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政策内容的PMC指数模型研究

通过总结目前中国数字经济政策的成绩与不足,对数字经济政策研究进行正确评价,为政策的制定与完善提供依据及优化路径。利用文本挖掘方法对2018—2022年中国31省(市)53份数字经济相关政策文件进行处理,采用简单随机抽样方法抽取7个区域各一份政策,应用PMC指数模型,建立10个一级指标和50个二级指标的量化评价体系,对7项数字经济政策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数字经济政策总体设计较为合理,其中4项为优秀级,3项为可接受级。但同时也存在长期时效的政策缺失,保障制度不够完善,可操作性弱的问题与漏洞。

基于混频动态因子模型的数字经济状态指数构建与预测研究——以杭州市为例

我国数字经济规模不断扩大,在经济发展、税收、就业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为及时了解数字经济发展现状、对数字经济发展趋势做出预判,有必要构建刻画数字经济发展状态的数字经济状态指数。本文提出运用混频动态因子模型,从不同频度的数据中提取因子构建月度数字经济状态指数的方法,并运用杭州市季度数字经济产业增加值和月度数字经济产业营业收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构建了杭州市月度数字经济状态指数。实证结果表明,所构建的月度数字经济状态指数能很好地刻画数字经济发展状态,且可以为预测季度数字经济状态指数提供有用信息,从而为政府决策提供理论支持。

基于PMC指数模型的泉州市数字经济政策量化评价研究

从政策量化评价视角出发,以2011—2023年泉州市出台的50项数字经济政策为样本,通过文本挖掘法确定泉州市的数字经济政策评价体系,并在此基础上建立PMC指数模型,进而对其中8项数字经济政策进行量化评价。结果表明,泉州市数字经济政策整体呈现“下优于上”的现象,各地区间出现差异化。该结论有助于开拓数字经济的研究范围,为泉州市全面推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提供有益启示。

技术性贸易壁垒冲击下数字经济与国家对外贸易与融资--基于RCEP成员国的实证分析

伴随着世界经济下行风险的增加,技术性贸易壁垒已经成为影响全球出口贸易的主要贸易壁垒。随着科学与技术水平的不断上升,RCEP成员国中各国产品的技术规范与产品标准也随之提高,由此带来的技术性贸易壁垒会影响国际贸易。然而,已有研究大多仅关注技术性贸易壁垒对出口贸易的影响,而忽略了全球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在贸易壁垒机制下对出口贸易的影响。基于此,利用2000—2021年RCEP成员国的出口贸易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技术性贸易壁垒协定下全球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对RCEP成员国对外贸易的影响。

基于高维标度评价法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评价

文章构建多种形式的高维标度评价法(MDSEM),该系列方法从评价对象间距离矩阵出发,更适用于小样本。当采用欧氏距离时,MDSEM等价于第一主成分评价法,基于熵权Minkowski距离的MDSEM可提高评价结果的一致性。基于MDSEM对2013—2020年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并分析其时空分布特征,结果表明: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呈现空间集聚特征,上海、江苏、浙江、北京、天津等东部地区省份相互促进、高水平运转,而大多数中西部地区省份则处于低-低弱集聚状态;区域差异较大,总体Gini系数先下降后略有上升,区间Gini系数贡献率在高位震荡下降,主要取决于东-中部、东-西部差异;从省份排名来看,2013—2020年,贵州、湖南、河北、江西等进步较大,而宁夏、新疆、黑龙江、山西等退步较大;5种数字经济发展状态较为稳定,跃级转移几乎不可能发生,稳态分布呈现橄榄球形状,较为合理。

数字经济发展对中国CPI编制的挑战与应对策略研究

近年来,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势头强劲,对经济的贡献程度不断提高,逐步成为我国经济创新转型的新引擎。传统产品质量提升、新型商业模式涌现、产品更替速度加快、产品销售渠道升级以及个性化定制的推广等现象都给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的准确测度带来挑战。本文系统论述了数字经济背景下产品界定与分类、新产品入市、定价模式创新以及基期轮换对CPI编制的直接挑战,产品质量变动、商业模式变更、免费品价格确定以及数据结构复杂化对CPI编制的间接挑战,明确了现阶段我国CPI编制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难点。在此基础上,从产品范围更新、轮换基期调整、产品质量调整、价格数据获取以及价格指数发布五个方面,提出了改进我国CPI编制的应对策略,以期进一步提升我国CPI的合理性与规范性。指标粒度方面,强调编制分类指数对分析细化和名义指标缩减的理论实践意义;指标维度方面,提倡针对不同人群、地区、销售方式等多种标志设置针对性指标的政策指导意义;指标效度方面,强化借助大数据技术实时记录、瞬时传输的优势,提升指标时效性、预测结果有效性的统计监测意义。

