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IPS-Plus扩张背景下发展中国家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的因应策略

TRIPS-Plus扩张消减了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弹性条款和差别待遇,加重了发展中国家的知识产权实施成本,侵蚀了发展中国家争取的知识产权国际规则变革成果。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应当从“随势而动”到“谋势而为”,主动成为知识产权国际规则的制定者。借鉴发达国家体制转换策略,探索自贸协定内知识产权保护的新体例。一方面,重视“南南联合”,构建新型TRIPS-Plus规则,保护发展中国家的传统资源;另一方面,正视“南北博弈”,积极设置鼓励性条款,协调南北矛盾,重构知识产权国际保护新规则,推动知识产权国际规则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TRIPS-plus扩张的新制度经济学解析

后TRIPS时代,更为严苛的知识产权保护TRIPS-plus被强势扩张。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分析,TRIPS-plus扩张的深层原因在于发达国家对剩余控制权的不断掠夺和发展中国家的短见选择。TRIPS-plus扩张的直接后果是知识产权保护中成本收益的严重失衡和路径依赖的明显加剧。发展中国家应在增强《TRIPS协定》完全性的基础上,逐步切断大国主导的体制转换路径,坚持知识产权保护上的实质公平,以实现自身的真正权益。

WTO发展中成员在TRIPS-plus协定下的知识产权保护义务研究

TRIPS-plus协定的基本特征是包含了TRIPS-plus标准。基于美欧主导国际权力和财富分配的利益格局与知识产权全球强制体系,此类协定对发展中国家缔约方制造着不平等的国际义务。我国作为世界上具有重要影响的发展中大国,对谈判和签署TRIPS-plus协定具有足够的抵御能力,此类协定对我国的消极影响不甚明显,但应当与广大发展中国家一道抵制TRIPS-plus协定所引发的全球知识产权保护"棘轮效应"。

美国自由贸易协定中TRIPS-plus规则的立法动力分析

在多边体制下连续受挫之后,美国政府和私人集团在重返知识产权保护的双边主义上不谋而合,通过完善的机构设置和明晰的制度安排,以经济力量的施加作为决定性手段,辅之以观念塑造、能力建设援助等各种隐蔽方法,美国FTA中的TRIPS-plus规则得以建立。其中,私人集团的运作起着重要作用,美国贸易伙伴以知识产权保护换取市场准入、关税减让等经济利益和其他非关税利益,也是TRIPS-plus规则在全球扩张的重要因素。

TRIPS-Plus视角下中国自贸区过境货物知识产权保护机制的完善

随着我国自由贸易试验区政策的进一步深化与推广,过境货物贸易日益频繁,与之相关的海关知识产权执法问题亦日益凸显,主要体现在过境货物知识产权监管的执法权依据不明确。为了顺应后WTO时期贸易与投资自由化的趋势,需要在现有立法的基础上,加快制定并完善过境货物的知识产权执法体系。执法体系的完善应体现知识产权的地域性,把握自贸区的贸易投资便利化功能地位与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两者之间的平衡;还应统一并有效梳理过境货物知识产权的执法权限,从而推动与之相关侵权纠纷的便捷化解决,以推动我国自贸区战略定位下知识产权执法制度的完善。

TRIPs-plus条款对我国知识产权政策的启示

随着后TRIPs时代的到来,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和地区正试图以双边或多边的投资或贸易保护协定推行高标准的知识产权保护,以达到其保护本国投资和贸易收益的根本目的。以TRIPs-plus条款为分析对象,揭示出该类条款对知识产权国际保护以及我国的影响,旨在为我国今后参与国际知识产权保护以及国内知识产权保护阶段性政策的制定提供有益的参考。在时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现状进行反思的基础上,阐述了TRIPs-plus条款对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的启示及其对我国已经或即将缔结的双边条约的启示.

TRIPS-plus扩张情势下非违反之诉在TRIPS协议中的适用探析

后TRIPS时代TRIPS-plus强势扩张,其适用的效果加速了高标准知识产权保护规范的全球化,形成了知识产权保护的棘轮效应,又缩减了发展中国家利用TRIPS协议弹性条款的自由选择空间,对发展中国家造成诸多不利影响。非违反之诉如能适用于TRIPS,有助于重申和发扬协议的利益平衡精神,匡正TRIPS-plus条款。发展中国家可以重新考虑TRIPS协议下非违反之诉的适用问题,在规则细化完善的基础上,将其作为一种极好的防御措施来应对不断升温的TRIPS-plus扩张压力,使之成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武器。

