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金融与实体经济高质量耦合协调发展的统计评价

推动数字金融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一方面,实体经济通过资本利润、技术进步、制度优化和管理效率提升为数字金融系统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和保障;另一方面,数字金融通过融资产品创新、交易机制、信息供给、数据治理等便利性服务促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文章分别构建数字金融和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基于中国31个省份2011—2022年的面板数据,利用熵值加权法计算了数字金融综合评价指数和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价指数,并利用耦合度模型、耦合协调度模型评估和分析了二者的协调水平。结果显示:从时间演化上看,2011—2022年中国数字金融与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耦合协调水平经历了“中度失调—良好协调—优质协调”的发展阶段,与此相适应主导发展类型也经历了“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滞后型—数字金融主导型—同步型”的发展轨迹。从省际差异上看,2022年中国数字金融和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耦合协调水平具有较高的一致性,表现为东中部地区较高、西部地区较低的发展态势。

可持续发展理念下旅游业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水平评价——以新疆地区为例

本文基于可持续发展理念,进行生态环境和旅游产业之间的耦合协调发展研究。通过整理2012-2021年统计年鉴数据,以新疆地区为例,合成2011-2020年综合发展指数,构建生态环境与旅游业的耦合模型,评价耦合协调发展水平。本文分析了2011-2020年的耦合关系变化趋势,提出可持续发展时代下旅游业的发展对策。研究结果显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生态与旅游业耦合协调度协调演化趋势向好。

基于云耦合协调模型的水资源关联系统协调性动态评价

以山东省为研究区域,选取21个代表性指标,采用熵权-层次分析法确定水资源关联系统协调性评价指标权重,构建云耦合协调模型,分析2010-2021年水资源关联系统协调性及动态变化。结果表明:山东省水资源关联系统耦合协调度整体呈现不断上升的变化趋势,其变化范围为0.608~0.715,耦合协调发展等级逐渐由初级协调水平向中级协调水平发展变化,在2014年和2019年出现明显变点;在空间上各地区耦合协调度呈现东高西低的分布特征,不同阶段耦合协调发展水平地域性差异性较为明显,整体上由高到低为胶东半岛地区>鲁中南地区>鲁西北地区,其中,济南市和青岛市耦合协调发展能力最优,达到良好协调水平,德州市和滨州市耦合协调发展能力较为缓慢,维持在初级协调水平;未来山东省应加强鲁西北平原区水资源关联系统协调发展,促进全省空间均衡。

京津冀地区水-能源-粮食系统安全耦合协调发展特征评价

以京津冀地区为研究区域,选取28个代表性指标,利用层次分析法构建水-能源-粮食耦合安全综合指标体系,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和障碍度模型分析2000-2020年水-能源-粮食系统耦合安全性和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京津冀地区水安全、能源安全和粮食安全系统综合评价指数呈整体上升的趋势,其浮动范围为0.3~0.7;水-能源-粮食系统耦合协调度年际间均呈上升趋势,北京市耦合协调度最高,河北省耦合协调度较低;人均水资源量、废水中COD排放量、人均能源消费量和亩均农用机械总动力为京津冀地区主要障碍因子。未来北京应调整用水结构、挖掘节水潜力。天津市和河北省要注重优化能源消费结构,进行低碳技术创新,加大脱碳步伐,其中河北省农业发展需要进一步采取节水灌溉措施、减少农作物受灾面积。

沿海城市陆海生态环境质量综合评价与耦合协调度

沿海城市的经济快速发展和土地利用与海洋生态环境之间关系密切。陆海统筹的背景下,科学了解陆海生态环境质量演变和空间分布特征,探究两者的耦合协调关系对提升陆海生态安全统筹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以中国沿海53个城市为例,采用“活力-组织-恢复力(VOR,Vitality-Organization-Resilience)”模型评价陆地生态系统健康状况,采用TOPSIS法通过构建指标体系评价海洋生态环境质量,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陆海生态环境质量耦合协调水平,并提出相关建议。结果表明:1)2010—2020年沿海城市陆地生态系统健康呈现“北低南高”的分布格局,以杭州湾为主要分界线;2)2010—2020年沿海城市海洋生态环境质量呈现趋好的态势,海洋生态环境质量:沿东海经济区<环渤海经济区<沿黄海经济区<沿南海经济区;3)2010—2020年沿海城市陆海生态环境质量耦合程度进一步加强,且南部城市协调度高于北部。研究为中国沿海地区陆海生态环境管理、因地制宜地开展生态修复工作提供科学依据,对陆海生态系统的健康协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基于耦合协调性的区域洪水资源利用评价

