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中国：妈祖信仰的传播--以天津为中心考察

妈祖信仰起源于中国沿海地区,被生活在传统社会的中国人视为航海平安的保护神。元代随着海运的日渐兴盛,妈祖沿海洋传播至中国北方的沿海地区,在渤海之滨的天津受到人们的崇信。空间的移动,扩大了信仰群体,天津社会各界人士将妈祖作为重要的神祇,其神职、神能也不断演化。清代以来,随着王朝统治者的关注,人们对妈祖的祭祀活动多以皇会的形式呈现,成为神圣与世俗兼具的社会活动。天主教徒英敛之于1902年在天津创办的《大公报》格外关注天津民间信仰的活动情况,留下了大量有关妈祖信仰及皇会的珍贵史料。因此,以《大公报》为中心,探讨妈祖信仰在天津的传播,不仅可以推动妈祖及皇会研究的进一步深入,而且还可以丰富海洋中国的学术探讨。

“五四”前湖南知识男性对“节妇烈女”的再现——以湖南《大公报》(1915-1919)为中心

"五四"前的湖南《大公报》率先标举并践履"反对帝制,拥护共和"的理念,其进步性不言而喻,吊诡的是在1915年至1919年间却刊载了为数不少的歌颂"节妇烈女"的诗歌评论,此举在呼应官方"褒扬贞节烈妇"主流话语的同时,背离了时代风潮,给时人留下观念陈腐的印记。细读此期的相关文本,既可感受到处新旧之变中的湖南知识男性面临的性别主体身份和道德主体身份的双重焦虑,也能体察到他们将"节妇烈女"作为挽救人心世风手段的良苦用心。

文化守成中的新文学选择--评吴宓主编的《大公报·文学副刊》

吴宓是学衡派的代表人物,曾激烈反对新文学。主编《大公报·文学副刊》,吴宓虽然坚持文化守成主义立场,但对新文学的态度有所变化,既有无奈的接受,又有主动的对话,介绍新文学刊物,评介新文学作品,讨论新诗发展等。吴宓从一个文化守成者的角度,对新文学进行思考,扩大了新文学的影响,显示了吴宓对待新文学的一种姿态。

徐特立回湘任职考(1924-1927)——以湖南《大公报》为中心

徐特立自1924年8月结束在欧洲的勤工俭学,回到湖南,到1927年夏加入中国共产党止,在此期间担任过长沙女子师范、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两所学校的校长及长沙县立师范学校的主任委员（相当于校长）,此外还积极参与社会活动,担任了近10项社会职务,在湖南教育界具有很大影响,并紧跟时势的发展,最终实现了教育救国到革命救国的转变。

左中右三报抗日舆论动员的路径及内容选择--以抗战期间重要城市沦陷报道为例

《新华日报》《大公报》《中央日报》都是抗日舆论动员的践行者,它们对话语文本的篇章元素的选用并没有引发其动员效果上的本质差别。真正决定三报效果的是说“什么”话,而决定三报说“什么”话的,则是语境。抗战时期的话语语境制约着话语文本的生产及其功能实现。三报都强烈主张全面抗战,都注重从正面谋求新闻报道的舆论动员效果,但三报侧重点不同。《新华日报》侧重于自下而上的宣传,《中央日报》则忽视对普通民众的动员。《新华日报》首选的动员关键词是“民众”,《中央日报》是“精神”,《大公报》则擅长谈“经”说“艺”。《新华日报》在社会现实面前的“说话”,有最为妥贴的思考和安排。从较短时段的宣传实践看,“说什么”比“怎么说”具有更强的动员功能。

民本与民主的两难选择——评《徘徊于民本与民主之间:〈大公报〉政治改良言论述评(1927-1937)》

《大公报》在中国近代史上影响重大。近年来,以《大公报》为研究对象的资料选编、专著和论文层出不穷。任桐著《徘徊于民本与民主之间》一书,在内容和结构上,新意迭出,卓见纷呈。该书结合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利用多种研究方法,系统阐述了1927年到1937年《大公报》诸多政治改良思潮,对《大公报》的政治言论进行了客观公正的评价。可以说,它的问世,推动了《大公报》的研究。

“文人论政”与新闻专业主义精神--以新记《大公报》和史量才时期《申报》为中心

《大公报》和《申报》是近代中国最有代表性的两大民营报纸,以出版时间长,影响广泛的突出特点,在中国新闻史和社会史上占据重要地位。从“文人论政”思想与近代新闻专业主义精神,即职业报人理念、新闻客观主义理念及受众服务理念的关系出发,分析对比张季鸾主持的新记时期《大公报》与史量才时期《申报》在发挥报纸舆论监督作用、启迪民智、监督政府等方面的相似之处,从而展示这类报刊的时代共性。