美国—新加坡自由贸易协定TRIPs-plus条款研究

美国—新加坡自由贸易协定(FTA)是美式TRIPs-plus(知识产权保护)协定的代表,该协议的签订使得新加坡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大大提高,并对其他国家建立了先行模式,产生了示范效应。美式TRIPs-plus协定已在全球强势扩张,对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造成不良后果,对知识产权国际保护制度产生深远影响。为此,我国应当予以高度重视,加强研究和监测,采取恰当的应对策略,以推动我国自由贸易区整体战略顺利、有效实施。

论区域贸易协定中的TRIPS-plus

当下,越来越多的区域贸易协定(RTA)纳入了知识产权(IP)条款,且规定高于TRIPS的保护承诺,即TRIPS-plus。RTA中TRIPS-plus具有合法性,但欠缺合理性;TRIPS-plus虽可能打破TRIPS精心维持的平衡,但RTA其他条款可予以弥补,实现"再平衡";问题的根源在于,基于最惠国待遇(MFN)和国民待遇(NT)形成的RTA中TRIPS-plus的扩散机制,可能打破这种"再平衡",尤其是MFN。

“TRIPs-plus”扩张的法律分析

"TRIPs-plus"是发达国家推行国际知识产权保护高标准的一种新形式,并呈现越来越强的扩张趋势。"TRIPs-plus"的扩张具有其法律依据和深刻诱因,认识和掌握"TRIPs-plus"扩张的法律特性对于我国针对新的国际环境积极制定应对策略具有重要意义。

双边投资协定中的TRIPS-plus标准研究

投资协定中的知识产权保护是很重要的。通过将特定的知识产权纳入投资的定义范围,国际投资协定中的所有条款都适用于受保护的知识产权,这就使此类协定在公平与公正待遇、透明度义务、投资争端解决机制上为受保护的知识产权提供TRIPS-plus标准,我国应该采取的对策是,在有关投资的定义中增加限制性条款,对公平与公正待遇明确其含义,将透明度义务与公平与公正待遇独立,将与知识产权有关的纠纷排除在投资争端解决机制之外。

TPP最终文本之TRIPS-PLUS条款探究

2015年11月5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最终文本对外公布,备受关注的知识产权章节在客体范围、权利保护期限、知识产权执法、司法力度等标准上明显超越了TRIPS以及诸多FTA的规定,具有TRIPS-PLUS条款的性质。然而TPP的高标准并非我国未来知识产权事业发展的障碍。我国应当在考虑国情和公共利益的基础上,内化改革、外促合作,争取在知识产权国际谈判中的话语权,客观积极地应对TPP之TRIPSPLUS条款,以免受发达国家牵制而陷入被动。

试析TRIPS-plus条款对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制度的影响

药物可及性问题是解决公共健康问题的关键因素,药品强制许可制度是一个国家获取基本健康药物的工具之一,而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双边或多边自由贸易协定、投资保护协定中含有的TRIPS-plus条款会影响药品强制许可制度的施行。TRIPS-plus条款对药品强制许可制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未披露数据的独占保护,专利保护期的延展,旧药品新用途可获专利,专利撤销理由缩小,限制可以适用强制许可的情形,提高补偿标准,明确限制强制许可下生产的产品出口等方面。

TRIPS-plus之药品专利条款分析

TRIPS协议出于对健康权的尊重,在其框架内允许发展中国家采取强制许可等方式,确保其对于药品的可及性。然而发达国家却利用TRIPS协议中的弹性条款,在同其他国家签订的自由贸易协议中要求提升知识产权保护标准。此类条款被合称为TRIPS-plus条款,上述条款对于发展中国家获取药品造成了严重影响。作为缺乏自主研发制造药品能力的国家,我国虽然目前尚未同发达国家制定药品方面的TRIPS-plus条款,然而西方发达国家的压力以及知识产权国际立法新动向表明TRIPSplus条款存在转化为国际多边条约的可能性,而我国应对此做好准备。本文致力于分析现行TRIPS-plus条款,并为我国对此提供应对策略。

双边投资协定网络的演化机制——基于多维邻近性视角

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考察了双边投资协定(BITs)网络的历史演化特征与驱动机制。研究发现,BITs网络大致经历了初步形成、迅猛发展和结构调整三个阶段,呈现出一个较完整的S型增长,网络核心—半核心—边缘结构实现了由“金字塔”向“橄榄球”的转变。以多维邻近性为视角,运用时间指数随机图模型对BITs网络形成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多维邻近性是驱动BITs网络形成的重要力量,经济和制度邻近性对BITs关系的形成有负向影响,贸易水平、地理和社会邻近性对BITs关系的形成有正向影响。然而,2008年金融危机改变了BITs网络的结构特征,金融危机后BITs网络呈现分散化、多边化发展趋势,某些邻近性变量影响不再显著,社会环境类因素成为影响BITs网络的关键因素。