为全面理解和优化区域水资源利用格局、提高区域水资源利用率,以南水北调东线工程江苏段主要涉及的徐州、宿迁、淮安3个城市为研究对象,以2010-2022年数据为基础从基于洪水资源开发利用的水资源利用、经济社会发展、生态环境保护3个维度,采用共23项指标在使用熵权法确定权重的基础上,构建基于洪水资源开发利用的水资源利用-经济社会-生态环境系统容量耦合协调发展模型,并结合匹配度模型进行比较分析,运用障碍度模型分析影响耦合协调发展的因素。结果表明:3个城市的综合系统发展水平均由初级阶段上升到良好阶段。徐州、宿迁和淮安市的耦合协调度变化分别为勉强协调到良好协调、初级协调到良好协调以及初级协调到中级协调,而3个城市耦合协调度在后期均超越匹配度,达到理想协调状态。影响协调度的主要障碍因子为洪水资源利用潜力、森林覆盖率以及洪水资源量,且对于3个系统的障碍度分析,3个城市各自有不同的主导影响因素,徐州市复合系统耦合协调度主要受水资源利用影响较大,宿迁市受经济社会影响较大,而淮安市则受生态环境影响较大,因此,各市应当合理利用水库及蓄滞洪区的削峰、调蓄能力,增加洪水资源可利用量,提高洪水资源利用效率,降低洪灾发生频率,在保证经济和生态用水效率的同时,减少因洪灾带来的经济及生态损失。

基于耦合评价的甘肃省高校非学历教育-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研究

时空耦合评价可以从整体视域反映教育规模与区域经济、社会三个变量系统的协同发展水平。本研究基于甘肃省高校非学历教育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时空耦合关系,提出了相应的协调发展对策。研究发现,高校非学历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呈现明显关联,通过提供职业培训、技能提升和科研合作等项目,对促进地区产业发展、人才培养和社会进步起到了积极的影响。基于此,本研究提出了注重教育供给与职业需求协调、人才培养与产业升级协调、人力资源培养与就业推动协调以及知识创新与社会进步协调的对策建议,旨在实现高校自身发展、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的共赢。

奈曼旗沙地生态修复效益评价及耦合协调度分析

对奈曼旗沙地生态修复的生态、经济和社会三个方面采用市场代替法进行综合效益评价。利用2001—2021年相关数据,构建生态修复的综合效益评价体系,研究奈曼旗沙地生态修复的综合效益价值量规律,分析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三者之间的耦合度及耦合协调度。研究表明,从效益价值量来看,期间奈曼旗沙地生态修复的生态效益子系统、社会效益子系统及经济效益子系统价值量总体均呈上升趋势,综合效益总价值增长约50亿元。从耦合度来看,耦合度C值由2001年的0.257增长至2021年的0.942。耦合类型变化为2001年呈低水平耦合阶段,2002年呈拮抗阶段,2003—2008年为磨合阶段,2009—2021年为高水平耦合阶段。从耦合协调度来看,耦合协调度D值由2001年的0.091上升至2021年的0.887,相对应的耦合协调程度变化为2001—2007年生态—社会—经济效益子系统呈失调衰退阶段,其中2001年为极度失调阶段,2008年呈濒临失调衰退阶段,2009—2021年呈协调发展阶段,且在2021年呈良好协调阶段。

基于主客观赋权的TOPSIS、VIKOR、RSR及耦合协调度法的广西青贮类玉米综合评价分析

试验旨在探究主客观赋权的4种评价方法在广西青贮类玉米综合评价中的作用。试验基于熵权及人工赋权的逼近理想解排序法(TOPSIS)、多准则妥协解排序法(VIKOR)、秩和比综合评价法(RSR)及耦合协调度法对广西柳州、玉林、百色、南宁、宜州5个区域的12个青贮类玉米品种的产量、品质、抗病性等18个农艺性状进行分析。结果显示:桂单242、桂单673、兆玉215在这5个区域中综合表现较好,具有高产、优质、适应性强等特点,适合大面积推广种植。研究表明,VIKOR法在多指标下表现更加贴近产量排序,TOPSIS和RSR法的评价结果非常接近,RSR法的分档等级能够更加具体区分排序的效果。耦合协调度法能够表现各指标之间的协调程度,能够评价一个品种在当地的整体适应性水平。

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评价研究——基于贵州省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2015—2021年贵州省面板数据,本文利用熵值法和耦合协调度模型,构建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协调评价的指标体系,然后利用灰色关联度分析法,确定影响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的系统指标。结果显示,2015—2021年,城镇化建设与生态环境发展的关系越来越紧密协调,依次经历调和协调、初级协调、高级协调、优质协调、极度协调5个阶段;根据其与耦合协调度的关联程度,从高到低,新型城镇化子系统的指标依次为人口城镇化、空间城镇化、社会城镇化和经济城镇化,生态环境子系统的指标依次为大气环境、生态环境承载、生态环境保护和水环境。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时空差异与协调评价

