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侵害监护权的损害赔偿责任

相对于监护关系外的第三人,监护关系具有绝对、排他的效力,监护人依法履行监护职责产生的权利属于绝对权,受到侵权法的保护。非法使被监护人脱离监护的行为构成对监护人监护权的侵害,侵权人应当承担由此造成的财产和精神损害。监护权被侵害的财产损害既包括监护人为恢复监护关系而支出的合理费用,也包括因此遭受的误工损失等其他财产损失。侵害监护权的行为只有使父母子女关系和其他近亲属关系遭受严重损害时,父母以及担任监护人的其他近亲属才享有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被监护人在脱离监护期间死亡时,作为监护人的近亲属既享有因监护权被侵害的损害赔偿请求权,也有权就被监护人的死亡向侵权人行使人身损害赔偿请求权;被监护人伤残的,只有被监护人享有人身损害赔偿请求权。赔偿合理的奔丧费既符合民法典的规定,更是我国传统伦理道德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要求。

一次屏蔽计算TORT程序源项生成方法研究

一次屏蔽计算对于评估工作人员的辐射剂量、确保反应堆压力容器(RPV)及堆内构件在整个反应堆寿期内的安全性、防止混凝土屏蔽体及其外部部件和结构被过度活化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推导了TORT程序三维源分布计算公式和源几何转换方法,编写了相应的程序模块,并在秦山一期、CAP1400和CAP1700计算模型上进行了验证和应用。结果表明,本文推导的理论模型和开发的程序是正确的,为后续提高一次屏蔽设计精度提供了基础。

环境法典编纂背景下生态破坏案件“全链条追责”规则的适用

特大非法捕捞长江鳗鱼苗公益诉讼案正式确立了生态破坏案件的“全链条追责”裁判规则。在当今编纂环境法典的背景下,“全链条追责”规则契合保护环境与推动绿色发展的时代要求,对分析生态破坏案件中利益链条的形成条件以及链条上各主体的责任认定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作为新兴的裁判规则,“全链条追责”在适用过程中存在制度供给不足、缺少体系性以及责任认定标欠缺的具体性和明确性等问题,需要从公法和私法的双重维度,全面深入分析“全链条追责”的归责原则、行为要件、因果关系以及损害结果等核心要素。在立法层面,应建构更为完善的责任理论,统筹设计责任体系;在司法层面,需明确“共同性”这一关键概念,避免司法适用的僵化。

《民法典》解释论下身份权的侵权责任法保护

《民法典》界定了身份权中配偶权、亲权和亲属权的内涵;确立了以损害赔偿为中心的侵权责任形式。身份权主体对外的绝对性特征塑造了其绝对请求权的保护基础。在法典体系化的影响下,侵权责任编以具有绝对权外观的部分身份权作为保护内容,形成以绝对权请求权为基础的侵权责任保护路径,排除诉讼时效的适用。在《民法典》总则编的涵摄下,婚姻家庭编与侵权责任编的协调成为亲属侵权救济的重要途径。体系化解释总则、婚姻家庭编、侵权责任编的关系,以绝对性外观为依据,身份权中的配偶权、亲权、亲属权侵权行为可以适用侵权责任编的规定,采用损害赔偿为主,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为辅的救济方式。

论我国侵权责任的自主知识体系

我国有关侵权责任的自主知识体系集中体现于《民法典》侵权责任编,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7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法治实践经验的深刻总结。侵权责任在《民法典》中独立成编,突破了国外的债编体系,作为法典末编保护之前各编规定的民事权利,是民事责任从民事义务中分离构成民事法律关系第四要素的应然发展,使民事法律关系理论和《民法典》体系更加科学,更符合时代需求。《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继承了中华法系“和谐”的法律文化,贯彻“公正”“和谐”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同于资本主义侵权法源自亚里士多德的正义论并以个人自由主义哲学为基础。侵权责任编中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责任的规定,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继承中国古代“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观念,明确了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的具体赔偿范围和生态修复责任,是环境与生态一体保护的独特制度。侵权责任编中的医疗侵权责任与我国以公立医院为主体的医疗体制相适应,体现的是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医师专家责任制度的医疗单位责任制度。我国《民法典》侵权责任编融汇各国侵权法的共性,又与其有以上本质区别,形成了中国自主的侵权责任知识体系。