清末民国时期“X性”词语面貌及发展概况管窥--基于《大公报》的考察

《大公报》是研究清末民国时期语言现象的珍贵语料。“X性”词语在报刊中有比较充分的体现,通过考察发现,现代汉语中由类词缀“性”构成的“X性”词语的基本特征在清末民国时期已经基本形成,之后在现代汉语中又有所发展,表现在词语数量增长、“X性”词语的替代或消隐、“X”词性类别和结构类型增多、句法功能进一步丰富等方面,而“X性”词语的大量增长与类推机制、语言经济原则、语言的接触有密切关系。

起承转合:王郅隆时期《大公报》副刊(1916-1925)研究——基于结构与原动力的视角

副刊作为报纸的固定版面,既与时代相辉映,又有相对独立性。目前新闻史学界对王郅隆时期《大公报》副刊关注较少。本文尝试从结构与原动力的视角,结合军阀政治时代背景,对王郅隆时期《大公报》副刊进行纵向的历史分期和横向的内容分析,以栏目内容及设置、副刊改革及版面变化为着眼点,结合社会环境、编辑方针、作者来源等展开分析,进而给予王郅隆时期《大公报》副刊一种较客观的评价。我们既不能忽视它在特定时代表现出的局限性和消极性,同时也不应抹杀其客观存在的积极性和创新性,要看到副刊中的进步思想和对民族复兴的追求,以及对当时社会和政治产生的积极意义和影响。从总体上看,王郅隆时期《大公报》副刊在选题上的基调是爱国、启蒙和进步的,在内容上是贴近社会、贴近现实的。它承接了英敛之时期《大公报》副刊传统,并为此后新记《大公报》副刊奠定了基础,在《大公报》副刊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历史地位。

民国《大公报》关于徐诵明新闻报道的初步研究

徐诵明是我国最早的病理学家,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他先后执掌北平大学、西安临时大学、西北联大、同济大学及沈阳医学院,为颇负盛名的中国早期高等教育事业的重要奠基人之一,被誉为“中国大学校长的典范”。依据上海图书馆《中国近代文献资源总库(〈全国报刊索引〉)》数字化文献资源库,以“徐诵明”为检索词进行检索,发现并整理出《大公报》有关徐诵明的新闻报道材料62条,予以数据统计分析,揭示其年度报道规律;并结合《大公报》关于徐诵明的新闻报道材料,对其事行予以内容分析与主题揭示;另从文献学角度,对于如何利用好民国中文报纸文献,及其此类资料挖掘、充分利用的技术方法予以初步探讨。

《大公报》与湖南儿童文学的发生

湖南《大公报》围绕儿童观念、儿童教育、儿童文学以及文言与白话的优劣进行充分讨论,推动本地现代儿童观的形成与白话代文言的语言变革,为湖南儿童文学的发生提供了思想基础与语言条件。《大公报》刊载了大量儿童文学作品:其儿童小说通过描写儿童的苦难生活和校园生活,展现儿童的生活状态和社会现实;其童话则通过拟人手法和白话语体,向儿童介绍科学知识和生活哲理;其儿歌则反映婚嫁风俗、表现童真童趣,语言鲜活,诙谐幽默。《大公报》还引进翻译了王尔德、格林兄弟、安徒生等作家的多篇著名儿童文学作品,不仅丰富了湖南儿童文学的内容,也为本地作家提供了创作的典范。在湖南儿童文学发生期缺乏儿童文学期刊、其他一般报纸很少刊发儿童文学作品的情况下,《大公报》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为湖南儿童文学的发生提供了必要的平台和支持,奠定了湖南儿童文学的格局,为20世纪30年代湖南儿童文学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仪式·记忆·形象:《大公报》《香港文汇报》文艺副刊国庆叙事研究(1997—2022)

国庆节是香港地区重要的法定假日。《大公报》《文汇报》文艺副刊自1997年香港地区回归后,便坚持“爱港者治港”的方针政策,以“私人”与“公共”的互训、历史与现实的勾连、“副文本”与“正文本”的同声共振完成中央政权的合法性建构与权力宣展,共同构成、补充25年来香港地区文学国庆叙事的另一面向。国庆叙事通过仪式共享和文化再造,既强化了地方认同、国族认同、文化认同,为国家建设、主体回归、文化记忆等话语建构提供了有效的资源和载体,也进一步表征了回归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香港地区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呼应大湾区一体化国家战略。

1931年淮河水灾背景下民间报刊评论文章研究——以《申报》《大公报》为例

1931年发生了许多令人难以忘怀的重大事件,这一年被称为“我国民族生活史上最惨痛之一页”,以淮河流域为中心的百年罕见的洪涝灾害即为其中之一。灾民流徙、疾疠扩散、土地荒芜、粮食短缺、匪患猖獗,淮河水灾成为亟需政府以及社会各界关注的问题。民间报刊作为反映社会问题的一面“镜子”,可以为窥探1931年淮河水灾的社会景观提供研究方向。研究发现,《申报》《大公报》作为民间报刊的两大代表,积极承担社会责任,这两大新闻媒体积极关注民生问题,发表淮河水灾与治理的相关评论文章,呼吁社会关注淮河水灾,在推动淮河治理过程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流离与失序:解放战争时期流亡学生的状况——以《大公报》和《中央日报》的报道为中心