区域市场化水平与数字经济竞争——基于数字经济指数省际空间分布特征的分析

数字经济是指以使用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数字经济与传统经济具有类似的空间集聚特征,它不仅是国家层面的战略经济,而且已经成为各地方进行经济竞争的热点。市场化程度对于省际之间业已出现的数字经济竞争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数字经济的发展与市场化呈现指数级正相关,市场化程度高的省份数字经济指数一定很高,因此,提高市场化程度是同“新基建”一样重要的规划和发展数字经济的基础性举措。推进数字经济发展,要正确处理好由新一代信息技术所带来的政府与市场的“技术性”融合关系,应该意识到数字经济尽管有其特殊的运行特征,对传统市场的有效性和结构产生了深刻影响,但是,它仍然依赖于市场经济内在的开放性本质,在缺乏传统市场经济基础的前提下,一味地强调政府规划和引导作用,并不能够保障数字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

城市群数字经济指数测度及时空差异特征分析——以六大城市群为例

为反映城市群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运用熵值法,通过构建数字经济指标体系,测度了长三角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中原城市群、成渝城市群和关中平原城市群等六大城市群106个城市的数字经济指数,并通过可视化处理反映城市群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及其时空特征。研究发现,六大城市群数字经济差异性明显,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呈现动态波动性,且城市群内部城市间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明显。

基于PMC指数模型的长江经济带数字乡村政策评价

为客观科学评价我国数字乡村政策质量,文章基于PMC指数模型构建数字乡村政策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对长江经济带各省份出台的16项省级层面数字乡村政策进行量化评价。结果显示,在16项政策中,有优秀等级政策6项和良好等级政策10项,无可接受等级和不良等级政策,但仍存在政策时效短、政策客体受限、保障措施欠缺、权责不明晰等内生性问题和城乡数字鸿沟较大、区域特色不足等外生性问题。对此,从完善数字乡村法律法规体系、扩大政策受众客体范围、完善政策保障措施、增强政策可操作性、强化政策可嵌入性等方面提出优化数字乡村政策的对策建议。

黑龙江省数字经济产出效率差异研究

基于2012—2020年黑龙江省13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利用BCC-DEA模型和Malmqui ST指数模型分别测算黑龙江省数字经济产出水平和全要素生产率。研究发现:黑龙江省各城市的数字经济产出效率存在明显差异。从静态效率分析,黑龙江省东部技术效率最高,北部次之,南部最低,这主要是因为东部和北部规模效率要高于南部。从动态效率分析,黑龙江省各市的全要素生产率波动上升,与技术进步指数发展趋势基本一致。

广东省数字经济发展及时空差异特征分析

数字经济是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为反映广东省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本文通过构建数字经济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测算了广东省21个地市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反映其十年来数字经济发展变化趋势,并通过可视化处理,分析各区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空间集聚特征。研究发现,广东省各地市数字经济发展差异明显,各区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呈现动态波动性。从数字经济发展时空分布情况来看,进入第一梯队与第二梯队的城市长期以来稳定不变,而进入第三、四、五梯队的城市有所调整变化。据此,本文从政府、产业与企业层面提出对策建议。

数字经济发展指数编制方法与实践探析

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给传统的统计与核算体系带来了巨大挑战。编制指数是衡量数字经济发展状况的重要方法。数字经济发展指数的编制应遵循一定的原则,保证指数框架的合理性,包括三个关键环节:一是维度选择与指标设计,二是指标赋权,三是指数合成。从实践上看,国内外众多机构和学者尝试编制数字经济指数来反映数字经济发展态势,代表性的如欧盟的数字经济和社会指数、世界经济论坛的网络就绪指数、国际电信联盟的ICT发展指数等,这些指数为数字经济测度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与借鉴。我国在数字经济测度方面起步较晚,科学开展数字经济测度,完善和优化数字经济发展指数编制方法,有助于更好地跟踪数字经济发展态势,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新质生产力与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度研究——基于我国30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

利用2012—2022年我国30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采用熵值法和线性加权法对新质生产力和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综合评价指数进行测算。在此基础上,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研究新质生产力与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水平。研究结果显示:我国新质生产力与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度大致呈逐年递增的趋势;两者的耦合协调度从高到低依次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东北地区;按耦合协调类型划分,东部地区已处于初级协调水平,中部地区处于勉强协调水平且基本上代表全国平均水平,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仍处于轻度失调水平;共有6个省份的耦合协调水平较高,11个省份的耦合协调水平较低,13个省份的耦合协调水平处于中间位置。基于研究结论,提出如下对策: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完善科技创新体系;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积极发挥政府职能;加大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力度,健全创新人才培养机制。