侵权责任一般条款的细化设想——基于《民法典》第1165条

我国原《侵权责任法》中的一般条款(第6条)的表述较为简单,表意较为模糊,导致实践中司法机关在适用法律时出现不同的裁判结果。2020年5月28日,全国人大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侵权责任编中,关于过错责任(第1165条)与无过错责任(第1166条)的规定基本来自《侵权责任法》,仅在表述上多了“损害”二字。值得注意的是,《民法典》并未单独制定债编总论,侵权责任编基本糅合了债编总论及分编关于侵权责任的规定。因此,对侵权责任一般条款的构成要件该当性进行探讨,在《民法典》施行之后显得尤为重要。

《民法典》视野下产品责任惩罚性赔偿研究

《民法典》在继承《侵权责任法》对产品责任惩罚性赔偿规定的基础之上,新增惩罚性赔偿的适用前提,坚持以填补损失为原则、惩罚不法行为为例外的侵权损害赔偿体系,是立法上的进步,但也存在产品法律概念模糊、主观过错解释存在争议、赔偿标准缺失等问题,难以对受害者进行有效救济。产品责任惩罚性赔偿作为私法中的强制性规范,在适用上应当符合私法的精神和原则,同时也应当保持一定的谦抑性。运用实证研究法和规范分析法,在适用对象上重新明确产品的法律概念,在主观要件上将明知解释为故意和重大过失,在惩罚性赔偿金的计算上引入效用理论分析方法,合理确定赔偿金额。

《民法典》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之审视与规制

《民法典》第1232条在环境侵权领域引入了惩罚性赔偿制度,是民法适当承担生态环境公益保护功能的体现,亦是对十九大提出的建设美丽中国构想的法治回应。惩罚性赔偿制度肇始于英美法系,意在惩罚和遏制严重的侵权行为。在环境侵权领域引入该制度,可通过适当的利益倾斜,激发环境污染、生态破环案件中被侵权人的维权积极性,形成对环境危害行为的威慑,并成为生态环境危害行为公法规制手段之补充,表明我国在立法层面进行了更为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构建。但应当注意,结合我国此前惩罚性赔偿制度运行实效,以及该制度之固有属性而言,其在环境侵权领域之创设亦可能引发滥诉风险提升,对生产活动形成过分阻遏,以及同质性责任叠加等潜在负面效果。由此,应当对法条文本进行解读,厘清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责任之规范要素,将该条文中的“法律”做狭义理解,明确责任的构成要件以及“被侵权人”的具体意涵。同时,为防止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之负面效应,应当对该法条之司法适用予以适当规制。具体路径包括三个方面:在相关实施细则中对惩罚性赔偿金数额采用“固定金额+弹性金额”的立法模式,并结合既有领域的惩罚性赔偿司法适用之典型案例,尽量使个案中利益衡量标准趋于统一;将针对同一行为所设置的看似相对独立却在内核上具有同质性的责任进行整合,避免该制度与行政罚款、刑事罚金叠加适用而导致环境危害行为人之法律责任过重,违背“罚当其过”的秩序原理;在惩罚性赔偿责任适用的时间范围方面,司法机关须注意结合相关司法解释,并比照公法责任之“有利溯及”等原则,遵循“法律规则优先于法律原则”等理念,准确认定该责任适用之时间范围。

论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责任适用之争议

民法典中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责任的创制,是我国环境民事立法上的一次重大突破。在民法典生效后,该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即刻引发巨大争议。对于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三十二条的适用范围是否包含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和生态损害赔偿诉讼,实务部门和理论界呈现截然相反的态度。究其争议产生之根本原因,在于我国目前环境民事责任领域,存在着侵权诉讼、生态损害赔偿诉讼、民事公益诉讼“三驾马车”齐头并进的局面。而惩罚性赔偿责任能否在这三种制度中混用,则取决于其自身的目的和定位,以及三种制度各自的功能和界限。从我国环境民事责任的体系以及民法典的相关表述来看,惩罚性赔偿责任的适用范围应当限定于一般侵权诉讼,不宜也无必要扩展至民事公益诉讼和生态损害赔偿诉讼之中。

