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当东与《大清律例》的英译

本文结合相关史料、语料发现,斯当东翻译《大清律例》的直接原因是对治外法权的追求,深层原因是英国对华政策与斯当东的外交官梦想。他竭力把《大清律例》英译本塑造成能够解密中华文明权威、真实的样本;并充分运用副文本,对包括法律在内的中华文明进行全面评述;他运用自由的译法、运用西方法律术语体系来表述全然不同的中华法系,并把《大清律例》界定为刑法。他的译本极大地影响了西方后来对中国法律的认知以及在华治外法权的攫取。

副文本视域下《大清律例》英译本译者行为研究

中国法律典籍英译之始--小斯当东《大清律例》英译本使西方首次较为全面地认识了中国的法律。译者行为批评视域下,小斯当东多重的角色身份、强烈的意志性、特殊的社会语境等都影响着他的英译行为,使他在译本的显性副文本和隐性副文本中都留下了“意志性”译者行为的痕迹,表现出译者深受“东方主义”影响、在译文中彰显“社会人”译者权利、迎合西方读者阅读与“想象”等行为特征。鉴于此,提出中国法律典籍翻译实践规划,期冀实现中国法律典籍英译“求真”和“务实”的合理与平衡,以促进国家法律翻译能力的提升和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走出去”。

《大清律例》英译：中英文化交流史上的首次直接对话

《大清律例》是从中文直译为英文的第一个全译本,这个译本标志着英国从欧洲大陆文字转译中国文化典籍的历史结束了,中英之间直接的文化对话与交流开始了。此外,还标志着耶稣会士"美化"中国的翻译时代结束了,自此进入了真实地反映中国、甚至是贬低或丑化中国的历史时期。在翻译方面,这个译本呈现出了与以往翻译不同的风貌:不随意删节,不加入译者的思想,更加忠实于原文,翻译进入了尊重作者和原作的时代。在社会价值方面,《大清律例》英译本体现了英国既关注中国的法律,也关注中国的政治体制和民风民俗,为中英之间的法律对比和更加深入地认识中国奠定了基础。

19世纪4部《大清律例》法文译本译者序言

《大清律例》自1810年被英国汉学家及时任英属东印度公司广州特选委员会成员的小斯当东爵士(Sir George Thomas Staunton)译成英文在欧洲出版后,四部法文译本也相继于19世纪问世。1812年,勒努阿尔侯爵率先把小斯当东的英译本转译成法文;1865年,加布里埃尔·奥巴雷中校把当时越南阮朝效仿《大清律例》所撰的《皇越律例》(欧洲人称之为《安南法典》)首次从中文原著译成法文,它是法国在殖民安南初期对安南乃至中国法律的首次窥探;1876年,霍道生上尉重译《安南法典》,该法译本以其译文和内容的完整性而闻名;1891年,来华耶稣会士鲍来思神父基于《大清律例》《大清会典》等书籍编译了一本给传教士用的手册,取名为《大清律例便览》。现把这4部译著的译者序言译成中文,以此展示19世纪法国人眼中的中国传统法律观。为便于读者理解,对文中相关术语、词条及文本考证以脚注形式作补充说明,脚注皆为译者注。

译者惯习视域下小斯当东《大清律例》翻译研究

以译者惯习理论为视角,考察19世纪英国汉学家小斯当东的法律典籍翻译实践,揭示译者惯习对《大清律例》翻译活动的影响。认为译者借翻译法典促进英中两国沟通,本质上是语言惯习作用下的主动诉求。受政治惯习指挥,译者为满足英国殖民扩张与贸易需求,在翻译过程中综合运用删节、改写、解释等策略保证了译本的可读性与准确性。在学术惯习的规约下,译者追求汉学研究的实用性,译本因实用价值高而得到充分认可。

清代“诈欺官私取财”律例中“金融犯罪”类规范的传承与创新

清代律例在诸多内容上表现出了“旧瓶装新酒”的特征。在罪刑体例上,清律几乎完全沿袭了明律体例,而在旧体例的框架下,清律通过修例的方式,逐渐扩大对社会关系的调整领域,并对新的规范秩序有所创设。以“诈欺官私取财”律为例,在明律与早期清律中,本律都是较为传统的财产犯罪;而在清中叶以后的新订条例,突破传统财产犯罪的范畴,进而开始对京师地区的金融经济秩序进行调控,并在旧律例的框架下,初步构建出了一套全新的规范体系,进而影响了后续的社会治理。

试论中国传统民族法制的“多元”与“统一”——以清代为中心

中华法系是由各民族共同缔造的,各族人民都贡献了法律智慧,"多元统一"成为中国传统民族法制的重要特点。清代是中国历史上典型的多民族国家,其民族法制最具有代表性。清代中央政权通过"认可"民族地方原有的法规或者习惯法、"制定"民族地方的特别立法和"变通适用"全国性立法这样几种方式,使得国家的法律秩序呈现出"多元"的色彩,保留并照顾了民族的特点和多样性。然而,"多元"的实质还是立足于"统一",清代法律统一化的趋势随着中央政权的巩固逐步完成,民族地方法律的不足也需要国家统一立法的弥补。解读清代的民族法制可以看出,法律的"多元"与"统一"相辅相成,合则两兴,分则两败。这正是对于我们当今最大的启示。

是文化交流,还是文化霸权?——从《大清律例》首个英译本中的文化误读切入

《大清律例》首个英译本在微观层面的翻译策略和方法上,存在着较多"不忠实"的现象,甚至是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一种"误读"。文化误读有无意性误读和蓄意性误读之分,翻译目的直接决定翻译策略和方法,基于勒菲弗尔翻译操纵理论,文章揭示出小斯当东翻译《大清律例》中的误读是一种蓄意性误读,根本目的在于——服务于英国想要控制中国的政治意识形态和迎合"西方法律文明中心主义"文化霸权的意识形态。小斯当东《大清律例》译本需要重新评价和定位,无论是采取忠实、简化还是改写的翻译策略,这种蓄意性文化误读不过是打着"文化交流"的幌子,实质是意识形态对翻译实施的一种文化霸权和权力操纵。