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IPs-plus条款对我国知识产权政策的启示

随着后TRIPs时代的到来,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和地区正试图以双边或多边的投资或贸易保护协定推行高标准的知识产权保护,以达到其保护本国投资和贸易收益的根本目的。以TRIPs-plus条款为分析对象,揭示出该类条款对知识产权国际保护以及我国的影响,旨在为我国今后参与国际知识产权保护以及国内知识产权保护阶段性政策的制定提供有益的参考。在时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现状进行反思的基础上,阐述了TRIPs-plus条款对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的启示及其对我国已经或即将缔结的双边条约的启示.

美国—新加坡自由贸易协定TRIPs-plus条款研究

美国—新加坡自由贸易协定(FTA)是美式TRIPs-plus(知识产权保护)协定的代表,该协议的签订使得新加坡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大大提高,并对其他国家建立了先行模式,产生了示范效应。美式TRIPs-plus协定已在全球强势扩张,对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造成不良后果,对知识产权国际保护制度产生深远影响。为此,我国应当予以高度重视,加强研究和监测,采取恰当的应对策略,以推动我国自由贸易区整体战略顺利、有效实施。

自由贸易协定中的商标权TRIPS-plus条款研究——基于美国、欧盟、日本的比较

在自由贸易区战略的浪潮中,发达国家通过签署自由贸易协定推行比TRIPS协议标准更高、范围更广的知识产权保护承诺,即TRIPS-plus条款。以美国和欧盟、日本为代表的自由贸易协定中,在商标国际条约、商标的构成要素、种类、注册程序以及驰名商标的保护等方面均存在严苛程度不一的商标权TRIPS-plus条款。这种商标权TRIPS-plus条款正日益影响和改变着商标权国际保护规则,发展中国家应当在自由贸易协定谈判中积累经验,针对发达国家自由贸易协定中商标权条款设置上的不同特点,制定应对措施,更多地争取友好型条款,维护本国商标利益。

美式自由贸易协定TRIPS-PLUS条款对发展中国家药品获得权和生命健康权的影响与危害

TRIPS协定及其后续文件所确立的保护社会公共利益和防止知识产权滥用等原则以及强制许可和平行进口等保障措施,在最低程度上体现和尊重了发展中国家保障民众获得基本药品、保护生命健康之合理诉求。但是,美国近年来所签订的一系列双边或区域自由贸易协定对发展中国家的知识产权保护提出了远远超过TRIPS协定的要求,其中的延长专利期限、授予药品测试数据专有权、限制强制许可和禁止平行进口等条款限制或剥夺了发展中国家获得廉价仿制药品的可能性,严重危害发展中国家民众的药品获得权和生命健康权。对于美式自由贸易协定中的TRIPS-PLUS条款,发展中国家应当高度警惕和审慎应对。

与公共健康有关的TRIPS-plus条款研究——兼论国际知识产权立法的双边趋势

在有关TRIPS的谈判中,发达国家未能实现其所有目的,虽屡次试图加强TRIPS的保护水平,却总是成效甚微。鉴于此,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而非多边条约,成为了他们新一轮努力的重点。在这方面,美国无愧于其中"翘楚",其近年所为,对"超TRIPS条款"的扩张起了推波助澜作用。这使发达国家得以规避TRIPS中有利于较不发达国家的规定,并为进一步制定不平等国际规范奠定了基础。本文主要分析了美式FTA中与公共健康有关的超TRIPS条款,以证明上述观点,并提请发展中国家注意国际知识产权立法中的这一双边趋势及其潜在的不利影响。

美国-智利FTA中TRIPS-plus条款对智利商标法的影响

经过两年14轮的谈判,2003年美国-智利自由贸易协定(FTA)正式签订,并于2004年1月1日开始执行。美国-智利FTA知识产权章节是文本第17章,其中不乏许多TRIPS-plus条款,对智利的知识产权保护标准提出了更高的保护要求,以更多的谋求美国的国家利益。作为美国与发展中国家签订的具有代表性、示范性的FTA,本文通过对美国-智利FTA涉及商标的TRIPS-plus条款进行分析,指出其对智利商标法带来的影响和冲击,以更深入的认识TRIPS-plus条款的实质,对我国自由贸易区战略的推行提供借鉴和参考。