《民法典》构建的我国侵权责任法自主立法体系

自1949年以来,我国的侵权责任法已经有了3个版本,即《民法通则》规定的侵权责任(1.0版)、《侵权责任法》(2.0版)和《民法典》侵权责任编(3.0版)。30多年来,我国侵权责任法立足于本土,广泛借鉴域外立法经验,以大陆法系侵权法的一般化传统为体,以英美法系侵权法类型化经验为用,形成了具有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的侵权责任法。目前,《民法典》完成了我国侵权责任法自主立法体系的构建,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成为卓有成效的民事权利保护法,能够充分保护民事主体的民事权利,制裁侵权行为,保障行为自由。

《民法典》中生态修复责任的功能及其实现

在民法的内部视角下,生态修复责任是一种新型的、独立的民事责任形式,并且是一种特殊的环境侵权责任;在民法的外部视角下,生态修复责任条款是民法中的一种外部性限制规范,使民法在其特定范围内承载起修复生态环境的使命。生态修复责任在《民法典》中的功能定位是救济生态环境损害和恢复受到侵犯的生态环境利益,具有一定的公益救济功能。为实现生态修复责任功能的有效发挥,应当完善与之配套的相关规则,包括确立请求权基础规范,细化适用条件规则以及增加衔接性规范。

体育侵权中自甘风险规则的规范解释——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76条为中心

我国《民法典》中自甘风险规则的确立,是对学理认识和司法实践的制度因应。前民法典时代,自甘风险规则的付之阙如,不仅导致适用范围不统一、责任承担存在分殊,还导致减免责规范关系不清,并引发了司法困境。基于此,要发挥自甘风险规则的制度功能,需要对其主客观要件与限定性要件加以明确,厘清《民法典》第1176条与其他条文的衔接关联。自甘风险中的“自甘”是指“自愿参加”,包括明示自愿和默示自愿,而“风险”是指特定且适当的固有风险。在体育侵权中,“文体活动”应限缩为正常开展并具有相应规则的体育活动,观众仅承受风险却并未制造风险,不应对其适用自甘风险。不能仅通过是否违反运动规则来判断是否尽到合理注意义务,还应根据加害人的主观状态以及客观的外在情况,来综合判断行为人是否具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应从事前告知义务、事中保障义务和事后补救义务三个方面,来对活动组织者的责任认定加以限制。自甘风险规则有独立存在的价值,不宜将其与过失相抵规则混为一谈,适用自甘风险之后将不再具有适用公平责任的正当性。

揭开虚拟财产的属性面纱——基于法律解释论角度

从虚拟财产的立法变迁历程来看,我国对虚拟财产的具体意涵、法律性质等在立法上还处于空白状态,这无法为虚拟财产领域的后续规则建构提供切实指引,最终将不利于虚拟财产的保护与发展。理论上的争论与司法实践中的回避使得如何正确定性虚拟财产迫在眉睫。实际上,对虚拟财产这一法律名词的解释,需回归到最基础的法律解释方法立场。其中,以目的解释的方法来将虚拟财产定义为“民事利益”并将其纳入侵权法的保护范畴有望成为我国正确定性和保护虚拟财产的有效补充。

桥梁倒塌民事侵权归责问题探究

桥梁倒塌事故中因材料或技术等原因致人损害,是一类特殊的侵权行为。该类事故因其特殊性,责任归因涉及各部门法因调整对象的衔接或重叠产生的复杂的规制组合,导致产生责任竞合,造成责任主体的确定以及民事侵权行为的性质和责任承担的范围难以明晰。笔者根据我国《民法典》及相关部门法的规定,仅从民事侵权责任归责的角度探讨该类特殊侵权行为的法律适用问题,对桥梁倒塌归责归因及民事责任承担予以解释,并提出司法实践中的相关建议,以期进一步明确并列责任主体各自应承担的民事责任。

环境侵权领域惩罚性赔偿制度适用规则的明确与完善——从比较法视角考察《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三十二条解释论

