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o-critical Considerations of Tao Yan-ming's and Words worth's Natural Poems

his paper is going to apply Christopher Mans' point of view in his essay "Nature and Silence" to the analysis of Tao Yuan-ming's and Wordsworth's poems from eco-critical angle. The analysis is supposed to prove that their natural poems are full of ecological consciousness.

陶渊明的“凉”与“热”--《归园田居》五首的情感逻辑

陶渊明田园诗的创作源于特定的时代背景,其思想回归于自我满足,建造属于自我的精神家园。其代表作融合着田园风情,开启了田园诗歌盛行的时代,从陶渊明创作的《归园田居》五首中,可以窥见诗人的创作思想和艺术风格特点,这也是我们解读陶渊明创作思想和情感的重要途径。围绕陶渊明《归园田居》五首分别进行分析,探讨诗人的内心情感发展及变化,可以从中总结诗人的创作特点。

论“酒”意象在陶渊明与戴良诗歌中的差异

“和陶诗”现象是文学史创作与发展的一个重要现象,晋代以后的诗人都借陶渊明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戴良在千年之后的元代创作了51首和陶诗,通过戴良的“和陶诗”我们能了解到拥有相似人生经历的二人,在面对同一物象——“酒”而表现出不同的人生选择,使后世能够深刻的感受到不同时代诗人们相同的忠义气节和不同的心境和人生态度。

论瓢泉的“渊明趣”及其对稼轩词的影响

瓢泉自被发现之初,就不断被辛弃疾赋予着陶渊明的符号,最终成为“剩有渊明趣”的私家园林。“渊明趣”是指陶渊明“悠然见南山”的生活方式,以及“不喜亦不惧”的人生态度,这也是瓢泉的园林意境。在承载“渊明趣”的瓢泉生活,辛弃疾接受的不仅是陶渊明的诗文,还有陶渊明的生活方式与人生态度。这对他瓢泉期间的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让他不仅在词中引用、化用陶诗字句,而且推动稼轩词闲适平淡、说理议论风格的形成。在辛弃疾的陶渊明接受中关注瓢泉及其“渊明趣”的作用,也是陶渊明接受研究的新视角。

《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知识性错误

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出现许多知识错误,本文纠正如下:曹丕的谥号不是孝文帝;何晏不是第一个吃五石散的人,五石散也不是"毒药";晋人穿宽大衣服和木屐都不是因为吃五石散;要求和阮籍结亲、杀害嵇康、受到何曾劝告的人不是司马懿;讲"中国之君子,明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的不是季札;嵇康打铁事不见于《与山巨源绝交书》;"不肖"不仅仅是"儿子不像父亲";东晋的人也会写文章;陶渊明从来没有"便伸了足穿上了"。

陶渊明隐逸的精神史意义

陶渊明作为精神偶像树立于诗坛,纯粹是靠文学实现的。而他的作品后来被遵尊为一种风格典范,则是依赖其作品的精神史内涵。陶渊明的经典化过程,包含着一个很耐人寻味的过程,作为其文学之标签的"隐逸"在后世的接受也呈现为多样的内涵,尤其是到明清两代,已被注入特殊的积极意义,与隐逸原初的意义有很大的不同。

追寻历史的叙述者──《宋书·陶潜传》作者考论

在陶渊明研究史上,尚无人研究过《宋书·陶潜传》的真正原作者是谁,而根据现代历史学观念,历史叙述对于历史对象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此试图追寻《宋书·陶潜传》的叙述者,解决陶渊明研究中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据现在所能使用的材料,《宋书·陶潜传》作者很可能是徐爰。

“斯人真有道,名与日月悬”——陶渊明在元代的接受探析

元代对陶渊明的接受从多方面显现出来。元曲中陶渊明成为广泛援引的创作题材,“和陶”在元代文坛成为一种非常普泛的文化现象,而在元代诗论家们的评介体系中,陶渊明也高于谢灵运而广受推崇。这与元代诗风朴素、自然,不尚文采的时代审美风潮有关,也与缘于元人尚隐的心理基因。