TPP最终文本之TRIPS-PLUS条款探究

2015年11月5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最终文本对外公布,备受关注的知识产权章节在客体范围、权利保护期限、知识产权执法、司法力度等标准上明显超越了TRIPS以及诸多FTA的规定,具有TRIPS-PLUS条款的性质。然而TPP的高标准并非我国未来知识产权事业发展的障碍。我国应当在考虑国情和公共利益的基础上,内化改革、外促合作,争取在知识产权国际谈判中的话语权,客观积极地应对TPP之TRIPSPLUS条款,以免受发达国家牵制而陷入被动。

试析TRIPS-plus条款对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制度的影响

药物可及性问题是解决公共健康问题的关键因素,药品强制许可制度是一个国家获取基本健康药物的工具之一,而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双边或多边自由贸易协定、投资保护协定中含有的TRIPS-plus条款会影响药品强制许可制度的施行。TRIPS-plus条款对药品强制许可制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未披露数据的独占保护,专利保护期的延展,旧药品新用途可获专利,专利撤销理由缩小,限制可以适用强制许可的情形,提高补偿标准,明确限制强制许可下生产的产品出口等方面。

TRIPS-Plus扩张背景下发展中国家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的因应策略

TRIPS-Plus扩张消减了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弹性条款和差别待遇,加重了发展中国家的知识产权实施成本,侵蚀了发展中国家争取的知识产权国际规则变革成果。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应当从“随势而动”到“谋势而为”,主动成为知识产权国际规则的制定者。借鉴发达国家体制转换策略,探索自贸协定内知识产权保护的新体例。一方面,重视“南南联合”,构建新型TRIPS-Plus规则,保护发展中国家的传统资源;另一方面,正视“南北博弈”,积极设置鼓励性条款,协调南北矛盾,重构知识产权国际保护新规则,推动知识产权国际规则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TRIPS-plus条款下平行进口与价格补贴政策协调研究

近年来,欧美等发达国家通过TRIPS-plus条款要求与其签订自由贸易协议的发展中国家禁止平行进口,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为使发展中国家有效应对TRIPS-plus条款,本文通过构建多阶段博弈模型,在Acharyya等（[1-2]】的基础上将企业创新能力视为内生变量,分别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角度分析TRIPS-plus条款实施前后两国福利水平,阐述实施该条款对两国的影响;进而研究两国国内以及两国之间有关平行进口和价格补贴政策协调,论证价格补贴在应对TRIPSplus条款中的作用.研究表明,在TRIPS-plus条款下,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政策选择取决于两国收入分配情况,且发展中国家可通过价格补贴改善或维持本国社会福利;若取消TRIPS-plus条款,则发达国家禁止本国平行进口,两国均提供价格补贴将实现共赢.同时,本文发现平行进口政策选择及价格补贴比例是影响企业创新能力的重要因素.

TRIPS-plus条款下平行进口与价格补贴政策协调的模拟仿真分析

近年来,一些发达国家通过TRIPS-plus条款要求与其签订自由贸易协议的发展中国家禁止平行进口,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为使发展中国家有效应对TRIPS-plus条款,本文克服平行进口数据难以获取的缺陷,首次通过Swarm软件平台,运用Probe IPD程序模拟仿真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有关平行进口和价格补贴政策的动态博弈过程。文章首先对1个发达国家与1个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动态博弈过程进行模拟仿真,然后将参与主体扩展为N个发达国家与N个发展中国家,从而得到动态博弈均衡解;最后考虑不确定因素对均衡解的影响。研究发现,在1个发达国家与1个发展中国家的动态博弈中,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价格补贴在一定程度上打破发达国家的限制,在国际贸易中更好保护己方利益;在N个发达国家与N个发展中国家的动态博弈中,发展中国家群体与发达国家群体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越小,则发展中国家通过提供价格补贴来争取平行进口权的作用相对越强。