理论贡献:针对传统耦合度具有虚高现象,给出3个新的耦合测度方法,增加区分度;仿照“木桶原理”给出系统不协调系列指标,适用范围是实数或实数向量,为相关研究提供借鉴方法。研究过程:利用保序主成分评价法从高级化、合理化、生态化三个方面选取11个指标测度产业结构优化升级(ISOU)水平,探讨ISOU水平的时空差异与耦合协调度。研究结论:我国ISOU发展较稳定,省份间ISOU水平与排名的相对变化较小。对于ISOU水平,北京、上海依次稳居前2,天津、广东排名第3~4,江苏、浙江排名第5~6,山西、内蒙古、西北四省(即甘肃、青海、新疆、宁夏)排名低且稳定;三大地区的ISOU水平基本逐年提高(2020年除外),从东向西递减,南方ISOU水平高于北方,逐年递增;ISOU水平耦合度与环比增速协调度因表达含义不同而差异较大,通常,系统水平越高,耦合度也越高;整体而言,GDP大省广东、江苏、山东、浙江、河南的ISOU耦合度排名略低,四个直辖市ISOU水平的耦合度较高且协调发展水平高。

新疆绿色金融与生态文明耦合协调测度及交互响应分析

通过构建各子系统及总系统的综合评价模型,对2007年至2020年新疆绿色金融与生态文明建设水平进行评价,借助耦合协调模型及VAR模型分析动态协调关系。研究发现,2016年起新疆绿色金融综合评分较为稳定并出现缓慢回升趋势,各子系统综合评分演化趋势差异性较为显著;生态文明综合评分具有上升趋势,各子系统的综合评分及增长速度有所差异。绿色金融与生态文明处于高度耦合、高度协调阶段,两个系统总体表现出较强的相互作用关系;协调度呈现轻微上升趋势,应加强其二者的协调作用。脉冲响应分析结果表明绿色保险、绿色证券对生态文明建设具有显著作用,且持续时间较长。

数字金融与农业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评价

农业高质量发展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建设农业强国的必由之路,而数字金融是促进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为探究我国数字金融与农业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协调效应,利用2011—2020年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基于新发展理念,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个维度构建农业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测算全国农业高质量发展综合水平,再引入耦合协调实证模型,以测度数字金融与农业高质量发展之间的耦合关联度和耦合协调度。实证结果显示:(1)在研究期内,我国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呈现稳步上升趋势,但是整体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较低。(2)数字金融与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时空分布趋势一致,总体呈现“聚焦-相对聚焦-相对均衡”态势。(3)大部分地区数字金融与农业高质量发展处于耦合关联度极高的平稳状态。(4)两系统间的耦合协调度呈现稳步上升的态势,东部地区的耦合协调度在全国始终最高,西部地区的耦合协调度始终落后,中部地区耦合协调度与全国平均水平最接近。研究认为,为充分发挥数字金融对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推动作用,建议做好数字金融服务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顶层设计;聚焦“三农”领域,推动数字金融发展模式创新;推动数字金融和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区域协调。

广东省经济双循环综合评价及耦合协调度分析

文章以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为依据,运用经济双循环综合评价模型和耦合协调度模型,以我国2005—202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测算广东省经济内循环与外循环的评价指数及耦合协调度。结果显示:(1)广东省经济双循环综合评价指数随内循环评价指数增加而上升,受外循环评价指数影响较小,经济综合发展主要取决于内循环经济体系;(2)广东经济内循环和外循环两个系统耦合度较高,表明二者具有较高关联度;内循环和外循环系统的耦合协调度不断增长,表明二者发展协同性日趋增强;(3)广东省经济体系逐步由“外循环为主内循环为辅”模式演化为“内循环为主外循环为辅”模式,但没有形成“内循环为主双循环联动”的新发展格局。

数字科研信息生态位耦合协调评价模型构建与实证研究

立足数字科研信息生态位的运作机理,结合耦合协调函数及当前数字科研信息活动的特征,探讨数字科研信息生态位耦合协调的测度方法。将数字科研信息生态位分为数字科研信息资源、数字科研信息时空和数字科研信息功能3个维度,提取各维度的评价指标,同时从综合发展指数、耦合度、协调度3个方面建立数字科研信息生态位耦合协调评价模型,并通过海南高校部分教师近5年的科研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所建立的评价模型能够有效揭示数字科研信息生态位的耦合协调状况,具有可操作性和应用价值。