《民法典》在环境侵权领域引入了惩罚性赔偿制度。运用文献研究法、比较研究法、功能分析法等对《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三十二条确定的适用规则进行阐释,分析该制度在适用方面有待完善的问题,主要包括两大类:一类是法条的理解适用问题,包括适用的条件不清晰、适用的情形不具体、适用后获得赔偿的归属不明确;另一类是该制度缺乏具体的适用规则。通过研究国外相关制度,比较借鉴后结合对《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三十二条进行文义解释、体系解释,得出惩罚性赔偿适用情形不应包括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应当归属被侵权人且范围还应当扩大的结论;对该制度的具体适用规则提出相应完善建议,包括以倍率式方法构建惩罚性赔偿金适用标准、与公法责任并行以及提高证明标准等,以提高该制度在环境侵权领域的可操作性。

从首例公海邮轮侵权案看最密切联系原则的新发展

“蓝宝石公主”号案表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以下简称《适用法》)第44条在遭遇特殊涉外侵权纠纷时会出现整体落空风险,倒逼我国法院依据“最密切联系原则”确定准据法,然而该原则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却面临着诸多适用困境。对此,有必要思考最密切联系原则的立法完善问题。当前最密切联系原则之立法必要性在于:追求法律适用灵活性和确定性之会通、承担冲突法正义矫正器之功能、符合侵权冲突法的国际立法趋势。建议中国国际私法典编纂侵权冲突法一般规则部分,可在《适用法》第44条的基础上,结合罗马Ⅱ第4条第3款之规定,将最密切联系原则作为侵权行为地法和共同经常居所地法之例外条款。

刍议个人信息侵权责任的认定——基于《个人信息保护法》

《个人信息保护法》的颁布,对个人信息侵权责任的认定有新的指引及参考意义。从个人信息侵权责任构成要件的角度出发,分别从侵权行为、损害后果、因果关系、主观方面分析个人侵权行为的特点及认定标准,认为侵权行为包括作为及不作为,损害后果应采用较为宽松的认定标准,因果关系适用相当因果关系说,主观方面则包含直接故意及间接故意。此外,侵权责任的承担方式除损害赔偿之外,还应包括停止侵害、消除影响、恢复名誉等传统侵权责任方式。

《民法典》规定文学艺术作品侵害名誉权责任的基础与实际应用——兼论歌曲《罗刹海市》能否构成侵害他人名誉权

《民法典》第一千零二十七条关于文学艺术作品侵害名誉权的规定,是《民法通则》以来创造的人格权立法和保护“中国经验”的组成部分,是30多年司法实践和理论研究的结晶,既能够保护文学艺术作品作者的合法权益和创作自由,又能够保护自然人名誉权不受文学艺术作品侵权行为的侵害,实现平衡创作自由与保护自然人名誉权的利益冲突之立法目的。深入探讨这一条文背后的理论和实践基础,能够正确掌握和适用文学艺术作品构成侵害名誉权的规则要点,划清文学艺术作品侵权和“对号入座”的法律界限。歌曲《罗刹海市》是艺术作品,在《民法典》第一千零二十七条规范的范围之内,这一分析对正确理解和适用文学艺术作品侵害名誉权的规则具有重要作用。

论侵权责任法法典的体系

侵权责任法的体系设置需要考虑到侵权责任法的本身特性,也要结合侵权责任法典本身所具有的要求。以行为中心模式与诉因中心模式来主导侵权责任法的制定具有弊端,以损害中心模式体现了侵权责任法与侵权责任法典本身的特性。我国侵权责任法一般条款的制定,需要合理区分侵权责任法的一般条款与侵权责任的一般条款,侵权责任的一般条款的适用,需要遵循满足层级性的要求。我国侵权责任法应该采用损害的一般规定、损害的救济、损害的抗辩、损害赔偿的逻辑来确定侵权法的逻辑结构。

我国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的编纂研究--我国《侵权责任法》修订入典的初步构想

按照全国人大的构想，我国民法典要设立侵权责任编，这就意味着，我国《侵权责任法》要经过修订而纳入民法典。在这一修订入典的过程中，立法者应当秉持实事求是的态度，不纠结于“大修”还是“小修”，而是当修则修，并且，应当兼顾“当下面向”与“未来面向”。我国民法典侵权责任编应当尽可能强化规范意义，作出比较细致、具有可操作性的规定。在我国《侵权责任法》修订编入民法典时，诸多具体的规则都需要完善，这尤其要从司法解释、法学研究成果、比较法、司法实践经验之中寻求灵感和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