美国自由贸易协定中的商标权TRIPs-plus条款及其影响

晚近以来美国大力推进自由贸易区战略,在自由贸易协定中设置了大量商标条款,在商标构成要素、保护范围、注册程序等方面提出了比TRIPs协议更高的保护要求,形成了商标权TRIPs-plus条款。这种以美国商标利益进行剪裁的条款,迫使缔约方提高商标保护水准并修改国内立法,有利于拥有众多品牌资源的美国公司不断拓展海外市场,并进一步掌握对商品和服务的垄断和控制权,而发展中国家则在公共健康、技术革新等领域日益受制于美国。

生态环境法典的罪刑条款设置

“《刑法典》是环境刑法更好的归属”的观点,只是一种主观判断,不一定符合事实;我国清末以来的刑法典都预设了多元刑事立法模式,单一刑法典模式不是由刑法典自身形成的,而是由于其他法律不设置罪刑条款形成的,生态环境法典应当直接设置环境犯罪的罪刑条款;罪刑条款应当与行为规则、行政处罚条款密切接近,故应采取分散型设置方式;行政刑法的特点是通过补强行为规则,确保行为规则的有效性,故生态环境法典中的罪刑条款通常采取行政犯的表述方式,但部分条款也可以采取刑法犯的表述方式;罪刑条款应以行政处罚条款为基础,通过增加不法要素与责任要素的方式,使环境犯罪具备应受刑罚处罚性;处理行政处罚与刑罚处罚的关系时,重在防止以刑罚处罚替代行政处罚;应当将行为人积极履行《民法典》规定的“修复生态环境责任”,规定为环境犯罪的减免处罚事由;生态环境法典中的罪刑条款设置应注重必要性、明确性、合理性、协调性,不必顾虑与现行刑法典中环境犯罪条款的重复与交叉。

合同格式条款效力的法律控制——以《民法典》合同编及其司法解释为中心

有关格式条款的法律规定是现代市场交易中不可或缺的一项重要法律制度,《民法典》和《合同编通则解释》都对格式条款进行了专门规定,但是在起草中对一些问题均存在激烈的观点交锋,导致草案前后出现较大变化。在民法典编纂中,合同编草案将格式条款定义的“3要素”改为“2要素”,舍去“重复使用”,但最终在民法典中又重回“3要素”;《合同编通则解释》则将之修改为“2.5要素”,对从事经营活动的格式条款提供方的“为了重复使用”实行举证责任倒置。《民法典》规定了格式条款绝对无效的情形;《合同编通则解释》细化规定了格式条款的相对无效情形,提出了“异常条款”的概念,并对异常条款提供方提示和说明义务的履行标准做出了细化规定,且对电子合同异常条款提供者提示与说明义务的履行做出了具体的反面规定。为保护条款相对方的利益,《合同编通则解释》还规定了“合同示范文本”和“预先约定排除”这两类排除格式条款效力控制的抗辩为无效抗辩事由。

公司章程反收购条款:长期价值创造的盾牌还是管理层防御的工具

公司章程反收购条款有助于促进管理者专注于长期价值创造,还是被用于维护职位稳定?学术界和资本市场监管机构对此高度关注。本研究实证检验我国上市公司章程中反收购条款设置对公司治理的影响。研究发现,反收购条款设置不仅没有对公司价值产生提升作用,反而降低了公司价值。进一步研究发现,反收购条款降低了管理层强制变更—业绩的敏感性,抑制了公司创新投资和资本支出等长期投资行为,且诱发了管理层在职消费和超额薪酬,意味着反收购条款有助于巩固管理层职位稳定,加剧了管理层短视,产生了管理层“壕沟”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章程中的反收购条款并非长期价值创造的盾牌,而是管理层防御的工具。此外,深入分析现阶段我国上市公司主要设置的反收购条款的性质和内涵,发现这些条款大多数体现了对管理层的保护,并且管理层权力较高和无实际控制人的上市公司更倾向于设置管理层保护条款。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股权分散企业或无实际控制人企业中,反收购条款设置的管理层“壕沟”效应更加显著。本研究克服了已有文献仅根据反收购条款对公司绩效正向或负向影响而间接推断其效应的不足,为上市公司和监管部门规范反收购条款设置提供参考。