区域产学研创新系统耦合协调效应动态综合评价及影响因素探析

文章在剖析区域产学研创新系统动态耦合协调机理的基础上,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借鉴二次加权综合评价的基本思想将时间权重动态赋权于耦合协调度,对中国31个省份2012—2018年间产学研创新系统耦合协调发展水平进行动态综合评价及影响因素分析。研究表明:中国区域产学研创新系统耦合协调度整体上呈现波动增长态势;各区域的静态耦合协调度在研究期间随时间变化表现为少数省份实现相邻等级跃迁,多数省区等级不变;动态耦合协调度呈现东部>中部>东北>西部区域分异显著的特征;不同区域产学研创新系统耦合协调度的主要影响因素不同,并且与区域发展现状息息相关。

新质生产力与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度研究——基于我国30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

利用2012—2022年我国30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采用熵值法和线性加权法对新质生产力和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综合评价指数进行测算。在此基础上,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研究新质生产力与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水平。研究结果显示:我国新质生产力与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度大致呈逐年递增的趋势;两者的耦合协调度从高到低依次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东北地区;按耦合协调类型划分,东部地区已处于初级协调水平,中部地区处于勉强协调水平且基本上代表全国平均水平,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仍处于轻度失调水平;共有6个省份的耦合协调水平较高,11个省份的耦合协调水平较低,13个省份的耦合协调水平处于中间位置。基于研究结论,提出如下对策: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完善科技创新体系;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积极发挥政府职能;加大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力度,健全创新人才培养机制。

长江经济带矿产——经济——生态环境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研究

为贯彻落实“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建设思想理念,实现长江经济带绿色可持续发展,基于2001—2019年长江经济带11省市的相关数据,构建了矿产资源—区域经济—生态环境评价体系。通过设定三大子系统的优先发展级,运用熵权法、耦合协调度模型定量分析不同优先级下的矿产资源—区域经济—生态环境系统耦合协调发展水平,并从中选取最优发展模式。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三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特征显著,整体上由轻度失调区间上升至中级协调区间,且耦合协调度值上游<中游<下游。分省来看,耦合协调程度由低到高依次为云南、江西、贵州、安徽、湖南、上海、重庆、江苏、四川、浙江、湖北。除了湖北、浙江、四川三省位于良好协调区间外,其余8省市均位于中级协调区间。同时,“经济优先”仅适用于短期发展,“环境优先”更适合长期发展。故为促进长江经济带协调可持续发展,整体上应坚持以环境保护为重心的发展战略,个体上要进一步针对不同省市采取差异化的措施。

绿色转型与经济发展的耦合协调度分析——基于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协同推进绿色转型与经济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选取2011—2021年全国及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和耦合协调度模型,并测算各地区耦合协调度的莫兰指数。研究发现:全国绿色转型与经济发展指数总体呈大幅上升趋势,2021年分别达到0.840、0.809,较2011年分别上涨715.5%、235.7%。耦合协调度仅在2011年表现为轻度协调,2021年达到优质协调,说明绿色转型与经济发展之间不是“零和博弈”,必须协同推进、坚定不移地走绿色经济发展道路。各地区绿色转型与经济发展存在异质性,失调成因存在显著差异,广东省等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绿色转型与经济发展水平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在绿色转型与经济发展的道路上起到带头作用,黑龙江省等8个省份绿色转型与经济发展水平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原因在于这些地区对传统化石能源依赖程度较高,产业转型压力较大。地区间耦合协调度存在空间溢出效应,1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与周边地区存在显著正向相关关系,表现出“辐射”效应,北京等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与周边地区存在负相关,出现“虹吸”效应,这导致京津冀区域耦合协调度差距拉大。为进一步提升我国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绿色转型与经济发展的耦合协调度,提出坚定绿色发展道路,强化绿色转型与经济发展协同推进顶层设计、建立科学合理的绿色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抢抓机会,转化“虹吸”效应为“辐射”效应、攻关能源技术,助力重化工业地区加速能源体系转型的政策建议。

基于舒适度和耦合协调度的风光生物质多能互补系统容量配置优化

搭建合理的评价系统是系统容量配置优化的重要前提。传统的指标系统没有将用户端的热负荷和冷负荷纳入评价目标,而且评价体系缺少统一的标准。基于此,在传统指标的基础上引入舒适度指标并考虑其耦合协调度关系,旨在解决指标纷繁众多的问题并更加真实有效地对系统容量配置进行优化。首先搭建了多维度评价指标体系,利用云模型对评价指标进行划分;其次,在传统指标的基础上引入了舒适度指标;最后,在主客观评价法的基础上引入耦合协调度方法。结果表明,耦合协调度方法对综合评价结果有明显的修正作用,消除了高关联性指标重复性评价的影响,可为不同评价指标体系带来的不同评价结果的问题提供有效解决途径;此外,加入舒适度指标可以有效权衡用户端用冷用热的需求,可以更真实地对系统进行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