解放战争时期,大批北方学生在南京国民政府的欺骗、裹挟之下向南方迁移,形成了流亡学生群体。民营报纸《大公报》与国民党机关报《中央日报》都对流亡学生群体进行了大量报道,《大公报》站在学生的立场上进行报道,为学生发声。《中央日报》作为国民政府的“喉舌”,报道则显得含混、矛盾甚至对学生进行批评。通过对新闻报道的对比分析可以看出当时流亡学生处境的悲惨和南京国民政府的腐败无能。

沪版《大公报》所刊现代作家手迹考释

沪版《大公报》在1948年末至1949年初,依托“作家手迹”专栏,刊登了21位现代作家的手迹影印件局部。这批手迹影印件以手札为主,也包括部分题词。整理并释读这批作家手迹,之于作家生平史料研究、战后文坛现象研究以及现代文献学研究均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香港《大公报》东马砂拉越版文艺副刊内容特征研究(2020—2024)

《大公报》海外版文艺副刊以东马砂拉越版为代表,从游记文学、日常随笔、历史风物、当代文艺四个角度记录了香港地区及内陆地区的文化风貌。游记文学类是对城市形象及历史的建构和表述,日常随笔类是对市民文化的反映和引导,历史风物类是介绍历史文化的科普文章,当代文艺类是香港地区和内陆文化活力的展示窗口。在文化传播和写作上,《大公报》东马砂拉越版体现出注重美学、接轨国际的文化理念,取材上真实可信、贴近民生,处处展现文化细节,新闻性和艺术性相统一,在记录香港地区人的集体记忆、联结海外华人与现代中国、传达对外文化交流的友好意愿等方面意义重大。

1918年大流感在北京的流行及社会应对

通过系统整理18种民国报纸相关史料,探究1918年大流感在北京地区的流行及社会应对情况。记录1918年北京的春夏之交和秋季的两次大流感流行,政府及社会各界民众为防控流感疫情做出了相应的努力:负责公共卫生的京师警察厅购买、发放防疫药品,组织医生研讨疫病,发布、张贴防疫布告,并施行防疫、消毒;地方行政机构通过施诊、施药等措施,周济贫病;以汪仲鹤、郝植梅、杨铸园、马左泉、张月桥等为代表的中医药人,积极投身流感救治工作。中医中药尤其是银翘解毒丸、时疫清瘟丸等中成药的广泛使用,为减轻患者病痛、控制疫病蔓延发挥了重要作用。回顾百年前京城的这场大疫流行及防控,以期能为今后的疫病应对带来启发和借鉴。

论清末警察与直隶、京师等地的社会文化变迁——以《大公报》为中心的探讨

清末警察在直隶、北京等地的社会文化变迁中扮演了复杂的角色。清末警察既是近代社会政治文化变迁的表征,又是近代城市文明的构件,同时也影响并引导着近代城市文明的发展。此外他们还通过开警智、开民智等方式积极投入到清末下层社会的启蒙运动中,对于文化知识的普及和近代文明的扩散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清末直隶、京师等地警政中也存在许多弊端,这些弊端产生的原因包括诸种复杂的内外因素。

以大公之心,发折中之论——《大公报》创始人英敛之新闻思想

《大公报》创始人英敛之在十余年的办报生涯中,撰写了大量政论时评和新闻学文章,提出了许多新闻理论的思想主张。他最早提出报纸具有商业经营和社会责任双重性质,并认为社会责任是主要的,监督政府、向导国民、敢于直言,是报纸的基本职责;他主张,报馆是主持清议、维持公理的地方,记者必须具有清华高贵的品质,不然就没有资格从事这个行业;他认为,新闻法制要以维护言论自由为前提,明了清晰,便于执行,成为舆论监督的坚强后盾,而不是官员用来任意查封报馆的保护伞;他提倡,报纸要更好的达到开民智的目的,就要积极提倡内容健康、语言通俗的白话文。

天津青年会的儿童事业——以《大公报》为中心

儿童是民族的希望、国家的未来。民国时期,不少有识之士认识到要先有健全之儿童,而后才有健全之国民、健全之国家。救亡图存,需从培养健全的儿童入手。传统社会遗留下的儿童教育偏重德育、智育,无法应对国家、民族危机的挑战。而热心从事儿童事业的宗教团体,天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坚持以"德育、智育、体育、群育"塑造健全儿童并作出了许多努力。对此,创刊于20世纪初的《大公报》有着较为详细的报道和评论。天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致力于为儿童谋幸福的实践,一方面直接促进了儿童的健康成长,另一方面也唤起了更多人对儿童事业的关注。该会举办的儿童事业不仅在当时取得了不俗的成绩,而且其塑造健全儿童的理念与实践对后世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