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校本《备急千金要方》对校法校勘记探析

以《新雕孙真人千金方》(简称“新雕本”)为参照,对北宋校正医书局所校的《备急千金要方》(简称“宋校本”)中的对校法校勘记(记述校勘情况的文字)进行探析,发现宋校本的校勘记漏注、误注之处较多,其对异文学术价值的判断及对异文注存取舍的标准有待研究;宋校本部分校勘记与新雕本内容相合,推测宋臣校书时参考了该版本;宋臣整理该书时未确定具体的底本与校本,而是汇集多种唐写本,参考唐及唐以前多部医籍重编而成。结合校正医书局以文士儒臣主导校书工作的特殊性,认为宋校本成书过程中的复杂性及其文本内容的不确定性值得重视;有必要进一步理清宋校本版本源流、基本构成、引用文献及引用方式等基本问题,以期为正确认识其版本特点、有效利用其文献资料等提供参考。

北宋校正医书局校改《千金要方》药名探析

以《千金要方》宋校本与新雕本版本异文为材料,对《新校〈备急千金要方〉例》所涉药名进行对勘分析,发现宋臣整理该书时注重考辨名实、区分药用部位、对药名进行补充并通改,使该版本的药物分类趋于细化,体现了宋代本草学的发展水平,强化了该书的临床实用性。但宋臣校改本存在理校径改、所据文献不明,与宋代本草学认识存在相违之处,由此提出通行本宋校《千金要方》的复杂性及不确定性值得高度重视,切忌盲信盲从。以此研究为切入点,可深入探讨宋臣校改中医古籍的思想理念及指导原则,以便为宋校医书的当代应用以及传世本草文献的校勘等提供参考。

塑造陶渊明:《宋书·陶潜传》发微

《宋书·陶潜传》在“陶渊明形象塑造史”上具有奠基作用。宋传文本由两部分组成,一是陶渊明的诗文,一是撰者叙述之语。宋传的文献来源是早期“陶渊明集”的手抄本,以及陆子真巡行寻阳时采获的相关信息、文献。宋传在排比、措置陶渊明的仕宦文献资料时出现阙略、错误,导致陶公仕宦历程长期未能得到清晰的呈现。宋传记述陶渊明辞彭泽令事重点刻画了陶渊明的“风度”,但却遮蔽了陶公辞官的真实隐情。宋传作者重点记述了陶渊明的“酒事”,以此强化陶公的绝世风流,但它对陶公酒后“抚弄”无弦琴的叙述则无疑是一种误解。宋传忌讳叙及陶公在晋宋易代之际的真实政治态度,每以淡墨轻轻扫过。宋传并没有勾勒出一个完全真实的陶渊明形象,但却为人们塑造了一个风神绝代的陶公,它承载着“后风流时代”的文人士大夫对前贤风流的无限回忆与向往。

刘焘行年考

刘焘是北宋后期词人、书法家,元三年(1088)进士;元六年至八年,为曾布幕僚,后任定州安抚史管勾,与苏轼同僚;绍圣年间(1094—1097),任删定官;建中靖国元年(1101),任秘书省正字兼著撰;崇宁元年(1102),任监察御史;政和八年(1118),为淮南东路提刑;宣和七年(1125),除秘阁修撰;靖康(1126)中,因擅离官守,被劾致仕,后家居故乡长兴。

昔时陶陶室 今日在国图

"陶陶室"是清代著名藏书家黄丕烈藏书的室名之一,以同时藏有宋刻递修本《陶渊明集》十卷和宋淳祐元年(1241)汤汉刻《陶靖节先生诗注》四卷《补注》一卷(以下简称两陶集)而得名。陶渊明以高尚的品格与醇厚的诗风,为历来文人雅士所推重,宋刻两陶集亦因之而为历来藏书家所青睐。二百年来,宋刻两陶集辗转递藏,演绎出许多感人而有趣的故事,最后归藏于国家图书馆,故谓"昔时陶陶室,今日在国图"。

钱谦益与虞山藏书派

通过对钱谦益藏书活动、藏书特色的简要概述,阐述了钱氏"好古尊宋"的藏书旨趣及对虞山藏书派的影响,总结了钱氏作为"读书者之藏书"的典型代表,在开启常熟藏书之风气、版本目录学之研究、藏书之精抄流布及藏书精神的发扬光大等诸方面对虞山藏书派的贡献,以进一步彰显钱谦益作为虞山藏书派代表人物的历史地位。

从宋代闲适词看宋人的闲情文化及其对陶渊明的接受

两宋词中存在有大量的表现闲情逸趣的作品,这些闲适词的创作与宋代普遍流行的闲逸之风以及传统的闲情文化有很大的关系。在闲情文化的发展历史中,陶渊明有着重要的地位,他内心的"闲适"对后人的生活情趣产生了深远影响,这种影响在宋人身上体现得比较突出。宋人闲适词中的琴书之乐、园林之趣及饮酒之兴鲜明地体现了陶渊明的深刻影响。这自然是宋人接受陶渊明的一种独特方式。

《中国善本书提要》辨正四则

通过对美国国会图书馆所藏《新刻全像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汇辑舆图备考全书》、《钦定国史列传》、《宋文鉴》四书的论证,纠正了《中国善本书提要》的相关错误。

宋代校正医书局改编《千金要方》的新证据

唐代孙思邈《千金要方》一书 ,现存有二种传本 ,一种是宋代校正医书局的校注本《备急千金要方》 ;另一种是未经宋人校改的宋刊本《孙真人千金方》(现存 2 0卷 )。这二种传本无论是在篇目次序 (包括同一篇中的条文次序 )还是在文字内容上 ,都有较大的出入。关于这种差异的形成原因 ,几年前我们已经撰文做了初步分析 ,而新近的研究又进一步发现了解释这些差异的新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