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承认和执行涉外商事仲裁案件中社会公共利益的司法认定探析

社会公共利益在承认及执行域外商事仲裁裁决案件中的“安全阀”作用已被各国的立法及司法实践所肯定。为了支持国际商事仲裁事业的发展,我国法院秉持谨慎解释的原则,很少适用社会公共利益条款拒绝承认及执行域外商事仲裁裁决。本文通过对我国司法实践中具体案例的分析,探索我国法院在承认及执行域外商事仲裁裁决案件中对社会公共利益的运用和把握尺度,提出对承认及执行域外商事仲裁裁决案件中社会公共利益的理解与完善设想。

涉外仲裁裁决执行制度之评析

立法的交叉、冲突和模糊致使中国的涉外仲裁裁决在执行中屡屡受阻。本文试图从我国涉外仲裁法制的实然和应然出发 ,对中国涉外仲裁裁决执行制度进行一些理性分析 ,重点探析中国涉外仲裁裁决的认定标准以及执行中的一些制度层面上的问题。

我国涉外仲裁裁决撤销制度若干问题的思考

论证我国涉外仲裁裁决撤销制度存在的必要性,认为该制度应当以维护仲裁自治性为目的,合理规范法院的司法审查权,然后根据这一结论考察我国涉外仲裁裁决撤销制度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关建议。

论涉外仲裁裁决的法外撤裁

仲裁裁决撤销机制是司法审查仲裁最严厉的制度安排,撤裁依据的设置是其核心,理应得到严格合理的考量。规范涉外仲裁裁决撤裁依据的是《民事诉讼法》第274条。该条采取了"法定+封闭+程序为主"的"穷尽式清单"模式例举了五类撤裁依据。但司法实践中出现了在法定撤裁依据之外援引审查依据,对仲裁裁决进行直接或间接否定的情形。部分法外撤裁一方面表现为逾矩的违法性,另一方面也显现出了存在的合理性。在仲裁公信力亟待提升、仲裁意思自治寻求深化的新形势下,敏锐回应实践需求、转化实践智慧以改善涉外仲裁裁决撤裁依据的设置,是借力我国《仲裁法》修订契机的顺势而为之举。我国立法可建立由正当程序的法定依据、当事人合意的约定依据、社会公共利益的底线依据三者组成的撤裁依据清单,据此可中和封闭性与开放性、法定性与约定性、实体性与程序性的多重取向,兼容公益、法益和私益的多元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