陶渊明“神辨自然”生命哲学再探讨

陶渊明的《形影神》组诗是其生命哲学的表述,包含着丰富的思辨性。陈寅恪、逯钦立两家分别从名教与自然及形神观这两种思想背景中寻求解释,标志现代学者对此问题的研究高度。唯以往研究,注重形影神三范畴内涵的分析,对组诗小序所示的"神辨自然"四字之真义,未有透彻的分析。其中包含多重思辨层次:首先,陶渊明将传统的形神相对的生命学说结构改造为"形""影""神"三个范畴,在此将魏晋流行的形神说与名教自然说两个思想脉络结合起来,并且将"神"从传统的生理、生命元素的概念,提升到一个包含着主体精神、最高理性内涵的哲学范畴;其次,陶渊明通过对形所代表的旧自然观的辨析,提出《神释》的新自然观,这一新自然观同时是针对东晋门阀名教与自然合一的主流的思想,显示出陶渊明对玄学自然观原旨的继承与发展。

“以文为诗”始于陶渊明

“以文为诗”是中国文人诗歌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 ,但是后世论者多认为始于中唐的韩愈。当笔者认真考察了唐前中国诗歌发展史之后 ,却惊奇地发现 :“以文为诗”并非始于韩愈 ,而是始于早韩愈 40 0年的陶渊明。所谓的“以文为诗” ,即以散文的篇章结构、句法及其虚词、虚字入诗 ,使诗歌呈现出一种如散文般的平实自如、天然入妙 ,能够更痛快畅达地叙事、抒情 ,而这一切在陶诗中都有鲜明具体的体现。“以文为诗”的运用 ,使陶诗更为亲切、平和 ,贴近人心 ,一种如叙家常的真切动人由此而生 ,这与陶渊明的为人及其诗歌朴素自然的风格是极其协调一致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以文为诗”陶渊明是韩愈的老师。

陶渊明儒、释、道辩证统一的艺术人格

陶渊明的人格之所以千百年来一直受世人仰慕 ,真正的原因并不在于他的“隐逸”生活方式 ,而在于他思想上既儒、道、释兼综 ,吸取了儒、道、释思想中有益的资源 ,而同时又超越于儒、释、道之上 ,对之作出了辩证的扬弃。他的人格是中国传统文人士大夫所追求的艺术化。

“游目汉庭中”:陶渊明与扬雄之关系发微——以《饮酒》其五为中心

陶渊明《饮酒》其五"问君何能尔"句前人多有误读。本诗的"君"字乃是对汉代之新圣扬雄的尊称,全诗乃是借扬雄以自况。这首诗集文化的深厚、哲理的凝重、思想的深淳和情韵的生动等种种艺术特色于一身,以短短五十字的篇幅而成为中国古典诗史中的绝唱。如果我们确定一个包含语言艺术的创造力、思想旨趣的丰富性、远离实际政治或置身于当代行政体制之外的纯粹个体的独立自由精神、对后人文学创作和审美趣味的影响力等四方面要素的综合性的评估标准的话,那么,在华夏古国辉煌灿烂的文学史上是没有另外一首诗能够与之匹敌的。

陶渊明五柳的误读与演变

陶门五柳又称为陶门柳,是陶渊明的象征。陶渊明是中国古代文人仰慕的文人,寄托了各朝文人的理想,陶门柳也具有了隐逸高洁的意义。然而这是误读,因为在陶渊明之前杨柳与隐逸没有关系,杨柳的象征意义是对生命长久、家业兴盛的祝愿。杨柳与陶渊明的祖先陶侃有着特别的关系,武昌柳是陶侃建立功勋和善于治军的标志。陶渊明借助五柳表达的意义应是建功立业、家业兴盛,而隐逸高洁是后人将陶渊明晚期的思想与生活赋予五柳的结果。陶渊明五柳本来是在宅边,而不是门边;五柳不是在彭泽县衙,而是在柴桑的布衣之居。空间位置的误读也为意义的误读提供了基础。误读既是后世文人的需要,也是清廉政治的需要。