面向新媒体的数字经济指数建设研究

数字经济时代新媒体已经从传统信息发布向指数运营转型。面向新媒体的数字经济指数是反映企业数字化转型状态及其成熟度的重要可视化依据。立足于此,可以提出一种面向新媒体的数字经济指数开发过程方法,简称指数工厂。基于数据全生命周期供应链的指数工厂模型——新媒体数字经济指数,包括指数调研阶段、指数设计阶段、指数开发阶段、指数运营阶段等。在此基础上,提出新媒体数字经济指数的开发过程模型DEFORM-DEV、新媒体数字经济指数的运营模型DEFORM-OPS,并通过案例实例验证了数字经济指数作为新媒体对企业迈向数字化的可视化促进作用。

基于DEA-Malmquist指数法长江经济带数字经济产出效率研究

数字经济已成为推动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社会各主体新旧功能转换的重要驱动力。从分析长江经济带11省市入手,基于数字经济的内涵,先用数据包络分析法分析和评价该地区资本与劳动投入利用率,再利用Malmquist指数模型分析长江经济带2013—2019年11个省市的序列数据。实证得出长江经济带各省市数字经济产出效率存在显著差异。就长江经济带数字经济产出效率分析结果从政府、市场等角度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跨经济体比较:指数编制与演变特征

结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金融可获得性调查数据和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数相关数据编制了全球138个经济体2004—2019年的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使用深度、服务质量三个维度的子指数和总指数并进行跨经济体比较。从总量特征来看,世界各经济体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总体趋势稳步提升,其中使用深度指数的发展最为迅速,服务质量指数增速次之,覆盖广度指数增长最慢。从地区差异来看,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程度存在较为明显的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关的地区不平衡,发达经济体的数字普惠金融总体发展程度显著优于发展中经济体。从演变趋势来看,世界各经济体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存在收敛,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一定程度上缩小了世界不同收入水平经济体之间的金融服务“鸿沟”。

新发展格局下黑龙江省数字经济政策量化评价研究——基于PMC指数模型

数字经济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而数字经济发展需要有效政策体系支撑。以2019、2021、2022年黑龙江省数字经济政策为研究对象,通过文本挖掘、PMC指数分析的方法,对黑龙江省数字经济政策进行量化分析,从而确定政策评价等级。结果显示,六项政策中两项为完美,三项为优秀,一项为可接受,结论说明黑龙江省数字经济政策设计较为合理。为更好地促进政策落地执行,就政策中长期规划,保障制度方面,提出建议。

数字经济带动中国—东盟贸易增长的实证研究

在生产要素成本攀升、人口红利慢慢减退和资源环境牵制加剧的大环境下,人们愈发意识到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性,数字化为经济发展注入了新动力。基于2007—2016年中国和东南亚国家联盟的相关数据,运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研究数字经济发展对中国—东盟双边贸易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技术在中国—东盟双边贸易中确实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其中,中国的数字经济发展对中国—东盟进出口贸易具有促进作用,而东盟的数字经济发展产生的却是消极影响;另外,中国和东盟的数字经济发展程度差距越大越不利于双边贸易的开展。故此,中国与东盟应加强区域合作,尤其是在数字技术和经济贸易方面,以促进双方经济互联互通,实现共同繁荣。

数字经济对制造业收入分配的影响--基于空间面板模型的实证研究

数字经济作为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促进了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但对制造业收入分配产生了负面影响。本文选取2013—2021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构建空间杜宾模型,分析数字经济对制造业收入分配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我国各省份的制造业收入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具有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且具有显著的区域异质性。此外,数字经济对不同制造业行业的收入水平影响具有差异性;行业异质性进一步扩大了制造业区域间收入分配的差距。

数字经济对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效率的影响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了发展数字经济和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要性。对于科技成果产出的重要场所高校而言,数字经济发展能否提高其科技成果转化效率成为亟待探究的问题。研究首先在理论上论述了数字经济发展对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效率的影响机理,然后使用动态面板模型对这一机理进行检验。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能显著提高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效率;在东部,优质高校数量越多、高新技术企业越密集的地区,数字经济对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效率的促进作用越大。鉴于此,建议加强数字经济基础设施投入力度,支持中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搭建高校科技成果交流的数字化平台,加快培养数字经济等新兴专业紧缺人才;培育优质高新技术企业,利用数字技术构建高校—市场—政府协同创新联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