法条竞合等解释来适用强奸罪之加重犯的刑罚,其现行刑罚配置完全能够在罪刑均衡的评判下获得解释论上的足够合理性。

论语内翻译中的译者阐释——兼评张爱玲《海上花列传》国语翻译

语内翻译不是简单的同一语言内部的语码转换过程,而是在同一语境内部,在保持一定时空距离的条件下,译者对原作做出的新的解释,并且是在对传统继承基础上的新的发展。这种继承与发展是语内翻译中译者阐释的结果,具体体现为译文与原文的同一性与差异性两个方面。张爱玲《海上花列传》的国语翻译集中体现了语内翻译中译者的阐释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