航运标准条款解释研究

航运标准条款是由权威机构起草的、用于在特定航运活动下反复适用的合同条款,航运业高度依赖标准条款。由于航运合同具有形式上的复合性,而标准条款具有国际惯例的性质,因此标准条款不能完全适用中国现行法律规定的一般解释规则和格式解释规则,有必要对其解释加以研究。通过对相关标准条款与具体案例的分析研究,认为航运标准条款在解释方法上应以文义解释为基础,用历史解释方法代替习惯解释,并在进行体系解释时赋予具体协商条款更高的效力,最后将被删除的条款作为解释的参考。

完善债券契约条款是作茧自缚吗?基于资本结构调整速度的视角

基于手工搜索的中国上市公司债券契约条款信息,构建契约条款指数,研究了债券契约条款对资本结构调整速度的影响。结果发现:债券契约条款的增加有助于提高公司资本结构调整速度。分契约条款类型来看,期权条款类、限制资产转移类、限制投资类和事件驱动类的契约条款显著提高了资本结构调整速度。债券契约条款主要通过影响债务融资方式促进公司资本结构向上调整。异质性检验发现,在国有公司和法律环境较好的公司中,债券契约条款与资本结构调整速度的正相关关系更显著。良好的公司信息透明度和内部控制有助于强化债券契约条款对公司资本结构调整速度的正向作用,并且完备的债券契约条款有助于降低公司融资成本,提高资本结构调整速度。本文研究表明,完善债券契约条款产生的约束并非是债券发行人作茧自缚,而是有助于公司降低融资成本,实现更加灵活调整资本结构的目标。

CPTPP安全例外条款的限制性适用基准建构及中国因应

《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作为应符合世界贸易组织(WTO)原则的自由贸易协定,其29.2条安全例外条款与GATT 1994第21条一样,都赋予了成员为保护本国基本安全而采取其认为必要措施的权利,但该权利并非是由成员完全自主决定,而应当既存在成员主观判断又包含客观限制性适用基准。以WTO“中美钢铝案”等案例为镜鉴,结合其安全例外制度的自身特点,CPTPP安全例外条款也应赓续“基本安全利益”标准、“必需”标准和“善意”标准,并辅之以新议题下的“非传统安全”标准,从而防止成员滥用该条款实施单边制裁行为。我国在申请加入CPTPP中应明确我国对安全例外条款适用的态度:要积极倡导并大力推动CPTPP安全例外条款限制性适用基准在成员间形成共识,也要对接CPTPP相应规则,在国内立法上完善国家安全体系制度。

大数据背景下点击合同不正当格式条款的规制路径探析

以我国15个网络平台的用户协议和隐私政策为例进行实证分析,归纳出点击合同不正当格式条款包括单方变更权条款、自动化决策条款、无限制用户内容授权条款等,现有的显失公平、提示说明义务、自动化决策规范等手段虽然能够提供救济,但都因其自身缺憾而无法充分解决问题,使点击合同不正当格式条款的规制仍存有疏缺。因此,有必要通过设置格式条款负面清单、加强动态化监管、优化平台提示说明义务、设置脱离自动化决策权选项、明确告知义务范围、提高用户注意意识等手段为网络环境下用户的各项权益保驾护航。

中国投资条约中的国家安全例外条款:文本发展、法律应对与范本建议

晚近数十年滥觞于国际投资条约中的安全例外条款并没有过多地出现在中国投资条约中.中国投资条约中规定有安全例外条款的数目非常有限,而且通常出现在晚近十多年签订的投资条约或贸易协定中,并且主要以WTO第21条例外条款作为范本.根据国际实践,在投资条约无安全例外条款的情况下,东道国通常会提出习惯国际法上的“危急情况”抗辩以维护国家安全措施,而根据投资条约的安全例外条款进行的抗辩也会出现不同的裁决,对此种不一致的做法,中国投资者需积极应对.中国投资条约中的安全例外条款的设计应当与时俱进,在遵循传统的以GATT第21条为范本的安全例外的基础上,可以明确纳入“其认为”的用语,尽可能维持中国政府对于安全例外问题的裁定权,同时列举包括关键基础设施、关键技术以及国内紧急情况等新的援引安全例外的情形,以更好服务于不断扩大的国家安全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