王维诗歌与陶、谢的渊源新探

盛唐之前,主要由谢灵运开创的山水诗和由陶渊明开创的田园诗一直是两个各自独立发展的题材类型,只有到了王维,山水和田园才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并且取得了同样高度的艺术成就。重新探讨王维诗歌与陶、谢的渊源,主要包括如下两个方面:第一,王维对陶的关注贯穿其整个艺术生涯,但对陶的认识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复杂多面的,对陶的接受也有一个变化的过程,这些都在其田园山水之作中体现出来;第二,王维同时接受陶谢的影响,对陶谢不同的艺术各有汲取,并在某些具体的作品、境界中有所融合。总的来说,王维在艺术上,更接近于陶的自然,而对谢的华贵也有所汲取,但对谢是以扬弃为主的。

陶渊明诗文英译的力作——读谭时霖《陶渊明诗文英译》

谭时霖先生的《陶渊明诗文英译》译法灵活,重在忠实,贵在传神,译文近似而流畅。译文措辞有力,用词精练,平易朴实,耐人寻味,风格切合原文。译者考证严谨,用注详尽,译文和注释有不少独到见解。译本不仅是陶渊明诗文英译的力作,而且是一部文化翻译的好译作。

运世间之万象,舞心灵之双翼——梭罗与陶渊明作品意象之所寄

中国东晋时期的田园诗宗陶渊明与19世纪美国"超验主义"代表作家梭罗可谓世界文学史上之"隐者双星",他们的作品中意象离离,不仅提升了读者的审美情趣,而且蕴含了珍贵的生命意识与自然意识,并在中美不同的文化建构中生发出生命话题的默契以及对人类心灵痼疾与现世人性的拷问与劝谏。

拟古:一种非个人化的抒情策略——以陶渊明《拟古》九首、鲍照《拟古》八首为例

魏晋南北朝时期有一类不标明确切摹拟对象的拟古诗,陶渊明的《拟古》九首和鲍照《拟古》八首是这类拟古诗的重要代表。陶渊明《拟古》九首在题材、主题、抒写模式上对先行作品多有继承,并且通过时空的推远、角色的虚构、语言和意象上的承袭营造了"似古"的氛围,其浑言"拟古"并非政治上的掩饰,而是体现了将个人经验融入普遍人生境况的努力。鲍照《拟古》八首在"似古"氛围的营造上更为精细、复杂,在语言风格和意象使用上更重"改写"而非承袭,这与南朝诗风巧构形似的变化有关,也与鲍照本人对诗歌"戏剧性"的追求有关。两组《拟古》八首所言之"志"虽有差别,对"往古"的想像也不尽相同,但都表达了诗人超越平庸卑琐现实的渴望,并通过这种"非个人化"的抒情策略完成了某种自我形塑。

陶渊明诗歌的生命意识及哲学思考

陶渊明所处的魏晋时期是人的生命意识全面觉醒的时期,生命成为人们主要关注的对象。陶渊明对生死的认识是非常理性的,因而他能够坦然地面对死亡。但作为一位有抱负的诗人,理想无法实现,因而对时光飞逝、生命短促充满了焦虑和痛苦。陶渊明自觉探求生命的根本,关注人类的命运或生存境遇,去追求生命存在的意义与永恒,力求实现生命的理想境界。他对人生的哲学思考,为后代士人努力追求自身的生命价值意义提供了有力的借鉴。

天生万物 余得为人——论陶渊明的生命意识

陶渊明以一生的行为在为生命的意义作注。他感觉出仕是对生命的奴役,短短的仕宦经历充满了生命的挣扎。他把躬耕劳作看作维持自然生命的必须,是真正实现人类的自然回归。他关注自然生命终究消亡的结果,这构成其心理的巨大阴影。而他的及时行乐,同样体现出恬淡纯真的生命意趣。

陶渊明《归去来兮辞》“来”字考辨

关于陶渊明《归去来兮辞》"来"字的解释问题,历来众说纷纭,至今尚无定论。持"语气词"说者虽众,然或论据单一,疑点重重;或局限于浮泛的解析层面,却并不符合陶翁作品的内质深意,存在诸多误读。本文从陶渊明作品的用词习惯和生平经历入手,以理解陶渊明作品深层内涵为基础,对与其相关作品中"来"字的用法进行了系统的分析考证,注重考察陶渊明作品深远的"诗意"内容,并进而探究了《归去来兮辞》"来"字的词性与意义,认为"来"字为实词,表示由彼至此、由远及近,与"去"、"往"的意义相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