主权国家接受国际人权标准的原因探析

国际人权条约内容大部分涉及历来被国家视为其内部事务的“国家与其国民之间的关系”,主要是缔约国义务。自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通过至今,联合国已经先后确立了九部核心国际人权条约;几乎所有的联合国成员国都至少批准了一部核心国际人权条约,此外,八成的成员国已经批准四部以上。现代政府理念的转变和国民权利意识的增强构成主权国家接受国际人权标准的内部动因。而国家融入国际社会程度的加深增加了国家批准人权条约的规范压力,政治权力的诱导、经济利益的驱使和国家社会化的推动构成主权国家接受国际人权标准的外部诱因。国家在主权范围内具有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义务和使命,国际人权标准与主权国家的历史使命具有一致性。

通商开埠、条约联系与中国近代贸易

近年来逆全球化趋势愈演愈烈,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有所增加,而中国则坚持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本文以近代中国通商开埠为准自然实验,重新检验开放与贸易的关系。晚清政府被迫与西方列强签订条约以开放特定通商口岸,条约联系可以降低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促进通商口岸对外贸易。利用1927-1931年50个通商口岸与32个国家(地区)之间进出口贸易数据的研究发现,条约口岸进出口贸易额显著高于主动自开口岸,但与约定自开口岸规模相当。在条约口岸(含约定自开口岸)内部,势力范围的作用不显著,口岸与贸易国之间的条约联系,尤其是租界条约联系对通商口岸对外贸易至关重要。机制分析表明,条约联系可以促进口岸府外商直接投资,进而增加进出口贸易。在1929年关税自主改革冲击下,口岸进口贸易额显著下降,但首次条约国利用其“先占者”优势扩大对华出口。

再论澶渊之盟

北宋景德元年,辽承天太后与圣宗率大军20万南下攻宋,同时命宋降将王继忠致书宋真宗,表示“愿修旧好”。辽军围攻瀛州失败后,绕过大名府,兵临澶州城下。宋真宗亲征至澶州,登上北城门楼,宋军皆呼万岁,气势百倍。辽南京统军使萧挞览(凛)率军攻澶州北城,被宋军伏弩射死,辽军士气大挫。宋辽和议使节经过多次往返,终于订立澶渊之盟。双方相约为“兄弟之国”;“沿边州军,各守疆界”;宋朝岁遗辽朝“绢二十万匹、银一十万两”,作为“助军旅之费”。澶渊之盟结束了长达25年的宋辽战争局面,维持了此后将近120年的和平友好往来,对宋辽双方的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以及中华民族的融合与发展都起到了重要作用,对当代各民族的平等、团结、互助、和谐也具有借鉴和启迪意义。

战后琉球处置及法理争议——基于《旧金山对日和约》领土处置及条约签字权交涉的考察

《开罗宣言》是盟国签订战后对日和约的基础性文件,该宣言的3个条款是一个涵盖了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的国际文件,逐层递进,互为补充,意在剥夺日本所有侵夺的领土。基于《开罗宣言》等国际法文件,战后琉球的处置,需要由包括中苏在内的反法西斯盟国共同决定,目前的处置结果存在严重的法理争议。英国内部一度坚持琉球必须从日本领土剥离出去,至于美国所坚持的战略托管,必须经由联合国安理会授权。国民党当局并未默认《旧金山对日和约》的琉球处置条款,而是认为旧金山和约只是一项政治性条约,属于盟国结束对日战争状态的协议,而琉球的处置需要专门的领土条约予以规定。围绕国民党当局《旧金山对日和约》签字权问题的美英交涉,与战后日本领土处置条款的交涉纠缠在一起,影响到了国民党当局对于琉球群岛的处置决策。

南极文化遗产保护制度演进及对我国的启示

南极文化遗产保护制度是由英国等南极领土声索国主导建立,通过南极条约体系框架实现的。致力于保护南极环境的《马德里议定书》及附件五生效,确立了保护南极历史文化价值的关键机制。为了解南极大国主导下的南极文化遗产保护制度演进过程和内在动因,掌握南极条约体系对该议题的设置、监管以及在气候变化影响下的最新发展,从而使我国更好地参与南极文化遗产管理及相关议程讨论,及时提出本国文化遗产保护方案,系统梳理60年来南极文化遗产在南极条约体系下的管理情况,从设立历史遗迹和纪念物的时期范围、指定国、地理覆盖以及设立标准等四个维度进行全面分析,揭示南极条约体系下文化遗产管理存在的代表性不均衡、受领土声索国主导以及被领土声索国当作稳固或强化其主权的工具等问题;最后以南极半岛和罗斯海地区为例,结合南极大国文化遗产保护的新动向,探讨我国参与南极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的合理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